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风险预警机制,这是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注,说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需要合理控制,应抑制地方政府债务的恶性增长,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经成为了中国国内的重要风险点之一,国外金融机构也十分关注,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一方面应抑制其持续增长和累积,另一方面要疏通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这对政府预算管理改革也有着重要作用.截至2013年6月,据审计署公布,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8859万亿,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6656万亿,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394万亿,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总额度近18万亿元.目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达到有史以来最大,虽然仍属可控范围,但已经成为短期影响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显得十分迫切.     

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研究——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为例

本文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决策嵌入DSGE框架下,以投融资平台净值作为度量其债务风险的指标,讨论了宏观经济波动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累积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影子银行体系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绕开监管的主要融资渠道,经济下行是投融资平台债务累积的主要客观原因.房价上涨短期内可以改善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但长期不能解决其债务问题,反而会造成经济更大波动.模拟发现,—旦投融资平台债务倒逼货币政策,将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产生负面影响,还会加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政策冲突.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空间关联及风险防范

地方政府通过发债可弥补财政赤字,保障收支平衡,帮助经营性融资项目和资本性融资项目在短期内获取大量资金,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随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债务风险也会不断累积.由于邻近省份的经济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地方政府性债务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效应.我国应推行差别化的地方债务政策,严格地方债务限额管理,依托资金调拨弱化省域间债务风险传染,加强关联省份债务信息披露,以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企业研发——自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证据

地方隐性债务的无序扩张会削弱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动能.面对隐性债务规模的不断膨胀和企业研发活动增速的下降,很多经济观察者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过高的地方债务水平是否会抑制微观企业的创新?这一影响的潜在作用机制是什么?文章基于2008年至2017年非金融业上市公司数据和手工搜集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数据,考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水平对微观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较高的城市隐性债务水平抑制了当地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但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不确定,这表明隐性债务水平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效率.机制分析显示,政府(研发)补贴和长期外部信贷的减少是"抑制作用"产生的潜在机制.最后,文章还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文章的研究对深入理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与宏观经济风险缓释研究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成为威胁中国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影子银行、土地财政等因素的五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本文探讨了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对宏观经济风险的缓释效果。研究发现:经济增速放缓、地方政府资金使用成本过高、土地出让收入不确定性增加是导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主要因素。通过债务置换延长债务期限结构虽然可以缓解债务累积,且对宏观经济风险具有一定缓释作用,但会降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使得短期内波动增加,中长期内产出下降。实施债务置换期间,数量型货币政策有助于增加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但会带来经济通胀风险。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金融风险传导机制研究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持续累积可能会引发债务危机，并在很大程度上会向金融体系传导，引发金融风险。本文基于2012—2018年中国268个地级市的数据，分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金融风险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积累能够显著地传导并引发金融风险。在经济增速较慢、财政分权程度更高的地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会通过银行业金融机构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渠道影响金融风险。本文将土地制度、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等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所得结论对于深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并以此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     

解决地方债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债券化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大规模膨胀的过程.1978年～1992年,中国经济转轨的前期阶段,地方举债受到严格控制.1992年以后,我国开始步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开始凸现.1994年财政改革分权后,地方政府债务迅速膨胀.在1998年～2004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地方政府被动增加直接债务.2004年后,地方政府债务迈入"大跃进"阶段.其间,2004年～ 2007年,中国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但每年还是出现大量赤字.地方政府债务呈现债务规模庞大,扩张普遍较快;县乡政府负债沉重;债务来源多样,债权主体不断扩散;债务关系复杂等特征.2008年以来,受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的影响,及国内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呈现城投债井喷的新态势.     

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初探

债务风险历来都是威胁政府稳定、降低政府公信力,最终可能会影响地区经济和稳定甚至世界经济和稳定的重要问题;中国的政府债务风险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尽管依然可控,也已经成为了一个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和政府公信力的潜在威胁;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表现为规模风险、结构风险、管理风险和外在风险。     

欧债危机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研究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了我国的出口,也使世界经济的复苏蒙上了阴影,但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最重要的影响是给中国的债务管理敲响了警钟。在扩大内需、刺激经济需求下,我国地方政府融资也规模不断扩大,加之地方政府存在大量的隐性债务,债务风险增大。地方债务治理不当,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控制机制刻不容缓。     

