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数据，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影响，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主要源自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在东、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型行业与民营企业中的作用更明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交易成本降低机制”和“融资约束缓解机制”，间接影响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生产率的代际效应和年龄效应

本文利用1998年到200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从企业代际和年龄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变动，得到三个基本发现：（1）新进入企业总是能够将当时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组织制度“物化”在企业的物质和组织资本中，存续企业也能通过“干中学”而提升其生产效率；而且只有在改革开始以后成立的企业才显现出显著的日益上升的代际优势；（2）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代际和年龄优势并没有相应反映在外资企业上，外资企业的代际优势几乎没有，正年龄效应在第6年后也几乎消失；（3）尽管国有企业平均来看较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生产率低，但在1988年之后新成立的国有企业日益增加的代际优势，表现出了明显的“追赶”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驱动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识别

当前，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制造业企业逐渐显现出“脱实向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较为明显。本文使用2009—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本文基于现金持有、实物期权和委托代理理论，进一步识别了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程度；（2）融资约束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3）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客户集中度、银行监督程度均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正向影响。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本文在考虑所有制和规模异质性、政府补助的影响后，其主要结论仍然稳健。本文针对监管部门政策实施、流动性支持、资金流向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北京现代制造业基地优化发展的对策思考

近年来，北京市制造业基地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尚存一些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应对策．即：明确区域分工和产业规划的定位,加强产业布局的指导；抓住制造业在全球配置资源的有利时机，通过吸引海外高端人才、示范模仿、合作开发与培训等方式，充分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溢出效应”．推进国产化进程；完善产业链，建造“现代制造业生物圈”，用创新制度，保障“航母”企业对地区和城市经济的强力推进作用，提高国际竞争力等。     

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减排

本文通过整合1998—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环境统计数据库两大微观数据库，并将其与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得到的制造业服务化数据进行合并，实证研究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这一结果在多方面的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显著成立。制造业服务化一方面通过优化企业的能源利用结构即降低煤炭能源依赖、提高清洁能源使用，发挥减排效应；另一方面通过显著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提升管理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强度。此外，外资企业和高能耗企业更能通过制造业服务化实现减排效果，国内上游服务市场的质量提升和成本下降也会显著降低下游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本文研究对加快我国工业企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在改革中强化管理,认真作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这篇大文章

江泽民同志在最近指出：“全国上下都要用很大的注意力作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这篇大文章，促进整个经济的良性循环。”在改革中强化管理，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的主要任务。一、目前企业管理存在的问题当前，多数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多数企业尚未根本摆脱粗放式经营的模式。近几年来，企业管理的某些方面有所加强，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1）产品质量不高；（2）消耗高、资源浪费严重；（3）经济结构不合理、从企业组织结构看，不少企业搞“…     

中国工业资金的“逆向”流动和企业融资政策导向

中国工业资金的“逆向”流动和企业融资政策导向殷醒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一、工业资金的“逆向”流动一般说来，制造业发展在各国工业化过程中有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资金逐渐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部门流动；二是资金向制造...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加成率：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构建了包含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在内的企业生产决策模型，使用2014—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加成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高企业生产率提升制造业企业加成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加成率具有非对称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主要提升了非国有、东部及中部地区、成长期及成熟期制造业企业的加成率；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强化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促进作用。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中国应积极推动数字服务贸易体制改革和创新发展，以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在奋力实现制造业总量跨越的同时，力求“质效提升”。     

“两化融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价值链的视角

已有文献在研究“两化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时，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企业活动通过价值链衔接而成，信息技术或产品会渗透到不同的价值链环节；二是，企业创新活动具有多样性，在不同价值链环节的创新形式具有差异性。基于此，文章利用2012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所做的营商环境调查，从企业价值链视角，考察了“两化融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环节与信息化的融合提高了企业产品创新投入的倾向，生产制造环节与信息化的融合提高了企业流程创新投入的倾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企业“两化融合”整体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加企业的新产品产值，有助于企业实现经济效益。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关于“两化融合”与企业创新的认识，而且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文章选取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一结论在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等路径驱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第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当企业是国企和制造业企业时，影响显著；且在中小城市及传统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能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成为世界制造强国对策研究

从中国制造业的实际出发，分析我国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若干优势和几点不足，重点就我国如何由世界制造大国成为世界制造强国问题进行分析并从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推进制造业信息化；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对策。     

