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及深化改革的对策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极大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产生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完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对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从制度上加以规范;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居民收入。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分权与推进共同富裕——基于中国285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动态空间计量检验

文章分类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285个城市2013—2020年的保障型和设施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统计测度，在此基础上，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实证检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分权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保障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经济市场化改革对推动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财政分权度的提升虽然有利于直接推动共同富裕，但会弱化保障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对推进共同富裕产生间接的负面影响；设施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广义的共同富裕发展，其机制主要在于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虽然表面上促进了地区收入差距缩小，但由于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导致其实质上制约了广义共同富裕发展。     

财政再分配失灵与财政制度安排——基于不同分配环节的实证分析

我国现行财政性制度安排作用于要素配置、初次分配两个环节,是财政再分配失灵的制度根源。文章计量分析表明:(1)初次分配及要素资源配置环节存在的制度性扭曲是收入差距扩大和财政再分配失灵的根源;(2)再分配性财政政策调节力度有限,未来财政调节收入差距应着力消除初次分配及要素资源配置环节的制度性扭曲;(3)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支出能改善居民人力资本积累和要素结构、缩小收入差距,但其前提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也是财政制度改进的方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完善分配制度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必须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切实采取有力的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如何解决在发     

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

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必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收入分配基本格局。必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 :确立生产要素按其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初次分配坚持效率优先 ;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 ,再分配注重公平 ;努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并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构建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基于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将经济发展水平纳入分析框架，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代表政府基本职能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以及医疗卫生支出均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存在着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跨越第二门槛值时，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会起到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在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应该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合理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财政再分配与减贫效应的数量测度

中国正致力于践行共享发展新理念,测算现行财政再分配体系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减轻贫困,从而实施更为"精准"的财政再分配,是关键一环。本文拓展了传统财政再分配分析方法,将财政收入端和支出端纳入统一研究框架,基于CFPS2012入户调查数据和投入产出表,构建居民收入核算账户,运用标准财政归宿法,测算出中国居民的财政净受益;采用"匿名"与"非匿名"评价指标,综合测度了"一揽子"财政工具的再分配和减贫效应。结果显示:中国财政分配体系对市场分配整体上呈微弱的正向调节效应,财政体系整体使全国基尼系数下降了4.06%,其中,基本社会保险、公共服务、转移支付和直接税的边际贡献分别是2.48%、2.34%、1.75%、1.19%,而间接税的边际贡献为-1.57%,起逆向调节作用;中国财政再分配工具具有显著减贫效应,财政再分配使全国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均下降20%以上,其中,支出端具有"济贫"性,收入端的间接税具有显著"劫贫"性。总体上,弱累进财政再分配体系甚至逆向调节的财政再分配工具,与共享发展存在矛盾。实现共享发展,迫切需要重构"精准"财政再分配体系,加快构建以税负归宿公平和公共支出受益归宿公平为核心的现代财政制度。     

中国式分权、财政纵向失衡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研究

基本公共服务是保障与改善民生、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式分权呈现的“财权上移、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下移”的整体特征引致了明显的财政纵向失衡问题,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影响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本文将中国式分权、财政纵向失衡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分权引致的财政纵向失衡问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该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转移支付水平及时期分化方面存在异质性。此外,财政纵向失衡还会通过改变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好及供给效率加剧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负向作用。鉴于此,本文认为应从深化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优化央地财权及财力划分格局、健全转移支付体系等途径矫正财政纵向失衡问题,增强财政分权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保障与激励作用。     

论新时期的“财政均富”理念

城乡居民间初次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区域间再分配差异日趋扩大，财政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转轨财政体制架构的理论建设滞后等，已成为我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只有按照“财政均富”指导理念，坚持再分配“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才能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     

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再认识

19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对社会主义本质概括的过程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的命题。党的十八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一项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这是对邓小平同志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对当前思想领域中质疑或者不愿意讲共同富裕这个目标的倾向的否定,预防了在不知不觉中动摇甚至脱离党的基本路线的偏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收入差距扩大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的羁绊,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     

马克思初次收入分配理论的当代价值

1990年代后,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并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承载着人们对民生的更多期待,因此,在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的形势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或扭转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成为考量政府政策的重要指标。"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不仅需要探索具体实现的途径,而且还需要弄清楚决定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形成的机理。     

调整我国收入分配关系的财政制度保障

现行财政制度的收入再分配职能效果不佳,原因在于两点,一是收入分配秩序的不规范,使累进性税收难以发挥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二是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存在"逆向调节"问题,即低收入者所获转移性收入比高收入者所获转移性收入少,从而收入再分配扩大了收入差距。这两种情况的产生都与财政制度的某些缺陷有关,需要通过制度改革堵住漏洞,理顺机制,具体包括:建立规范透明的财政等方面的管理体制;建立城乡、地区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投入力度。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语境下的经济制度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指向是我国经济制度创新的价值目标和内在动力。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语境下的经济制度创新,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坚守人类解放基本价值理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助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第二是实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的制度创新,公有制为主体充分体现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理念,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则激活了不同类型经济主体创造社会财富的动力。第三是实现在分配方式上的制度创新,按劳分配为主体是劳动者共享劳动成果的基本制度保障,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则丰富了不同群体实现富裕的具体方式。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面临地方财政纵向失衡的现实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构建财力协调的央地财政关系与转移支付制度将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文章立足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在理论上对财政纵向失衡与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阐述,并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负向直接影响,但能通过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间接正向促进作用,两者的总效应为负;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在不同政府竞争强度及不同财力水平下呈现出显著差异性;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研究结论为深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改变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困境以及促进社会基本公共品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

中国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不仅是新发展阶段的一个愿景,而且被确立为一个远景目标。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本文首先阐述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目标。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但不是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推进共同富裕不能采取激进的分配方式。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中国当前的发展基础,认为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面临发展水平不高、收入和财产差距过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偏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高等一系列挑战。为实现共同富裕,一方面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速度。最后本文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的建议,应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方面着手,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     

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分配的财政支出政策选择

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体系中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居民内部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扩大、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这些矛盾严重影响了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就财政支出政策方面研究,财政在均衡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发展社会公共事业、规范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存在功能＂缺失＂。所以,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的手段,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基本公务服务均等化,以达到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探索与体系创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是我们党和国家长期探索的成果.     

全国第十四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征文启事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决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熵值法测度了2007—2019年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动态空间收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时空分布、收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样本期内,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基本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而五大城市群间表现为非均衡特征。(2)从区域差异来看,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间差距,但城市群内部差异不大。(3)从收敛特征来看,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呈现显著的β收敛特征,加入影响因素后,收敛速度增加。(4)政府治理效率、地方政府竞争、数字普惠金融、人口规模和地方财政自给率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和人口规模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共同富裕目标下促进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问题

党的二十大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为视角，分析和提炼了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三个内涵，并以此为逻辑线索提出实现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在匹配居民需求结构升级和转变层面，应优化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扩大供给规模，提高供给品质；在实现优质公共服务的均衡共享层面，应打破地域和人群分割局面，促进全民共享，同时改革服务供给的“等级制”,实现全面共享；在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层面，应通过技术创新及治理模式创新提高供给效率，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可负担与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