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龄家庭贫困脆弱性特征与社会保障水平关联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2004—2011年四次调查数据,选取445份农村老龄家庭样本对老龄家庭脆弱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老龄人口收入及遭遇的风险对其脆弱性有重要影响;家庭非生产性资产、异质性风险与家庭慢性贫困脆弱显著正相关,家庭生产性资产、公共转移支付收入、养老金收入、医保参保与家庭慢性贫困脆弱显著负相关;家庭生产性资产、异质性风险变量与家庭暂时性贫困脆弱显著正相关,退休金收入与暂时性贫困脆弱显著负相关。下一步,应当建立精准识别老龄脆弱性的瞄准机制,强化社会保障的作用以及建立动态的脆弱性监测评估机制。     

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

文章运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不同水平的金融知识以及不同的金融知识结构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差异性。除创业决策之外,金融知识还能显著改善家庭创业项目的经营情况（包括创业规模、创业绩效、创新活动）。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知识通过拓宽信贷渠道、增加财富积累、扩大“人情”消费支出、提高风险偏好对家庭创业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知识对农村地区家庭、中年户主家庭、男性户主家庭、低学历户主家庭创业活动的正面影响相对更大。     

家庭资产、保险制度与扶贫开发

本文采用基于资产的方法,运用随机动态规划技术,建立考虑风险和贫困陷阱的动态家庭资产模型,通过分析投保前后家庭行为决策变化,探讨其是否会选择加入保险计划,以及商业保险如何影响这些家庭的风险处置策略,进而研究保险在扶贫开发中的制度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保险是一种防止脆弱性的家庭陷入贫困陷阱的有效制度安排;保险价格和政府补贴对脆弱性家庭的脱贫具有显著影响;通过加大财政补贴、探索多元化融资方式,以及推进可持续性的小额保险制度,可促使家庭选择效用最大化的风险处置策略,帮助其实现脱贫致富.     

灾难性自付医疗支出与贫困——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自付医疗支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成灾难性的支出，并对个体健康公平、生活福利造成影响。高自付医疗支出造成的灾难性支出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是发展中国家减贫的主要威胁。文章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首先分析了家庭灾难性自付医疗支出（out-of-pocket,OOP）发生率、强度及其对贫困变动的效应，然后研究了灾难性自付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及该种卫生筹资的亲贫性，最后对灾难性自付医疗支出的贫困退出时间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使用相对贫困线标准，自付医疗支出使贫困率上升6个百分点左右；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经济状况等变量影响着灾难性自付医疗支出的发生概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自付医疗支出这种卫生筹资方式的亲贫性在降低；当使用社会经济不平等指标调整后，灾难性自付医疗支出的贫困退出时间变动较小，而当使用纯粹不平等指标调整后，贫困退出时间变动很大；灾难性自付医疗支出发生率、强度、亲贫性及贫困退出时间在城乡之间、不同医保类型之间存在异质性。     

对外贸易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我国百个地级市的系统GMM研究

以百万以上人口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GMM的方法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平均而言,国际贸易额每增加10%,城市人口规模将会增加0.23%;职工工资、产业结构、政府支出等均能够显著影响城市人口规模。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外贸易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可以通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实现;对外贸易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反贫困效果研究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说明医疗保险反贫困的有效性,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就贫困广度、深度和脆弱性等多个方面对城镇居民医保的反贫困效果进行综合评估.研究发现:医疗保险政策能够增加参保者的医疗消费,有助于改善其健康状况,从而起到积极的减贫效果;实践中城镇居民医保政策对贫困广度和深度的影响不显著,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负效应,使贫困脆弱性减少5％～8.5％,对受到大病冲击的家庭,在抑制因病致贫问题上起到了有效的缓解作用,但对受到慢性病困扰的家庭,其减贫效果有限,精准性与预期存有差距.     

