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耦合协调性研究

为探究西北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3个子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以2005—2019年西北五省区作为研究对象,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研究了各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及作用机理、五省区的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西北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耦合协调性的综合评价指数在研究期内呈上升趋势,总体上向更好的状态转变,经济发展子系统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子系统在研究期内综合评价指数上升明显均大于资源环境承载力子系统,系统耦合度处于较高水平;耦合协调度表现出平稳上升的趋势,耦合协调类型完成了从濒临失调向中级耦合转变;未来西北地区应当树立持续发展理念,提升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各子系统协调发展。     

山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时空差异分析

引导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以山西省为研究区域,运用综合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对2008-2017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状况及相对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山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均呈波动上升趋势,2015年之后快速发展,相对发展水平经历了同步发展—生态环境滞后—新型城镇化滞后的过程,在近期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是重点;山西省两系统耦合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耦合协调类型从濒临失调转变为协调发展,11个地级市整体状况良好,均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其中太原市和阳泉市实现同步发展,其余九市新型城镇化指数偏低。     

区域经济、旅游、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新疆为例

在区域经济—旅游—生态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综合发展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函数,对新疆协调发展进行评价。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新疆经济子系统和旅游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旅游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波动较大;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呈下降趋势,2009年后,下降速度加快。经济—旅游—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关系从低水平耦合期到中度耦合期再回到低水平耦合期,系统协调发展的程度处于中低水平,耦合协调类型由经济发展超前型演变为旅游发展超前型,经济和旅游发展超出生态系统的承载阈值,环境破坏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     

乌鲁木齐市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的协调性评价及预测

分析城镇化与耕地耦合协调性，并预测未来发展情况，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提供相关决策参考。以乌鲁木齐市为研究对象，基于2008—2019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从城镇化和耕地保护2个方面选择5项指标，采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间的权重，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区域城镇化和耕地保护的耦合协调性，选用GM (1,1)灰色系统模型预测探讨2025年耦合协调性发展情况。结果表明，（1）2008—2019年期间，乌鲁木齐市城镇化指数呈递增趋势，耕地保护指数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城镇化和耕地保护耦合协调度相对来说较低，最好时协调性值为0.3，处于中度失调类型。（2）预测2025年，乌鲁木齐市城镇化指数将达到0.97，耕地保护指数为0.08，城镇化和耕地保护耦合协调度为0.54，达到勉强协调类型。构建城镇化与耕地协调发展机制，建立健全耕地保护与监管机制，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确保粮食安全。     

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实证分析

农业现代化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基础和条件,新型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完善宁夏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政策体系并推进两大系统协调发展,在已有研究成果及民族地区实际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指标体系,选取2000-2014年基础数据并应用改进的熵值法、综合指数、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等模型分析了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关系。结果表明,2000-2014年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总体发展水平均处于不断上升的发展态势,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始终优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属于新型城镇化滞后型;耦合度C呈现波动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耦合度值分别为0.49493、0.47909、0.48204、0.47009;耦合协调度由0.24485上升到0.50704,上升趋势明显。从耦合协调度类型来看,分为两种类型,2000-2013年总体处于失调阶段,其中包含中度失调、低度失调、濒临失调三个阶段;2014年,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才步入勉强协调阶段,但距离高度协调甚至极度协调仍存在较大差距,说明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匹配程度偏低,要实现两大系统协调发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以四川省南充市为例

［目的］通过以丘陵城市为研究对象，建立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关联指标体系，评价四川省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方法］运用熵权综合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分析、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方法，分析2007—2016 年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运用GeoDa软件计算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特征。［结果］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并不协调，呈“高耦合，低协调”状态； 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偏低、发展缓慢；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不一致，呈“反向”分布态势； 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较弱，各县域单元临近区域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差异性，没有显著的空间关联。［结论］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水平低，发展慢，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关联性弱。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应充分发挥丘陵地形优势，提升乡村品质发展丘陵沟谷乡村游； 发展河谷江滩乡村游构建养生养老体系； 延续丘陵文脉，优化乡村空间发展格局。     

城乡发展系统耦合协调的效率漏损及时空分异研究——以四川省21市(州)数据为例

“要素-结构-功能”是城乡发展系统的重要认知维度,城乡协调发展具有三维度驱动力和正向或负向反馈的耦合效应。基于对城乡发展系统三维度耦合协调识别和实现机制的探讨,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MoraY I指数等方法,以四川省2012?2017年市(州)级面板数据为例,实证研究城乡发展系统耦合协调的多维度效率漏损及时序变化和空间集聚特征等。研究表明:近年来四川省城乡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缓慢增长态势,但不同地区城乡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层面的单维度或多维度效率漏损;全省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优化布局特征愈加明显,但城乡发展耦合协调的空间关联性逐渐减弱,地区间由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差异等导致的区域和城乡间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     

