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金融化、高管背景与企业创新投资

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研发背景和政治关联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上市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这种效应存在异质性;第二,高管研发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该作用在弱融资约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第三,高管政治关联会加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这种负面影响在强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避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技术市场发展、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质量

以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和机制,重点关注技术市场发展对上述影响效应和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具有负向影响效应,技术市场发展能够强化这一影响效应,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加显著,融资约束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有效机制;技术市场发展的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影响机制的前半路径,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较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在产品市场竞争、是否为家族企业和银企关系方面存在异质性,当产品市场竞争更激烈、银企关系较差和企业为非家族企业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市场竞争视角下的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挤出

以我国2009—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重点对市场竞争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实体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显著挤出了企业创新,而市场竞争在其中起到了正面的调节作用。随着竞争程度的提高,金融化对创新的挤出作用逐渐减弱,但随着竞争程度超过适度竞争情形,金融化对创新的挤出作用逐渐增强,亦即相较于高竞争和高垄断情形,适度的市场竞争能够更好地减弱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挤出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竞争或高垄断情形均会加剧企业的金融逐利动机,从而使得金融化更显著地挤出创新。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挤出作用在国有企业、低盈利企业和低成长企业中更强,而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则更明显地出现在非国有企业、高盈利企业和高成长企业。研究为从市场竞争角度治理实体企业的脱实向虚问题提供了政策思路。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企业主业发展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投资收益相对较高的背景下,实体经济出现金融化趋势,甚至已经影响其主业发展,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非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主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机制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可以通过资本支出影响企业主业发展,过度融资调节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资本支出的影响。门槛模型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存在债务担保能力的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国有非金融企业、小规模非金融企业和行业竞争程度高的非金融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验证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有效提升企业主业发展的适度边界,为防范非金融企业过度金融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提供了微观证据。     

分析师关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颐和园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园林设计哲学和东方 文化形式的缩影,作为皇家宫苑的典型案例,对诠释传统相度 文化具有代表性意义。以颐和园万寿山山形、昆明湖水势及前 山庭院布局为例,采用历史文献(图像)分析方法,即通过光 绪朝文字史料与园林图景的比对,重点关注山水庭院中的图景 相称,并提取其中所反映的图像符号,解读空间布局的深层文 化内涵。通过探讨相度文化对皇家园林的影响,建构山水庭院 图解基本模式,从而审视中国传统造园思想体系中天地人“三 才”的相互关系,为古典园林研究与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金融周期、企业金融化与投资风险——基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

金融周期中金融变量的波动会对市场主体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而目前中国实体企业的金融化作为备受各界关注的现象,是否也会受金融周期波动的作用?本文基于2011年至2020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周期与企业金融化水平和企业金融投资风险的关系,并得到了如下结论：企业的金融投资活动与基于广义信贷的金融周期具有同方向性,而企业利用金融周期扩张贮存流动性是企业金融化的重要动因;金融投资风险占企业总风险的比重也会随着金融周期的扩张而上升,而金融周期扩张对企业金融化的加速效应是其重要原因,即金融扩张带来的市场风险也会传导至企业,企业金融投资活动是这种金融风险的重要传导媒介。     

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过度金融化： 资本逐利抑或环境治理

中央环保督察是近年来我国环保领域采取的重要改革措施,不仅有利于提高环境治理效力,而且也会对微观企业的资源配置决策产生影响。基于2012—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投资进而会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高、高管无公职经历的企业以及处在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更强。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提升了企业绩效。研究结论探析了宏观环境政策对微观企业资源配置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对实现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高管激励、金融化与企业未来主业发展

近年来,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拥有对企业资源的支配权,包括做出金融类投资和支持主业发展的决策,进而影响企业未来发展。鉴于此,文章选取2010-2018年中国A股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样本,从企业微观层面,基于高管的角度,考察高管激励、金融化与企业未来主业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化对企业未来主业发展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高管薪酬激励对金融化与企业未来主业发展之间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而高管股权激励对金融化与企业未来主业发展之间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     

金融发展、投资效率与公司业绩

本文基于1999-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和业绩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相对于政治关联的企业,金融发展改善融资约束之功效在非政治关联企业中更为显著。我们对事后企业绩效增长的考察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公司业绩增长对投资规模的依赖,其作用机制在于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代理成本的降低均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以上实证结果为金融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微观证据。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这一热点问题,本文以2009～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就业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降低了实物资本投资,并且实物资本投资水平的下降是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就业的部分中介因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在国有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大。本文的研究为金融化影响就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对政府部门完善稳定就业的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后的财务绩效分析 ——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7—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分析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对其自身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进行金融化投资后,企业财务绩效表现变差;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而言,其金融化投资水平越高,企业的财务绩效表现越差;无论是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的实体企业,其金融化投资均与财务绩效显著负相关,而投资效率高的企业可以缓解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带来的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差分GMM和系统GMM模型对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检验,发现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依旧显著.为了确保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改变了金融化测算方法,继续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水平与财务绩效进行回归,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参数异质性、经济趋同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本文首次采用分量回归方法来研究中国城市间经济的趋同方式。已有文献研究大都采用条件均值回归的实证方法,无法从本质上揭示不同地区本身存在的异质性而导致的增长方式的差别,本文利用中国1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先采用OLS方法,然后采用Koenker和Hallock(2001)发展的条件分量回归的方法,对城市之间的经济趋同方式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与OLS方法不同,我们发现参数异质性的证据,表明不同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差异。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存在条件收敛,但分量回归的结论不支持这个预测。我们发现条件收敛不是普遍现象,增长率分布处于低分位点的地区存在条件收敛特点,但对于增长率分布处于高分位点的地区而言,结论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对于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非常重要。     

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

当今世界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提供了一个金融理论创新的契机.若对这些危机深究的话,根源在实体经济.但是,很多危机的形式和过程与实体经济基本上是脱离的.     

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区域技术深化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本文构建了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区域技术深化的实证研究框架,以面板协整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空间误差修正模型(SpECM)和面板动态最小二乘回归(DOLS)实证检验了中国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的区域创新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具有显著的研发创新效应,但区域差异显著,西部地区省份相对滞后,分产业的金融发展效率的区域创新效应也与中、东部省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空间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说明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以金融发展促进中西部省份服务业的产业技术升级显得尤为重要;加强区际及国际贸易联系、促进省份层面技术引进与研发创新、共享技术空间溢出效应是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营商环境、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当前中国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发展目标,如何实现信贷资源配置向技术创新转移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对营商环境影响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07-2017年1 660家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优化营商环境可以提升金融发展对创新项目的资本配置总量和效率,进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同时,基于产权异质性的结果显示,上述结论对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     

金融支持与中小企业发展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文章从分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入手,借鉴国外扶持中小企业的成功经验,提出构筑我国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研究

本文在构建金融发展指数及其结构指数(金融中介发展指数和股票市场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开展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研发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金融发展能够缓解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高;但金融中介发展的作用显著高于股票市场发展,且金融发展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和研发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改善我国金融约束政策环境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参与

"融资难、融资贵"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使用世界银行发布的《投资环境调查(2005)》的中国企业数据,实证分析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由于中国金融发展的独特性,导致融资约束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机制存在着显著差异。融资约束并未构成制约中国国有企业出口参与的主要因素;而中国民营企业出口参与可能性的增加则依赖于融资成本的降低;融资约束对外资企业的出口参与不具有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