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地区就业的影响——基于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视角

文章采用2002—2013年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构建技术进步综合指数并基于技术进步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对就业先起促进作用,当环境规制强度到达临界值后对就业有抑制作用,即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2)目前长三角15个城市的环境规制水平全部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此时增加环境规制强度能促进就业;(3)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促进就业。     

环境规制、政治关联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以2010—2012年沪市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规制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性,并进一步探讨政治关联对环境规制实施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总体偏低,行业、地区差异显著;环境规制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且因产权性质而异,其中,环境规制与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呈“U”型关系,民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呈倒“U”型关系;政治关联会对环境规制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相比于一般民营企业,高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环境规制的敏感性更强（倒“U”型曲线更陡峭）、容忍度更弱（倒“U”型曲线更早出现拐点）。     

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适用于中国现阶段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中国能否创造出类似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污染投入规制弹性比较环境规制对就业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进行理论分析,并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呈U型关系,即跨过了U型曲线的拐点就可以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现阶段,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东、中、西地区则分别处于拐点的右侧、附近、左侧。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会使U型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即可以在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下越过拐点并在同等环境规制强度下达到更高的就业水平。因此,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且分地区实施差异性环境政策对于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会影响公司的税负吗?北大核心CSSCI

环境规制对公司税负具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本文以2009—2014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公司税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公司整体税负、所得税税负与增值税税负均显著下降。区分所有权性质、公司规模、是否为重污染公司和地区税收征管强度的进一步检验发现,环境规制使得国有公司整体税负的降幅显著低于非国有公司,大规模公司整体税负降幅显著高于小规模公司,重污染行业公司整体税负比非重污染行业公司下降更多,以及税收征管强度高的公司整体税负降幅低于税收征管强度低的公司。环境规制引发的公司整体税负降低显著提升了公司价值。本文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经济后果文献,同时拓展了公司税负的影响因素研究。     

异质型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化工行业集聚的研究

探索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化工行业集聚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化工行业协同化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环境规制的不断完善。在测算中国30个省区市异质型环境规制强度和化工行业集聚度的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探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及子行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存在差异，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呈“U”型；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行业各自特点不同，因此，同一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不同化工子行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同一类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具有时间和空间异质性。从时间节点来看，行政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影响的“U”型曲线拐点在经济新常态后较之前相比均向左移动，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的负向影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的行政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集聚的影响为“U”型，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为倒“U”型。     

环境规制会影响污染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吗?——基于中国面板数据和贸易引力模型的分析

本文使用2002—2010年面板数据,在扩展的引力模型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向量分解估计方法(FEVD),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我国五类污染密集型商品出口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结果发现,严格的内生环境规制可以显著提升五类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出口比较优势;但用环境规制强度(ERS)和CO2排放强度分别测量的外生环境规制对五类污染密集型行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不完全一致,同时外生环境规制二次项显示,外生环境规制对造纸和纸制品业以及化学原料和制品加工业这两个行业商品出口的影响呈U型,而对其余三个污染密集型行业,外生环境规制对其商品出口的影响为倒U型,与前两个行业相反。因此,从长期来看,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会降低本国污染密集型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担忧是不必要的,相反,适度地提高环境规制水平有利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形成。     

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3-2013年中国19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就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且样本期内处于曲线拐点的左侧,环境规制有利于就业规模扩大.环境规制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呈正U型,由于处于曲线拐点的右侧,环境规制能促进就业结构调整.因此,提高环境规制实施强度,同时做好环境规制抑制就业规模的应对政策储备,有利于实现环境规制和就业的双重红利.     

中国制造业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阶段性差异与行业异质性研究

首先,将技术创新划分为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两阶段,应用CES生产函数分阶段推导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数理关系。其次,根据污染排放强度将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重度污染型、中度污染型及轻度污染型3种类型,以2003-2012年行业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分阶段分行业的计量回归模型进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数理推导证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在数理上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实证检验发现：①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研发专利成果和技术转化新产品生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波特假说在制造业整体上得到验证;②环境规制对中度污染行业、轻度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重度污染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波特假说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最后,针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阶段性和行业异质性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按照污染强度不同,本文将中国16个制造业部门划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三大类,就环境规制对三类企业1996～2010年出口贸易竞争力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检验,并力图从促进出口贸易竞争力的角度找出不同产业最优规制水平的拐点.研究结果显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与三者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关系均呈“U”形,相对于重度、中度污染产业而言,轻度污染产业能够更早突破“U”形拐点,而且目前大多数制造业尚处于各自拐点的左侧.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有重要影响,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当面临环境规制时,企业要么就地创新以实现环保达标符合规制要求,要么异地转移以规避当地的环境规制。结合“波特假说”及“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会削弱“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而过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则相反;“波特假说”存在滞后特征,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他省份加权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对中、西部省份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