重庆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通过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协调发展关系进行研究,从区域差异角度进行分析,旨在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文章运用锡尔指数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并运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从两者的目标效益出发,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经济的空间协调关系进行探讨。[结果]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其中城市发展新区的潼南、合川、永川、江津、纂江、涪陵以及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开州和万州等区县属于农业经济高水平区域;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来看,都市功能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大部分区县属于较高水平及以上,而渝东北和渝东南除万州区和黔江区外,均处于较低水平以下。[结论]区域间差异对重庆市农业经济的总体差异影响较大,是全市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各功能区间的要素流动、交通改善、区域合作等原因促使其区域内差异的缩小,而区域间的地理条件、经济水平、资源禀赋的差异依然是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发展各功能区的特色农业经济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剂,可有效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重庆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还未达到高水平耦合阶段,但其协调程度在不断提升;基于区域差异来源分析,重庆市应结合各功能区的区域特色和功能定位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经济。     

乡村振兴背景下内蒙古农业绿色发展评价及耦合协调分析

目的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构建内蒙古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发展水平及系统内部耦合协调现状进行分析,以期为该区域农业绿色发展提供科学参考。方法 文章将农村发展纳入农业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中,然后基于2015—2021年内蒙古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法和加权综合评价指数法测算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同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农业绿色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结果 （1）2015—2021年内蒙古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子系统变化波动性较大,其中的上升因素主要源于资源环境和农村发展两子系统;绿色生产和资源利用两子系统波动性较大。从区域发展特征来看,蒙中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最高,增长趋势稳定;蒙西增长趋势不明显;蒙东发展水平最低,波动性最大,增长速度也最大。各盟市中以乌海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呼伦贝尔市农业绿色发展较好,乌兰察布市、阿拉善盟发展水平较差。（2）内蒙古农业绿色发展内部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但耦合协调水平尚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从耦合协调度来看,包头市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最好,其次是呼和浩特市,阿拉善盟协调度最差;从提升速度来看,呼伦贝尔市耦合协调度增长最快,其次是赤峰市和兴安盟,巴彦淖尔市提升最慢。结论 内蒙古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日益提升,农业绿色发展内部耦合协调度呈增长态势,但耦合协调水平尚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差异性较大,区域间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差距逐年拉大,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突出,应因地制宜制定相应发展政策和措施。     

宁波健康城市建设与城市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评价*——基于健康中国视角下

［目的］科学测度和评价健康城市建设与城市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推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美丽、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方法］通过均方差决策法和线性加权法测度两者的综合得分,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果］（1）2006—2016年宁波市城市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不断提升阶段,而健康城市发展水平在经历初期的波动后也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 （2）宁波城市化发展与健康城市建设经历了从不协调期向转型期发展过渡的演化过程,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D值从2006年的0217增加到2016年的0722,并呈现由严重不协调期→基本不协调期拮抗阶段→基本协调磨合阶段,但还没有迎来高级协调的发展。［结论］未来,随着宁波新型城镇化和健康城市试点的持续推进,需不断提升城市健康环境水平、丰富健康城市建设内涵、注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切实保障城市化发展与健康城市的协调发展。     

河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性分析

[目的]探究近年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将为今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统筹发展相关政策的提出提供理论参考,将有利于不断推动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方法]通过构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基于熵值法对2007—2016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格局演变分析,并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1)2007—2016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均呈递增趋势,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速度总体快于乡村振兴,且区域差异较为显著。其中2016年郑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分值为0.862,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南阳市和商丘市的评价分值较低,分别为0.230和0.223。鹤壁市和郑州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高于其他地区,分别为0.566和0.517。平顶山市的评价分值最低,仅为0.346。(2)2007—2016年各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明显的递增趋势,其中郑州市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其他各市不断向更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过渡。[结论]河南省大部分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上落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今后应针对地区优势,不断优化乡村建设规划,加快乡村振兴发展进程,统筹城乡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向更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过渡。     

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协调发展评价研究——以黑龙江农垦为例

本文通过建立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协调度模型,测算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中各子系统的发展指数及系统间协调发展度,进而判断其总体是否协调发展。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大系统的协调发展与其子系统的协调发展相互依赖,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息化之间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时空差异研究

江西大部位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属于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研究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对中部乃至全国都有着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构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Arcgis自然断裂法等,对江西省11个地级市2014-2017年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协调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江西省各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均已进入勉强协调阶段,基本消除失调发展地区、无优质协调发展地区;发展存在空间异质性,总体呈现出“赣北>赣中>赣南”的空间分布特点;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升但总体偏低,且大多数城市属于新型城镇化滞后于农业现代化的情况。     

