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对价、劳动力迁移与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的根本目的在于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城市化的大力发展,劳动力迁移和土地流转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约束下,户籍制度成为劳动力迁移的退出和进入壁垒。户籍制度之所以成为城市化的一个障碍,就在于附着于其上的福利价值,所以,要消除这一障碍必须交换其福利价值。本文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城市化迁移中,通过户籍对价来解决迁移劳动力的土地退出和城市安置,不仅能够鼓励劳动力迁移,而且也有利于土地流转。这是一种可行的户籍改革措施和城市化的发展策略。     

户籍身份、公共服务政策与居民幸福感

本文使用一种新的离散模型估计方法,基于1989²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城市居住人口数据,检验了户籍、公共服务政策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居住在城市的农村户籍居民更加幸福,同时这种幸福感也更加稳定;户籍身份对居民幸福感存在两种传导机制:进入城市享受更好公共服务政策让城市外来群体感到更加幸福,而户籍歧视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市外来人口幸福感的提高。破除与户籍身份捆绑的各种城市特权政策,是逐步推进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社会公平、增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劳动力迁移、城市化发展与民工荒

劳动力迁移从微观方面分析是一种个体决策过程,从宏观方面分析就是城市化渐进的过程,两者是同一现象在微观和宏观中的不同表现。本文利用局部调整——自适应期望综合模型分析城市化水平与非农化产值两者之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非农化对城市化短期影响较小,长期影响效果却非常显著。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对非农化的响应较慢,存在滞后性。当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是城市化水平短期内不能适应非农产业发展时呈现出的一种短期、局部性现状,具有结构性失业的特点,并不会长久存在。其解决思路在于缩短农民迁移过程中的滞后性,同时促进农民工向合法性永久迁移者转化。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持久性迁移的策略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经济发展密切相连.中国农业转移人口迁移的最大特点是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不完全、不彻底,当前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提高中国农业转移人口迁移的持久性.本文在总结中国农业转移人口迁移的现状与趋势的基础上,分析阻碍农业转移人口持久性迁移的主要因素,提出要以户籍为先导、以土地为重点、以住房为基本,减少农业转移人口持久性迁移的阻碍,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农民工就业逐渐呈现两种不同类型,即稳定就业和非稳定就业.本文利用对农民工调查的数据,对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高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并且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内部收入差距高于稳定就业农民工的.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就业行业、单位所有制、人力资本、性别和城市等;在稳定就业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中,40.52%的工资差异是由禀赋差异形成的,59.48%的工资差异要归结于禀赋回报率差异.     

论户籍改革下人口流动与城市化、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协调

户籍制度存在已久,对于这样一项涉及面如此之广的制度,其改革必然会伴随着一些新问题。一是户籍制度改革后,大量的农村人口迁入城市对城市的承载力的要求：城市的交通、能源、粮食和水的供应跟不上,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不能覆盖此类人群。二是农业又因生产要素的过度流失而出现凋敝和萎缩的趋势。对此,本文从分析农村人口迁移的流动效应人手,将从农村迁到城市的人群分为三类：     

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与其工资收入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样本数据对影响被调童地区居民收入的户籍因素和学历因素进行分析.首先通过定性的方法证明了户籍、受教育程度与居民收入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然后采用回归分析的技术将三者之间的关系定量化,文章最后说明这种定量关系中隐藏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改革与工资收入差距

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本文引入一个两部门的世代交替模型来探讨“两税合并”的资本税改革及其对工资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表明,降低内资的税率会增加国内生产部门中高技能劳动和资本的使用份额,增加低技能劳动的工资水平,同时缩小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而增加外资的税率也会增加国内生产部门中高技能劳动的使用份额,并减少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因此,通过降低内资的税率或者提高外资的税率来统一中国的资本税率,不仅平衡了内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而且也减少了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差距。     