分税制、地区竞争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持续扩张引起政府、社会和学界的高度关注.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地区增长目标、分税制和地方政府博弈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税制视角对地方债扩张这一现象加以解释.研究表明,在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当前的税收制度扩大了地方政府发生短视或者经济出现不利冲击时政府债务扩张的程度.渠道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发生短视时,顺周期的增值税放松了地方财政约束并降低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程度,转移支付降低了地方借贷成本并提高了债务扩张程度;负向生产率冲击发生时,顺周期的税收收入加剧了财政压力并放大了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此外,地区竞争放大了税制产生作用的强度.由此,可以通过增加财产税等直接税的比重、规范转移支付的获取和促进地区协作等方式限制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本文研究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模式——"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的性质与特征,并试图揭示这种特定模式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及其各种特有问题的内在关联。本文认为,晋升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它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但由于晋升锦标赛自身的一些缺陷,尤其是其激励官员的目标与政府职能的合理设计之间存在严重冲突,它目前正面临着重要的转型。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近期目标与长效机制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凸显,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及其债务只是其现阶段的形式体现,深层次的原因应从地方财政资金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探寻。针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先"治"后"理"是基本逻辑主线,近期目标是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及其债务,但从长计议则应构建加强地方政府财力建设、规范地方债务管理的长效机制。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检验与评价——基于因子分析法的省际数据比较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是地方政府汲取资源、有效供给公共品的能力.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因各自拥有的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差异,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汲取能力强弱不同,地区间的公共品供给能力也存在巨大差异.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选取中国30个省级政府作样本.从财政汲取能力和公共品供给能力两个层面设定23个评价指标,对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能力参差不齐、弱者居多,不利于公共品特别是基本公共品在地区之间的大致均等化供给,对此本文给出提升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政策建议.     

中国地方税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构想

地方税体系是现代公共财政制度的基本要件和重要内容,它在组织地方财源,保证地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上起着关键作用。但从建立规范的分级分税财政管理体制的要求看,中国目前仍存在着诸如地方税体系缺乏完整设计,主体税种贫乏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应完善地方税体系的构架,推进地方税权法制化,巩固和完善管理税主体地位,改革财产税、个人所得税及资源和环境税,配合中央政府的特定宏观调控,引导地方资源合理配置,发挥地方特色,促进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解决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思路

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解决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根本出路在于地方政府举债债券化,采用总体部署、阶段实施的解决方案,最终使地方政府债务走向透明化、法制化、市场化、规范化的道路。     

中国出口增速放缓与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

文章利用201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与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构建了城市出口增速放缓指标及基于全球总体贸易需求下降的"Bartik工具变量",从多维视角有效识别了中国出口增速放缓对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出口增速放缓显著降低了当地15-64岁劳动力参与工作的概率,出口增长幅度每下降1000美元/人,当地劳动力就业概率则下降3.7％.出口增速放缓使得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与不同就业身份之间进行重新配置,制造业和雇员就业概率下降,而服务业和自雇身份就业概率则上升,从而产生就业调整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出口增速放缓对当地可贸易部门的企业绩效造成负面冲击,继而以降低劳动力需求来推动就业调整;而非贸易部门的企业绩效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这一冲击.另外,基于当地劳动力失业原因与求职表现的研究进一步为这一机制提供了间接证据.上述研究结论为我国有效化解贸易风险和深入推进就业优先的双重战略目标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中国制度变迁中的地方政府角色演变

在制度变迁进程中,当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变迁主体的身份出现并采取行动时,其角色定位和行为方式具有多种形式,当具体的制度约束条件发生变化时,地方政府的角色也会产生演变,这些影响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变量主要包括经济利益、行政权力、意识形态等方面。中国制度变迁的特殊性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角色演变,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为界限来考察中国制度变迁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角色演变,可以分析出地方政府角色在三个时期分别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市场化改革中的地方财政竞争

地方财政竞争是指一国国内地方政府间为增强本辖区的经济实力、提高辖区内的社会经济福利,以财政为手段进行的各种争夺经济资源的活动.地方财政竞争包括支出竞争和税收竞争,其理论基础是财政分权理论.在一个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地方财政竞争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地方财政竞争经历了以税收竞争为主,到税收竞争和支出竞争并存.随着我国加入wTO和财政分权化程度的提高,财政支出竞争的作用将愈加突出.本文试图以地方财政竞争为主线,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分析我国分权化的市场经济改革.     

本地市场效应及其对邻近省区的影响——基于中国省份生产数据的验证

因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具有较大市场规模的地区会获得生产和出口的优势,这个效应被称为本地市场效应.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方法,本地市场效应已经成为解释区域间贸易和产业区位选择的新路径.在对中国若干省份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区域层面上同样存在着本地市场效应.若将选择样本的邻近省区市场考虑进本地市场规模,会使得本地市场效应缩小.因此,地区的发展不仅应考虑要素资源的投入,也应加强本地市场潜力的开发,加强地缘经济关联,扩大市场规模,以吸引相关产业向本地区转移.     

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来自中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消费者最优消费路径选择的基本框架下,构建了一个政府财政支农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最优化模型,理论分析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基于199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GMM方法对该结论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在通过多工具变量克服变量内生性之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将增加0.1367%;进一步的因素分解显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平均贡献度为8.72%,且有逐年增大的趋势。此外,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即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东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