科技自立自强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机制与路径

新发展格局下,以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端嵌入全球价值链,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本文基于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现状,揭示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机制：依托国内大循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引领性原创性技术、实现数字技术自立自强和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依托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升科技创新国际竞争力、提升国际科技合作水平、融入全球创新链、数字技术赋能提升全球价值链整体效能,促进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端嵌入全球价值链。从吸引全球高级创新要素、强化基础研究突破原创性引领性技术、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数字技术赋能等方面,阐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     

数字产业链助推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效应、机制与路径

产业链现代化是产业链发展的关键主题,数字产业链作为新型产业链形态助推中国的产业链现代化进程。数字产业链打破传统产业链的时空布局限制,通过数据这一生产要素形成有关经济部门的关联网络,是以数字产业为核心的数据供应链、数字企业、拓展的空间链以及数字价值链的有机组合。数字产业链作用于产业链现代化的效应为产业结构效应,同时从安全保障机制、协调机制、对接机制三个方面促进产业链转型升级,依靠技术更迭、大数据与价值链融合、促进绿色全产业链的构建、控制产业链节点风险、均衡收入分配等路径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最后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供政策建议。     

跨国公司通过专利运营控制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的机制研究

从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的定义出发,总结出三者是以价值链为导向,产业链为表现形式,广义供应链为链条实质的关系。基于此结论,通过假设技术信息源分别在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时,分析专利运营是通过管制与创造技术信息供应链来达到控制产业链、重新分配价值链价值的效果。作为国际化分工产物的跨国公司通过专利运营实现管制与创造技术信息供应链达到控制产业链,分配价值链环节价值份额,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最终演化为产业寡头。     

中国制造业的中间品依赖与出口贸易——基于中美贸易摩擦历史背景的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格局中,贸易摩擦所导致的单边技术管制不仅会对一国出口贸易利益形成冲击,还会对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国际经济格局重塑产生重要影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强调推动产业链与供应链多元化.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法测算框架,分析在中美贸易摩擦历史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中间品进口依赖度,评估美国单边技术管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利益及国内产业链的冲击程度.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出口增加值中源自国外增加值部分比例在大幅下降,但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电气设备等行业仍十分依赖国外中间品投入;欧洲、美国和日本是中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度最高的地区,且中国出口中来源于这些地区的国外增加值占比低于流出占比.美国单边技术管制对中国出口的冲击,通过全球价值链体系在国内各行业及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形成差异化的"放大效应"和"吸收效应".     

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实证

数字贸易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全球贸易格局的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为探析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对制造业价值链的提升作用，本文以TIVA(2021)和WIOD(2016)数据为基础，分别运用Koopman法和矩阵运算测算我国2000—2014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和制造业贸易数字化水平。研究发现：在发展初期，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的提升起负向作用，而在中后期则主要起正向促进作用；在对不同等级行业的影响上，数字贸易的发展对低端制造业的全球产业链位势的攀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数字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效应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强。最后，本文针对上述结果从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扶持和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中国制造业稳定性和竞争力评估——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文章基于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从生产端和需求端评估了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GVC收入主要基于国内大循环产生,外部冲击的影响有限,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能够基本保持,并且竞争力稳步提升,但须首要警惕美国政策变动产生的波动,其对中国的影响较大.另外,从产业角度看,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低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因此,稳定国内市场和高技术制造业是当下的首要举措.     

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双重冲击下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与中国对策

2016年以来全球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和2019年底至今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对全球价值链协作造成双重冲击.对此期间相关国家间关税水平和进出口数据变化的分析,以及对各国政府出台的产业政策的比较研究表明,在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冲击下,全球价值链出现重构趋势,一些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将国际政治、国家安全和社会应急考虑置于经济利益考虑之上,积极推动部分产业链回流本国,追求供应链的多元化,加强对本国相关产业的保护.美国出于维护其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地位的考虑,更是企图对中国进行全产业链封锁.面对这些挑战,我国亟需制定新的有针对性的全球价值链战略,积极采取稳链强链补链措施,稳住低端产业、强化中端产业、补齐高端产业,打造完整而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巩固和发展全产业链优势,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巩固亚洲价值链命运共同体;大力发展壮大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价值链;以合作共赢理念处理与美国等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关系,强化全球价值链相互依存度.     

工业互联网加速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

<正>工业互联网作为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连接的枢纽,能够连接生产信息和需求信息,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促进产业生态协同发展,对推动中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面对这一新挑战与新要求,     

创新驱动我国通用航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

当前,我国通用航空制造业发展面临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愈加困难、持续发展动力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随着我国在前沿科技领域加快布局,通用航空制造业应抓住机遇,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跃升。创新驱动我国通用航空制造业转型升级有三条实现路径:一是基于技术路线;二是基于市场路线;三是基于全产业链创新。值得注意的是,三条路径存在较大差异,需综合考量再进行选择。     

数字化投入与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利用WIOD世界投入产出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分析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表现为数字化投入强度越大,行业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心度越高;第二,产业链自主可控通过增强制造业关键链节的控制力和国内供给率从而对数字化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贸易壁垒限制要素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应;第三,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投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为明显,并且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但数字媒体及交易投入的影响有限;第四,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带来的成本降低和资源错配缓解效应是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渠道。研究结论为推进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增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数字经济与国内价值链分工

