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企业资产精细化管理的模式与路径研究

企业资产精细化管理是将企业固定资产细化和模块化,实行各个模块独立管理和核算,进而提高资产使用效率.随着粤港澳三地制度和规则的衔接,企业资产跨区域对接活动日益增多,但是资产管理仍然存在重购置、轻管理的现象,对管理权限的界定较为模糊,忽视现有资产的管理使用,轻视现有资产的合理搭配和使用效益,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对此,引入精...     

以文化金融助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文化金融是文化产业与金融业的高度融合。广东作为全国文化大省,文化产业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文化金融融合发展形成先发优势。“十四五”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三地共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走出了一条多元化、数字化、国际化的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之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进入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内涵型转变的新发展阶段,快速增长的文化产业发展资金需求与融资困难的矛盾日益凸显,亟需构建多元化的文化金融服务体系。本文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现实情况与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文化金融支持体系,以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广东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提供政策参考。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研究

以“一国两制”为基本原则,助力“一带一路”发展,持续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经济湾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通过构建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3个子目标的10个细化指标,利用熵权TOPSIS法研究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并深入分析大湾区城市群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大湾区9市2区的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在3个子目标和综合水平表现方面均存在差异,综合水平总体呈现“引领型突出且较少,中等型较多且比较接近,偏低型不少且个别优势突出,湾区城市群互补优势明显”的发展格局。按照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高低,将9市2区划分为引领型、中等型和偏低型3种类型进行分析,深入把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特点,可为协同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提供重要依据。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探究

21世纪以来,粤港澳大湾区逐渐成长为以广州、深港为两大发展极核,以佛山、东莞、中山为区域副中心的多中心城市群,积极打造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体系,产业布局不断发生变化.大湾区核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面临产业关联不强、城市间深度融合不够、第三梯队城市定位不清晰和人口及外贸红利逐渐消退等问题.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应加强区域产业关联,提高经济溢出效应;建立区域发展协同机制,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明确第三梯队城市发展定位,加强外围地区与核心城市联动;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机遇,激发新经济增长点.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研究

以“一国两制”为基本原则，助力“一带一路”发展，持续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经济湾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通过构建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3个子目标的10个细化指标，利用熵权TOPSIS法研究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并深入分析大湾区城市群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大湾区9市2区的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在3个子目标和综合水平表现方面均存在差异，综合水平总体呈现“引领型突出且较少，中等型较多且比较接近，偏低型不少且个别优势突出，湾区城市群互补优势明显”的发展格局。按照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高低，将9市2区划分为引领型、中等型和偏低型3种类型进行分析，深入把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特点，可为协同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提供重要依据。     

粤港澳大湾区要素流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和实现路径

货物、人员、资金和信息等关键要素自由、高效流通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关键要素加速流动的过程中,粤港澳三地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科技创新合作更加深入、核心城市的辐射效应更加广泛,持续推进湾区一体化进程。本文从价值创造效应、效率提升效应和协作整合效应三个方面阐释了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关键要素流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通过多维度的数据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要素流的发展状况和演变规律,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推进制度互认互通、激发湾区活力,提高现有基础设施利用效率以及加强信息技术革新等促进湾区要素流发展的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技术转让网络演化模式比较研究

采集2003-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GBA)和旧金山湾区(以下简称SFBA)发明专利转让数据,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维度,分别构建GBA与SFBA的城市间、组织间以及主体间技术转让网络,以探索湾区网络结构特征及演化规律。研究发现：(1)GBA的城市间技术转让网络由以“广州”为核心的单核结构向以“深圳-东莞-广州”为核心的多核结构演化,但香港、澳门与内地核心城市间联系松散,在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SFBA的城市间网络由以“Santa Clara-San Mateo”为核心的双核结构向以“Santa Clara-San Francisco-San Mateo”为核心的多核结构演化;(2)企业间转让是GBA组织间网络中最重要的转让模式,产学研间转让呈现衰退趋势,金融机构在网络演化中的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企业与金融机构间的转让是SFBA网络中最重要的模式,且呈现快速增长趋势;(3)SFBA和GBA的主体间技术转让网络均具有高频率小群体和低频率大群体两种结构模式,网络演化由少部分关键主体主导,且形成了基于核心主体的星型转让模式;(4)与SFBA主体间网络相比,GBA网络结构稳定性较低,持...     

贵州与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研究

本文通过对贵州与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分析,从体制机制创新、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二者相互融合的必要性;从政策、区位与交通、自然资源、人力资本、文化资源、大数据产业、绿色农业等七个方面分析了贵州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禀赋;从创新体制机制、发展现代物流业、推进科技创新、整合旅游资源、发展现代农业等五个方面探讨了贵州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可行途径。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策略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已成为重要的新兴支柱产业,大湾区城市间文化产业各具特色及优势,文化同根同源是湾区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现实基础.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文化产品与供给结构性失衡;"文化+"的引领作用发挥不充分;特色文化资源缺乏有效整合;金融服务文化产业发展的效果不强等.针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设用地和经济规模增长格局演变及协同关系

