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降低生育率到稳定低生育率——自然负增长背景下的生育率影响因素及生育管理研究

在初步实现低生育率水平以后,生育管理的重心应从降低生育率转变为实现稳定的低生育率.生育管理应从严格的数量管理向灵活弹性的结构性调整转变,实现生育率的动态稳定和人口结构的优化调整;应从直接管理生育行为转变为为稳定低生育率构造良好社会经济环境;应从计划行政管理为主和政府独家唱戏向增强市场调节和实现社会治理转变.     

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低生育率:新机制与新特点

在对西方生育率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本土化研究视角对邦戈茨(Bongaarts)低生育率模型进行了反思,针对低生育率时代普遍存在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水平现象,传统生育理论并不能给予更好解释,探寻中国低生育意愿可能长期固化的风险及形成低生育行为的新机制和新特征,尝试从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四个维度为应对可能出现的“低生育率陷阱”风险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当前低生育水平反弹的反思

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但是我们现在的低生育水平主要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和社会制约措施实现的,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生育率的反弹.因此,它是今后一个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超低生育率"现象分析

引言 目前,一种新的人口现象正在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切的关注,这就是"超低生育率"(l0west-l0w fertility)现象.最近,联合国人口司在一份调查报告中预测,目前生育率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到2050年将出现人口下降.联合国人口司把妇女生育率分别列为高、中、低三种类别.高生育率主要出现在非洲许多国家以及亚洲的巴基斯坦和阿曼等国,这些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5个以上的子女.中等生育率指的是妇女生育介于2.1到5个子女之间.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74个国家处于这个行列,大约占全球国家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巴西、孟加拉国、伊朗和菲律宾,它们占了世界人口的很大部分,其生育率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全球人口未来的走势.生育率较低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不超过2.1个子女,具体分布范围包括欧洲、北美洲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和中国,估计有六十多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再生产出现了内在的缩减趋势.     

“超低生育率”现象分析——超低生育率演变途径及苏缓政策

序论 生育率的持续下降，甚至于远远低于更替水平，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低生育的困境。超低生育逐渐被视为可能引发社会一系列危机的重要因素，诸如人口数量的减少，及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进而危害国家的基本建设，威胁民族的生存。因此，促使生育率回升，而能接近更替水平是许多国家的期望。有关的政策也逐渐形成，同时，政府一系列的调节金融、经济和社会的运作决策也把生育率的回升作为考虑的重要因素。     

“超低生育率”现象分析

引言目前,一种新的人口现象正在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切的关注,这就是“超低生育率”(lowesl-low fer tility)现象。最近,联合国人口司在一份调查报告中预测,目前生育率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到2050年将出现人口下降。联合国人口司把妇女生育率分别列为高、中、低三种类别。高生育率主要出现在非洲许多国家以及亚洲的巴基斯坦和阿曼等国,这些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5个以上的子女。中等生育率指的是妇女生育介于2.1到5个子女之间。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74个国家处于这个行列,大约占全球国家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巴西、孟加拉国、伊朗和菲律宾,它们占了世界人口的很大部分, 其生育率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全球人口未来的走势。生育率较低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不超过2.1个子女,具     

我国农村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关系探讨

回顾了我国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的变动趋势 ,论证了当生育率从 3.0下降到更替水平过程中 ,出生性别比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我国 90年代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偏高是客观事实 ,是产前性别选择的结果 ,也是农民不愿多生但想生儿子的生育意愿的反映 ,而农民想生儿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只有建立新型生育文化 ,削弱人们传宗接代和重男轻女的观念 ,才能实现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化。     

生育控制下的生育率下降与性别失衡

从生育控制的视角,运用孩次性别递进理论,分析生育意愿与生育率、生育性别比的关系,得到了在生育性别自然规律下达到生育目标最低生育率YFR唯一存在的结论.给出了生育目标YFR的计算方法.探讨了YFR在生育性别监测和预警中的应用.     

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若干问题

生育政策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允许生两个,就会生三个"的思维逻辑、就业压力、人口规模、政策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人口预测与生育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并就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以及生育政策调整与计生部门职能转变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对人口发展中的越南与海外华人现状作了考察分析.     

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若干问题

生育政策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允许生两个,就会生三个"的思维逻辑、就业压力、人口规模、政策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人口预测与生育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并就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以及生育政策调整与计生部门职能转变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对人口发展中的越南与海外华人现状作了考察分析.     