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提升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对于挖掘国内市场潜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2012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30个省份(市、自治区)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到国内价值链分工参与度及前向、后向参与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促进前向和后向分工协调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技术促进、规模经济和消费升级效应对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地区、上游分工环节以及制造业行业价值链分工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改善区域发展失调、价值链分工上游垄断下游过度竞争以及制造业技术水平不足等情况提供了经验借鉴。     

中国制造业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构建和特征研究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通过构建数字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框架,从路径分解、双向数字关联、国际比较及数字全球价值链联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制造业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综合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数字贸易国家,数字化国内增加值是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主要通过简单参与形式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增长,而发展中国家通过简单和复杂生产活动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经历了由数字化价值输入向数字化价值输出的转变,但相对地位依然较低;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发达经济体,其中美国既是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出口最大的目的地市场,也是制造业数字化进口最大的来源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出口对发达经济体和欧美市场依赖性较强。     

数字赋能、产业链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赋能为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新契机。本文利用2011—2020年中国1075家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数字赋能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创新性地提出产业链整合的逻辑框架和测量方法。研究发现：数字赋能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赋能提升1单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0.26%;数字赋能通过提升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和供应链效率等进行产业链整合,进而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赋能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因企业性质、行业特征、营商环境等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非国有、非高技术类、地区营商环境较好的企业数字赋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更高。本研究有助于增进对数字赋能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解,解释了“索洛悖论”来自于产业链整合的差异性,这为数字赋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数字经济与全球价值链国内链长

数字技术嵌入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方式与空间布局,为企业应对新一轮全球价值链重塑提供了机遇与挑战。为此,文章基于投入产出表与企业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构建全球价值链嵌入长度的衡量指标,并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在其演进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研究发现：（1）2001-2013年,国内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长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且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应的生产链条更长。（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国内企业将原本位于国外的投入侧生产环节内向化,进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参与更多的生产环节。（3）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提升生产率水平和降低外部交易成本两条渠道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长度的扩张。（4）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一般贸易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促进效果更强,且只有当国内上游行业具备较强的中间品供给能力（包括生产能力与研发能力）时,数字经济的促进效果才能有效发挥。文章为我国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机遇,构筑更加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政策启示。     

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 ——以泰州市为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提出,通过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产业链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提升产业链水平、强化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能力、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升级的过程.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两头在外"转向"内循环"阶段,经济发展的重点将是以国内大循环建设为主,而迈向产业链中高端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手段.泰州作为制造业大市,需在新一轮产业分工格局中再定位,将优势环节嵌入全球生产网格,在危机中抢占先机,坚持补短板与锻长板相结合、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并重,聚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打造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链,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高技术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测度、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

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助力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是中共二十大报告的重要议题。采用Super-SBM两阶段DEA模型、Dagumn基尼系数和空间收敛模型,基于价值链视角对我国高技术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高技术数字制造业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收敛特征。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离最优状态还存在差距,东部地区创新效率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区域间和区域内创新效率差异较大,两阶段差异来源呈现出不同特征,并以2016年为界出现较大变化;2016年以后,中部地区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效率均具有σ收敛特征,全国层面具有显著的空间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特征,东部地区的空间绝对收敛特征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结论有助于从价值链视角全面客观了解我国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现状,从而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提高经济质量、避免区域数字“鸿沟”提供参考。     

构建自主可控现代制造业体系面临的挑战、路径与对策

自主可控的现代制造业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现代经济体系的关键，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内在选择。在重新界定自主可控现代制造业体系的概念与特征的基础上，基于统计数据对中国现代制造业体系自主可控水平的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第一，相较于部分发达国家，中国在全球分工中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环节，导致制造业整体技术自主水平较低；第二，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自主可控水平较高，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安全；第三，高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部分资源密集型行业对外依存度较高，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产业链供应链断链的风险；第四，中国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制造业体系面临着低成本优势丧失、创新尚未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大国竞争、逆全球化、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及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内部和外部双重因素叠加带来的严峻挑战。在新发展阶段，中国构建自主可控现代制造业体系的实践路径应以科技自主为核心、安全可控为关键、数字化转型为抓手。     

新发展格局下加强供应链韧性治理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是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加强供应链韧性治理是构建安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途径。供应链韧性具备系统集成性特征，企业为统筹经济效率与安全的双重目标，需要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与合作伙伴加强协同合作，强化事前、事中和事后治理过程中的预测、响应、抵抗、恢复和学习能力，从而提升供应链韧性治理水平。当前，我国面临严峻的内外部经济形势，进一步加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治理，提升企业与产业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能力，有利于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不同投入来源制造业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系统分析制造业数字化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9年全球42个经济体制造业面板数据,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源自国内的制造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源自国外的制造业数字化会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国内数字化投入可以通过效率提升效应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因此,建议全方位推进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大研发力度、突破技术瓶颈和障碍,加强人才尤其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重视产业数字化来源的影响,充分发挥源自国内的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逐步降低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对国际数字产业资源的依赖,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效率。研究结论对中国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制造强国目标具有借鉴意义。     

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我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旋律、国际分工体系的底层逻辑、政策制定的目标函数发生了深刻变化，叠加世纪疫情及长期积累的全球化负面影响，导致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呈现停滞化、区域化、服务化、绿色化趋势。全球价值链重构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塑造绿色开放竞争优势、打开东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大门带来了重要机遇，但同时也增加了我国对外开放难度。为推动我国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应从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高质量共建区域价值链、推动多双边贸易合作、优化外资营商环境、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等多方面着手，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化危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