文章研究了1990—2017年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建设用地增长情况及经济规模变化情况,并对二者之间的协同关系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99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总体呈加快态势,各城市在不同时期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的变化与城市所处发展阶段的变化密切相关。大湾区内城市经济规模多数在广东—港澳范围内排行前列,且位序逐渐攀升,仅有肇庆和澳门在1990—2017年经济规模在广东—港澳范围内排序明显下降。以1990年为基期,至2017年,大湾区整体建设用地与经济规模增长的协同度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有序性不断增强,上升速度2010—2017年期间与之前相比有明显的下降,体现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建设用地增长和经济规模增长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各城市间建设用地与经济规模增长的协同度演变差异性十分明显。深圳、珠海、中山三个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对经济规模增长的作用效率在研究期间不断上升,其他多数城市研究期间该效率在2000—2010年期间达到最高,2010—2017年期间均出现明显下降。各城市间产业的发展阶段以及目标定位的不同造成了建设用地和经济规模增长协同性...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的影响机制研究

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是当今城市群发展的主要途径和重要特征,无论是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还是政策工具的准备,都需要准确把握人口、经济与环境系统协同的影响机制。基于此,论文以200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的数据为样本,构建以创新体系、差异性和人口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环境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协同影响机制模型。研究发现,创新体系对系统协同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接近人口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的效应强度;经济子系统不仅直接作用于整个大湾区的系统协同,而且也是其他因素产生协同作用的中介,经济子系统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过程将起到决定性作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人口子系统有其自身的惯性,调控的空间相对有限,而环境子系统有一定的滞后性,相关政策效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这就需要有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视角下香港海洋经济发展策略研究

香港海洋经济具有明显的载体经济、全球经济和服务业优势特征。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其发展既有传统的港口运输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也面临发展要素紧张、同大陆经济“两张皮“等问题。香港发展海洋经济应瞄准建设“全球顶尖海洋城市“,重点打造“顶级联系人““顶端产业链““首选目的地“3 个定位。注重涉海金融业和海上贸易物流业两个龙头行业,提升面向内地制造业的海洋生产性服务业水平,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培育实体经济新增长点发挥独特作用,并更加依靠创新驱动。     

Study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ci-tech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etically, there is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beneficial to build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to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seen a year-on-year increase in both the level of sci-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 sound development trend. Its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steadily improved from a slightly uncoordinated stage to a primarily coordinated stage, but the overall degree of coordination is still not high, with some gaps from realizing the excellently coordinated s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unbalanced, with obvious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level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cities. The convergenc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the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ve stabilized after narrowing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However,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cities with higher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s tends to widen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 necessary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圈高速铁路供给机制与效率评估——以深惠汕捷运为例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都市圈层面交通需求日益增加。都市圈高速铁路规划建设能促进城际社会经济联系,推动空间一体化。在交通强国背景下,如何创新都市圈跨市高速铁路供给模式,实施有效的治理体制,提升运营效率成为跨政区合作的焦点。在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地方政府间合作,利用国家主导投资的高速铁路基础设施新增都市圈高铁服务——深惠汕捷运,成为都市圈高速铁路供给的新模式。深惠汕捷运是在厦深铁路的基础上增设区间服务,主要服务粤港澳大湾区深莞惠都市圈的跨市交通需求。为此,以深惠汕捷运为例,系统研究这种新模式的融资过程、治理机制与运营效率,有助于理解都市圈层面高速铁路供给机制。研究表明,深惠汕捷运的本质是地方政府联合向国家购买高速铁路服务,呈现较高的融资和运营效率,其顺利实施建立在跨市交通需求增长、上级政府有效干预、地方政府间高效协商和成本共享等方面,这能为其他都市圈创新高速铁路供给提供新思路。     

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合作特征、趋势与政策建议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合作,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为我国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打造"新样板"。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合作基础良好,涉海合作政策红利密集释放,产业合作互补性较强,海洋经济合作国际化程度高,但在海洋经济发展统筹规划、涉海生产要素流动、产业链延伸、社会文化等方面仍存在制约因素。新发展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合作将重塑发展新动力,呈现海洋经济合作更加密切、海洋科技协同创新增强、涉海金融服务合作加速、海洋绿色共治协作深入等趋势。未来立足双循环,要以"共建、共治、共享"原则深化大湾区海洋经济合作,共建涉海"硬件"的互联互通、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海洋科技创新生态网;陆海统筹共治海洋生态环境,健全多元化的协同共治投入渠道,提升全面开放与合作水平;共享海洋公共服务产品,促进"民心相通"。最终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落脚点,真正形成海洋命运共同体。     

全球城市区域合作网络结构演变——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稳定高效的区域合作网络有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并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文章基于城市间合作新闻数据,通过空间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网络的结构演变特征,从整体、局部和节点三个层次对其网络结构进行了系统总结。研究表明：(1)空间格局上,大湾区合作网络格局具有明显的层级性和不均衡性。伴随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区域合作网络的不均衡性有所降低。(2)整体结构上,大湾区合作网络密度不断提高,呈现出多中心网络格局。(3)局部网络上,以香港与深圳为核心城市的凝聚子群已形成。然而,肇庆、惠州等边缘城市为主体的凝聚子群内部联系较松散且结构不稳定。(4)节点特征上,香港与深圳拥有较高的度数中心度,是网络的核心节点并主导区域资源配置。然而,江门与惠州度数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均较低,成为大湾区合作网络的边缘节点,难以深度融入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因此,未来亟待强化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间的区域合作,以实现大湾区协同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