家庭因素对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的影响——基于甘肃10个贫困村调查资料的实证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因素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在某些个别因素方面得出的结论却存在着较大差异,同时也存在着对一些重要因素的遗漏问题。本文利用对甘肃省10个贫困村的调查资料,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对影响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的家庭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家庭人口、劳力、耕地规模都对劳动力外出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上学子女数却对劳动力外出决策有着显著而重要的反向影响。     

农村居民医疗支出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倍数远远低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倍数,看病贵已成为不争事实。文章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结合Grossman健康资本需求理论,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支出的个人和地区两大类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尝试揭示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及强度。结果发现年龄、保险、家庭人均收入和农村每千人医生卫生员数对医疗支出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从事农业工作、患病严重程度和农村医疗价格水平对医疗支出有正向影响;而家庭人口规模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对就医支出有负向影响。     

金融包容的减贫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数据，从贫困状态、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个角度测度农户贫困状况，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金融包容对农户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包容能够显著减缓农户贫困；分区域来看，金融包容减缓西部地区农户贫困的效应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进一步作用机制分析发现：金融包容可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教育人力资本提升来减缓贫困。     

寻计残疾人家庭脱贫与小康建设———基于中残联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借助世界银行的家庭贫困脆弱性定义和家庭消费理论,使用2007-2012年残疾人联合会抽样调查数据,对7266个家庭户混合横截面数据进行了消费模型估计和贫困脆弱性计算,并对2010年国务院“两个建设”政策进行了效果评价。研究发现,该项政策实施后,残疾人家庭贫困脆弱性整体上明显降低。智力残疾、教育水平低、生活在西部地区以及农村的残疾人所在家庭贫困脆弱性较高,这种特性决定了政府在制定和贯彻残疾人扶持政策过程中应分类规划、区别对待。     

农村居民医疗支出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倍数远远低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倍数,看病贵已成为不争事实.文章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结合Grossman健康资本需求理论,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支出的个人和地区两大类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尝试揭示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及强度.结果发现年龄、保险、家庭人均收入和农村每千人医生卫生员数对医疗支出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从事农业工作、患病严重程度和农村医疗价格水平对医疗支出有正向影响;而家庭人口规模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对就医支出有负向影响.     

金融发展规模与能源利用效率的实证研究

论文基于全国30个省2006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了金融发展规模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来说明在不同的金融发展规模取值范围,政府支出以及社会总固定资产投资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对能源利用效率具有重大的影响。首先,金融发展规模本身对能源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次,当金融发展规模较低时,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支出则对能源利用效率具有很显著的负相关影响。最后,当金融发展规模较高时,两者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我国“一带一路”区域科技金融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三阶段DEA与Tobit模型

基于三阶段DEA探究我国"一带一路"区域2012～2016年科技金融效率及其空间分布差异,最后建立Tobit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剔除环境因素后科技金融效率显著下降,其中较低的规模效率是制约效率提高的深层原因,东南板块综合效率最高,西北板块综合效率不容乐观。高技术产业规模、企业对科研的资金支持力度、地区法制化水平、技术创新程度与科技金融效率呈显著正相关;政府财政科研支出对其存在消极影响。为此提出合理配置财政科技资源、加强科研经费投入力度、提高区域法制化水平、鼓励科技创新等政策建议。     

个体自利、社会价值与儿童照顾福利态度——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家庭承担的儿童照顾负担是制约生育意愿的关键诱因。在低生育率背景下,儿童照顾的政府责任开始突显。基于CGSS2017数据,探讨居民的儿童照顾福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家庭主义的福利偏好在儿童照顾领域基本得到了延续,相较于政府,居民更倾向于由个人/家庭承担儿童照顾责任;个体自利假设中,仅工作状况和户籍性质会显著影响居民的儿童照顾福利态度;社会价值假设中,受教育程度、社会公平感知、公民权利意识和家庭责任意识均会对儿童照顾福利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此,政府应增加正规儿童照顾资源的供给,并在资源配置中以公平正义作为准则,适度向弱势群体倾斜。     