制造业数字化、数字贸易壁垒与出口企业影响力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重塑出口竞争优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路径。本文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考察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出口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制造业数字化总体上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但其提升机制随企业的出口产品性质而有所不同。对于同质化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数字化能显著降低其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从而获得价格优势；对于异质化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数字化有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和产品定价，从而扩大质量优势。数字化推动企业调整其产品布局，生产更多异质化产品。(2)数字化与数字贸易壁垒之间的交互作用是限制制造业出口企业市场势力提升的结构性因素，行业数字化水平越高，数字贸易壁垒对企业市场势力的抑制效应就越强，且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管理成本和冰山成本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3)从市场结构看，制造业数字化提高了存续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扩大了高盈利能力企业的市场份额，促进了低竞争力企业的有效退出，推动制造业市场整合和集中，但并没有改善出口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本文对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破解出口企业的“低加成率”难题具有启发意义。     

克服短期行为管见

当前在深化企业内部改革的浪潮中,建立厂长对企业中“双文明”,建设全面负责的新体制,是企业实现现代化科学管理的客观要求,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企业中的体现。目前实行厂长负责制的企业有些搞的较好,试行的结果是成功的,但也还存在着不少弊病,主要是存在短期行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落实厂长负责制,必须克服当前实行厂长负责制中所暴露的短期行为。     

“互联网+”、要素配置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打破了制造业发展的时空约束,优化了要素配置,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2012年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互联网+制造”对其发展质量的影响。在以研发投入、新产品销售比重以及销售利润率等三个维度表示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实证检验中,研究发现：互联网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互联网通过改善制造业资本要素配置效率和劳动要素配置效率,从而推动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互联网与制造业“生产、销售、研发”等各环节融合均有助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互联网+研发”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效应最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推动“互联网+制造”、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基于价值增值视角的研究

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为中国出口贸易“爆炸式”增长提供了先决条件,但学术界关于数字化转型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研究仍留有空白。文章采用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了变量内生性、替代性指标和样本异常值后,计量结果依然稳健;（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企业质量生产能力、生产效率等途径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促进效果强于非国有企业;对东部地区企业提升大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区分数字要素类型发现,数字化基础设备与数字化信息服务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促进效应,而电信活动则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倒“U”型影响。     

论企业运行中短期行为的合理因素

自从“行为”一词引入企业,企业行为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议论。迄今为止,有关企业改革,企业运行中的企业行为问题的探讨,争论,大都将“攻击”的焦点,集中于企业的短期行为,其源盖出于对短期行为涵义的曲解和对其积极、合理“内核”的否定,其结果,不仅不利于企业不正当行为的矫正,而且无法从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出发,提出正确的企业行为模式。     

政府补助与制造业企业创新:基于“量”与“质”的视角

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量”与“质”的视角分析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数量和企业创新质量均呈U型关系，当政府补助规模超过U型转折点后，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增量提质；政府补助与创新数量的U型关系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衰退期、成长期、成熟期企业中成立，政府补助与创新质量的U型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衰退期和成熟期企业中成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使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质量的U型曲线更加陡峭，U型转折点左移。这对于提高政府补助规模、优化政府补助结构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启示意义。     

当前深化企业改革的理论思路

一、紧缩中企业困境及对策选择 紧缩以来,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效是显著的,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负效应。有些同志将目前企业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为“五难”;环境不佳经营难,负担沉重承受难,债务拖欠资金难,企业权少自主难,后劲不足发展难,也有些同志认为,“紧缩”加剧了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短期行为,不利于理顺企业与国家之间,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职工与干部之间的关系。     

通向可持续发展之路：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异地合作创新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企业生产和创新模式将产生巨大影响。文章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全国制造业企业中推行的“两化”融合试点工作为背景,通过匹配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与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数字化转型的异地合作创新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相较于未进行“两化”融合的制造业企业,试点企业的异地联合申请专利数量明显增加。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异地合作创新的影响效应在边缘城市、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研发背景高管占比较高以及国有企业组别中更加明显；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压缩时空距离和流程再造两个方面影响企业异地合作创新；扩展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合作创新效应对不同类型的专利申请活动都存在正面影响；同时,数字化转型能有效促进异地不同知识背景的主体相互合作,有效发挥了知识匹配效应。基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积极把握企业数字化转型机遇,加强数字化场景建设,降低企业合作成本促进企业合作创新等政策建议。     

房产限购政策是否抑制了僵尸企业形成——基于双重差分研究设计

防范僵尸企业形成和处置现有僵尸企业对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07—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我国部分城市颁布的房产限购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其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研究表明：房产限购政策有效地抑制了僵尸企业形成，在实施严格限购的城市这一效应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房产限购政策通过改善制造业企业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抑制了僵尸企业形成；房产限购政策加速了僵尸企业退出市场，有利于对现有僵尸企业的妥善处置。该结论为引导企业“脱虚入实”,抑制僵尸企业形成，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