安徽省农业生态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农业生态是实现农业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构建农业生态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对其进行定量分析,探讨其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以期促进农业、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方法]文章以安徽省为例,在评价农业生态和城镇化指标系统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研究。[结果]1997~2016年安徽省农业生态与城镇化评价系数及耦合系数均处于上升趋势,协调度从失调逐渐发展到协调。其中2009年前城镇化的评价指数高于农业生态评价指数,2009年开始农业生态评价指数高于城镇化评价指数;耦合系数自2011年后处于磨合阶段,同时协调度也从失调等级转为协调等级。[结论]1997~2016年安徽省农业生态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态良好,但仍未达到最优状态。研究结果对发展安徽省农业、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也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     

黄土丘陵沟壑区城乡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受区域条件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制约，黄土丘陵沟壑区城乡发展滞后。新时期，亟待厘清区域城乡关系现状，为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依据。方法 文章以黄土丘陵沟壑区57个区县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县域城镇化和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探讨2000—2015年区域城乡发展的协调状况，结合相关分析探析“城”和“乡”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结果 （1）区域城乡发展失衡，“城进村衰”问题加重。乡村人口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资源系统虽略有发展，但环境系统有一定程度衰退，而城镇化水平在各方面均取得较大发展。（2）区域城乡互动关系已趋稳定，城乡耦合模式以“中—中—高”、“中—低—高”为主。城乡发展协调水平总体较低，以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为主。2000—2015年，区域城乡发展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缩小。（3）城镇化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起主导作用，而乡村的作用较弱。结论 乡村发展滞后是制约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发挥乡村资源优势、加强乡村环境治理、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将有助于提高乡村发展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该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城乡关系现状，为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陕西省人口—空间—经济—社会城市化耦合协调分析

城市化是一个涉及到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等诸方面结构转换的复杂运行系统,其内部结构的耦合协调程度关系到城市的良性发展及其城市化质量的提升。为此,以陕西省10个地级市为例,从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四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标体系,再结合耦合协调评价模型,对陕西各地市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城市化发展水平和相互间的耦合协调状态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从城市化来看,陕西省城市化水平总体偏低,呈现以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为主导的发展态势;从耦合协调度来看,全省总体处于中度耦合协调水平;除省会城市西安人口—空间—经济—社会城市化协调状态良好隶属高度耦合协调类型外,其余地市内部城市化协调状态欠佳,属于中度或低度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因此,今后陕西省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要注意合理引导,注重各地市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化内部的协调发展,以全面提升城市化发展质量。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都匀市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增长协调性研究

[目的]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分析都匀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探究如何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更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法]以贵州省第一批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都匀市为研究区,从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两个系统入手,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都匀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进行了测算。[结果] 2009—2016年都匀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协调度等级由轻度失调上升到初级协调状态;协调发展类型由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型变为土地利用滞后型。[结论]都匀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总体协调发展度水平仍旧较低,且土地利用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都匀市今后发展,建议制定合理的土地利用开发利用规划,加大对建设用地挖潜的力度,同时注重耕地保护。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定量评估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期为该省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选择2012—2021年陕西省的相关指标数据,采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ArcGIS软件和GeoDa软件对两者空间差异和耦合发展时序变化进行分析。结果 （1）2012—2021年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趋向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空间差异变化不大;（2）各区域内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发展不均衡性得到改善,在空间上表现为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3）随着各地区水平提升的不同,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距加大,个别城市存在明显的单系统发展滞后问题,陕南地区受区域高水平城市带动效应不强。结论 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正处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阶段,两者发展趋势呈正相关,未来需加强区域间合作,突破区位限制,推动陕西省向多元化驱动的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结合与高质量发展。     

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机制

[目的]定量评估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机制,对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方法]文章采用熵权与变异系数综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相对发展度、ESDA分析2009—2019年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在此基础上借助地理探测器进一步分析导致空间异质性的驱动因子。[结果]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增速明显,协调水平不断优化,从2009年拮抗、磨合发展阶段,到2019年多数地区达到初步协调发展阶段;西部内部协调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和“两极化”特征,具有“俱乐部趋同”现象;相对于单因子驱动,双因子的交互作用解释能力更强。[结论]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变化明显;内部地区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基础设施“硬件”上多下功夫的同时,构建“多组合”发展策略有助于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     

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耦合关系及时序特征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目的]新型城镇化引致都市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都市农业发展倒逼新型城镇化协同高效推进;探究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的耦合互动关系,对加快推动两系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2006—2017年武汉市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测度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的耦合关系。[结果](1)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总体发展水平均呈上升态势,耦合关系显著;(2)两者耦合度C值在0.490左右变化浮动,2008年和2013年耦合度出现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为0.475和0.500;(3)耦合协调度D值处在0.290～0.627,耦合协调等级从中度失调转变为初级协调阶段,且时序演变呈现出小幅波动性、差异性和阶段性特征。[结论]武汉市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程度处于不断完善中,时序特征变化明显。为此,武汉市应坚持贯彻实施"以人为本"及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以打造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升级版,强化政策扶持的支持力度以保障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耦合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