因病致贫与缓冲效应的比较优势

当大病的自付医疗费用支出占家庭非食品支出的比例超过一定门槛值时,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会增大因病致贫或返贫的概率。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2014年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有效识别贫困家庭,探究因病致贫发生率。大病冲击使贫困发生率增加15%,总财富减少6.9%。我们还发现医疗保险、社会资本及民间借贷对因病致贫都具有缓冲效应。这三种缓冲垫具有各自比较优势：医疗保险对中低收入家庭或中高疾病风险家庭缓冲效应显著;社会资本的缓冲效应只存在中高收入家庭或高风险疾病家庭;民间借贷只对低收入家庭具有缓冲效应。因此,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应合理利用缓冲垫,提高大病冲击的抵御能力,降低因病致贫的发生率。     

什么引致了农村居民贫困风险——来自贫困脆弱性测度和分解的证据

对贫困风险成因的分析有助于更具前瞻性地推进精准扶贫。采用CLDS数据测度了表征贫困风险的贫困脆弱性,采用基于R²的夏普里值分解法分析了引致因素及贡献度,并运用Order Probit模型考察了贫困脆弱的转换动因。研究发现,个体具备更高教育水平和社会资本、从事非农工作、迁移,以及家庭获得融资都有助于降低贫困脆弱性,但父辈劣势的代际传递会提升贫困脆弱性;个体在教育、非农就业以及健康方面的差异对贫困脆弱性贡献最大;有9%和24%的个体分别经历过持续性脆弱和暂时性脆弱,健康冲击是导致转换到（或持续陷入）贫困脆弱的重要原因。因此,系统性的扶贫策略需要在当前促进贫困群体的非农就业,并持续通过教育和健康扶贫来阻断贫困陷阱。     

因病致贫与缓冲效应的比较优势

当大病的自付医疗费用支出占家庭非食品支出的比例超过一定门槛值时，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会增大因病致贫或返贫的概率。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2014年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有效识别贫困家庭，探究因病致贫发生率。大病冲击使贫困发生率增加15%，总财富减少6.9%。我们还发现医疗保险、社会资本及民间借贷对因病致贫都具有缓冲效应。这三种缓冲垫具有各自比较优势：医疗保险对中低收入家庭或中高疾病风险家庭缓冲效应显著；社会资本的缓冲效应只存在中高收入家庭或高风险疾病家庭；民间借贷只对低收入家庭具有缓冲效应。因此，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应合理利用缓冲垫，提高大病冲击的抵御能力，降低因病致贫的发生率。     

基本医疗保险能显著缓解因病致贫吗——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效果比较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三期数据,从灾难性医疗支出以及贫困脆弱性入手,采用OLS模型、Probit模型和PSM-DID模型,分别考察了基本医疗保险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于因病致贫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在基本医疗保险的发展初期,虽然有效减轻了患病居民的贫困脆弱性,但对于减轻灾难性医疗支出的作用效果不明显;在基本医疗保险的成熟期,由于医疗费用的不断地增长,居民自付的医疗费用占总收入的比重提升,因病致贫没有得到更有效的缓解;随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其减贫效果大幅提升,住院行为的发生不再显著降低个体的贫困脆弱性.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将基本医疗保险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精确识别贫困脆弱性较高的居民,并提前予以补贴帮助,避免发生因病致贫.     

我国消费支出与保险业发展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我国居民消费与保费收入之间的实证计量结果发现,保费收入与消费支出有长期稳定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是反过来不成立。保费收入水平对我国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保费收入1%的增长会带来消费水平0.53%的增长。我国现阶段正处于调结构、扩内需阶段,提高居民保险消费意识,提高保费收入水平会拉动我国内需,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关联性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2009-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从金融发展、金融扶贫力度和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入手,基于面板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尚未达到协调发展的程度,其中金融扶贫力度和产业优化能够显著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但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村经济来说仍然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即金融规模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其次,农村经济增长一方面会促进金融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也会减少贫困度,进而导致金融扶贫力度的降低。另外,金融规模的扩大也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而当产业结构优化优势发挥出来后,其又会对金融规模产生显著的反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