中国低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

以历次全国性有关生育率的各项调查数据为基础,介绍了中国当前的低生育水平和低生育动态模式.依据近几年全国性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计算了在有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和无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的中国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率.在有和无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中国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均低于更替水平,生育意愿在一定的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可以保持稳定.使用官方公布的总和生育率与计算的育龄妇女的总和意愿生育率数据绘制了低生育水平和意愿生育水平之间的差距图.在低生育时代下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存在差距的现象与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相一致的.     

中国低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

以历次全国性有关生育率的各项调查数据为基础,介绍了中国当前的低生育水平和低生育动态模式。依据近几年全国性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计算了在有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和无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的中国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率。在有和无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中国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均低于更替水平,生育意愿在一定的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可以保持稳定。使用官方公布的总和生育率与计算的育龄妇女的总和意愿生育率数据绘制了低生育水平和意愿生育水平之间的差距图。在低生育时代下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存在差距的现象与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相一致的。     

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家庭子女性别结构的变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另一种思考

从新的角度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现象的原因与表现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生育率下降）与社会（生育中的“性别偏好”）因素均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妇女曾生（或存活）子女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和具有不同孩子性别组合的家庭分布与构成发生变化,是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的另一类“积累性”和“后果性”表现。同时,它们具有方法论意义。     

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近年来社会上对是否应该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争论.争论的起因是由于一些调查数据反映的和某些学者估计出的我国目前生育率非常低;鉴于低生育率已经给比较发达的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有人呼吁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放开.通过对放开生育政策和不放开生育政策两种情形可能导致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估计,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从低生育率的长期后果来分析如何合理地选择生育政策.为了避免人口达到零增长后的快速负增长、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的迅速减少,国家应该密切关注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放开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保持在2.0左右,从而尽可能地避免长期的、过快的负增长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人口与社会经济问题.     

人口流动对生育水平影响的区域差异

借用反事实因果推论框架,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样本和倾向得分方法,从城乡和省区的角度讨论了人口流动对生育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并以各省区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为数据基础,利用分层线性模型讨论了各省区政策生育水平对人口流动的异质性平均实验效应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人口流动有助于降低生育水平,但降低幅度在城乡与各省区间的差异体现了人口流动的异质性影响作用;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幅度与各省区的生育政策呈正向关系,即政策生育水平越高的省区,人口流动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幅度越大.各省区的生育政策对人口流动的边际平均实验效应的影响作用在时期指标与终身指标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流出省份的生育政策并不影响近期的时期生育水平,却会显著影响终身生育水平.人口流动与生育的关系需要从终身的长期的角度予以深入考察,特别是两者的时间顺序关系.     

关于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的若干认识问题

生育政策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理由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逐条分析了这些理由的充分性与合理性.源于生育政策调整的生育率反弹、在生育率水平未明了之前不应进行生育政策调整等都不能成为维持生育政策不变的充分理由.即将来临的第四次出生高峰是人们"臆构"出来的,实际上它根本就不存在.就在生育政策调整问题上全国各地是否应该齐步走以及究竟应该吸取哪些"开小口"的教训等展开了讨论.就人口发展中的欧洲现实、日本经验与韩国教训进行了考察分析.     

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近年来社会上对是否应该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争论。争论的起因是由于一些调查数据反映的和某些学者估计出的我国目前生育率非常低;鉴于低生育率已经给比较发达的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有人呼吁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放开。通过对放开生育政策和不放开生育政策两种情形可能导致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估计,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从低生育率的长期后果来分析如何合理地选择生育政策。为了避免人口达到零增长后的快速负增长、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的迅速减少,国家应该密切关注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放开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保持在2.0左右,从而尽可能地避免长期的、过快的负增长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人口与社会经济问题。     

关于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的若干认识问题

生育政策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理由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逐条分析了这些理由的充分性与合理性。源于生育政策调整的生育率反弹、在生育率水平未明了之前不应进行生育政策调整等都不能成为维持生育政策不变的充分理由。即将来临的第四次出生高峰是人们“臆构”出来的,实际上它根本就不存在。就在生育政策调整问题上全国各地是否应该齐步走以及究竟应该吸取哪些“开小口”的教训等展开了讨论。就人口发展中的欧洲现实、日本经验与韩国教训进行了考察分析。     

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家庭子女性别结构的变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另一种思考

从新的角度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现象的原因与表现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生育率下降)与社会(生育中的"性别偏好")因素均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妇女曾生(或存活)子女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和具有不同孩子性别组合的家庭分布与构成发生变化,是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的另一类"积累性"和"后果性"表现.同时,它们具有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