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出口——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1992—2011年的年度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与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及服务贸易开放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与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和服务贸易开放度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服务业实际利用FDI每增加1%,将带动服务贸易出口增长0.92%,服务贸易开放度水平每增加1%,将带动服务贸易出口增长8.29%。Gr 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显示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和服务贸易出口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服务贸易开放度与服务贸易出口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不显著。方差分解表明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变动的贡献度较大,而服务贸易开放度对服务贸易出口变动的的贡献度则较小。     

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与对策

本文基于进出口数据对我国服务贸易净出口指标、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服务贸易显性优势指数的分析,表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服务贸易整体及行业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较低,国际竞争力较弱。因此,应从制约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方面着手,有针对性采取增强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对策,保证我国服务业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以健康发展。     

服务业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研究——以金融、运输通讯及旅游业为例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服务业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我国服务业市场的巨大容量和潜力正使我国成为对服务业FDI最有吸引力的国家之一。文章选取我国金融业、运输通讯业以及旅游业为代表性行业,利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三个代表性服务行业的FDI对其相应行业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三个行业的FDI与其对应行业的服务贸易出口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且金融业和运输通讯业的FDI对其相应行业的服务贸易出口具有促进作用,旅游业的FDI对其服务贸易出口具有替代作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三个行业的服务贸易出口与其相应的FDI之间存在着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北京市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

本文对北京市服务贸易的现状作了一个总体的考察,采用四个指标:进出口总额、国际市场占有率、进出口行业结构、贸易竞争指数,以数量的形式来测定北京市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北京市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列,总体上存在微弱比较优势,服务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     

服务贸易竞争力定量分析及竞争力提升对策

本文通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竞争优势指数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从总体和分行业进行定量分析,科学描述我国服务贸易当前的国际竞争力,进而运用Spss11.0软件对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基于以上结论,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提出促进服务贸易出口能力,提高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对策。     

FDI对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

在短期内,FDI改善了服务业资本质量,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由于流入量少,则对于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作用有限。在长期内,FDI导致了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比例失调,因此对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有负面作用。我国应保持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协调发展,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吸引FDI流入。政府相关部门应注重FDI长期效用,合理引导调整FDI流向,促使FDI正向效用最大化发挥出来。     

加快发展 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

一、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2008年,中国服务贸易(按国际收支口径统计,不含政府服务)进出口总额为3044.5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21.3%。其中肯服务贸易出口额达1464.5亿美元,世界排名由2007年的第七位上升至第五位,同比增长20.4%;服务贸易进口额达1580     

中日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

本文采用WTO对服务贸易的分类方法,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TC指数分析中日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并得出了日本在大部分知识型服务贸易上有比较优势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研究

文章通过运用竞争力指数,对我国的服务贸易现状特征从总量和结构上进行实证分析和评价,并进行国际比较,发现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贸易自由化、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地区差异

文章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出口贸易地区差异的关系。通过构建3×2×2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和使用2002-2008年全国28个省份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出口贸易之间关系不确定,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贸易自由化共同造成出口贸易地区间差异。此外,中国与东盟贸易自由区更利于内陆地区出口贸易,劳动力禀赋对出口没有显著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禀赋对出口具有正向影响,人民币升值会促进而非抑制出口贸易。     

外商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分析——以1994-200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东部地区出口贸易发展的促进效应最大,而且影响程度超过其他解释变量,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贸易促进效应的发挥要受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内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在引资的同时,要注重内部市场培育,以充分发挥外资在东道国市场的外溢效应,带动本地区当地企业的出口。     

中国吸引FDI区位因素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愈加频繁迅速,流向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多,而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发动机的作用。东道国吸引FDI流入的因素有很多,如资源优势、宽松稳定的社会环境等。采用中国1983-2006年的Panel Data数据,在计量方法上采用的是加入虚拟变量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并结合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FDI累计投资额、市场规模及制度因素促进了FDI的流入,而人力资本、市场开放度对FDI的流入无积极影响。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引致因素的实证分析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引致因素主要有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国内生产总值、职工平均工资与素质和基本建设投资四个方面。模型检验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和基本建设投资对外国对华直接投资有正面影响,职工平均工资和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对外商投资有相反的影响。     

外商投资、贸易开放度与中国财政支出结构

文章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利用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就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度与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各省的地方财政总支出及其主要构成部分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外商直接投资限制了政府部门规模,降低了总支出水平及其主要构成部分的支出水平,支持效率假说的推断;贸易开放度扩张了政府部门规模,提高了总支出水平及其主要构成部分的支出水平,支持补偿假说的推断。     

金融发展、FDI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绩效——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新近发展的新新贸易理论为基础,将中国80余万条制造业出口数据归类到我国国民经济分类制造业,分别使用Probit模型和Heckman选择模型检验了金融发展和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重要因素,而金融发展有助于企业缓解融资约束,使其能够在最优状态下生产,不仅有利其进入出口市场,还扩大了其出口份额,从而对贸易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有积极的影响。此外,FDI缓解了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促进融资依赖性行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与金融发展同样的作用,进一步的估计表明,FDI是通过替代银行信贷而发挥作用的。     

Export,FDI and firm productivity

Many empirical papers tested the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of Helpman, Melitz and Yeaple (HMY, 2004) which sorts firms at differ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states according to their productivity levels. While these papers ignore the fact, that the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of HMY only apply to firms that become engaged in market-driv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we apply a more precise methodology using a French firm sample with more than 110?000 observations. Our results show that firms with a broader investment strategy, reflecting a great importance of market-driven motives, show higher productivity levels than firms with less encompassing foreign investment strategies. We conclude that the methodology is well-suited to sort firms according to the importance of market-driven FDI.     

中国和OECD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OECD主要国家和中国2009—2021年数字服务贸易数据,在测算其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上述国家数字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和分行业竞争力的状况,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剖析了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服务业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规模、研发水平对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不显著的抑制作用。对此,我国应立足传统货物贸易优势,带动数字服务贸易“弯道超车”;加大数字科技研发投入,利用科技赋能数字服务贸易行业的效率变革;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加大数字服务行业人才培养,强化数字服务行业的智力支撑。     

贸易摩擦、出口产品与中国出口贸易增长

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升至2005年的14221亿美元。贸易量的大幅增加,引致国际贸易摩擦数量的不断攀升,中国已连续11年位居世界贸易摩擦的第一。贸易摩擦向我国经济传达出强烈的信号,必须从国内经济的薄弱之处着手,克服自身产品的弱项,树立中国产品的世界新形象。具体包括:转变以数量增长为主导的旧有模式,代之以以质取胜、以效益为先导的新发展模式;加强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服务产品的出口,不再仅仅以价格低廉作为获取利益的唯一渠道;调整粗放式的出口贸易增长模式,注重资源的节约利用和环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