我国非户籍迁移人口的结构与数量分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口流动的数量逐年增加,流动的范围越来越广,流动人口的数量规模、内部结构和来源去向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章利用1990年、2000年第四、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其他经济数据,通过自行汇总统计,对我国的非户籍迁移人口流向和原因作简要分析,并在对迁移人口与城乡收入差距、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规模过大的非户籍迁移人口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提出应对建议。     

城乡二元户籍的历史沿革、改革路径与启示

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历史上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导向下不可避免地选择,户籍制度改革已成共识,发达国家人口管理制度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总结各地户籍制度改革实践经验,得到如下启示:以户为主的静态登记和以人为主的动态管理相结合,实行事后迁徙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人口自由流动的前提,统一城乡户籍登记制度,配套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相结合。     

城乡户籍与人力资本收益——基于广东省截面数据的观察

利用广东省各地区制造业企业劳动力情况的4443个样本截面调研数据,分析城乡户籍就业劳动力人力资本回报情况.研究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行政权力和市场力量常常以不同的结合形态相互交织在一起,通过不同的方式改变着劳动力在户籍方面的结构特征和劳动力市场条件,从而决定着当前城乡户籍就业人力资本回报的基本格局及其变化路径.各地区户籍分组的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变化显著存在差异,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培训在广东省的市场化收益体现得还不是很明显,尤其是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是在劳动力市场合约谈判和履行中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与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

随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依据CHIP家庭微观调查1988-2007年的数据,使用基尼系数分解以及非参数分解等多种方法,本文试图对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等不同类型的家庭从业模式与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首先,从整体的收入分布来看,早期的农村地区的发展更多伴随着不平等程度提高,而后期经济增长则带来更多福利改善;其次,家庭主要非农收入来源是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所得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而本地非农就业则具有扩大作用,随着时间推移其作用程度也有所改变;最后,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不同群体,但并非平均分配,不同群体获益情况不同,增长和不平等通过作用于不同类型家庭影响到最终的收入分布。     

最低工资制度能提高民营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吗

本文以民营企业要素投入行为为切入点,探讨最低工资制度对民营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基于2005-2008年和201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民营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降低了技术密集型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通过分解影响机制发现,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民营企业的工资水平,带来正向的收入效应,但也导致资本替代劳动,产生负向的替代效应。整体而言,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为发挥最低工资制度对民营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正向作用,继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贯彻相关法规实施、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成为重要措施。     

劳动收入份额、城乡收入差距与中国居民消费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人口分组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收入差距与总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使用1990—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重点检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揭示了中国消费率偏低的动态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居民消费增长缓慢最根本的原因;城市化水平、消费习惯形成和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也有重要的潜在影响;提高劳动要素份额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尽管使用了不同的识别方法与计量技术并控制了其他潜在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各种因素,本文的结果依然基本稳健。     

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和农户行为的影响--以山东省龙口市为例

农业产业化是当今中国农业发展的热点，但产业化经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三农”问题的根本转变，目前仍很少有人进行定量研究。文章以农业产业化起步较早的山东省龙口市为案例，通过生产调查和统计资料分析，对该问题做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尽管龙口市的乡村工业发展迅速且占据了农村经济的绝大部分，但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关系最为紧密的仍然是农业产业，其次才是农村第二、第三产业，这一结果应归功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户在家庭劳动力分配时，年老人趋向于从事农业生产，年轻人趋向于从事非农生产，许多农户将自家的劳动力投入到非农产业，同时又雇佣外地劳力从事自家的农业生产。     

城镇化的双重失衡与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当前的城镇化面临着双重失衡,即不同规模城市发展水平的失衡和城市内部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分享城市福利的失衡。本文认为,由于城市中存在许多不依赖于户籍身份的福利,在不同城市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的条件下,大城市中即使是非户籍居民的福利水平也高于小城市户籍居民的福利水平,剥离城市户籍福利含义的单一改革政策会造成外来人口向大城市进一步集中,最终导致大城市户籍控制加剧,使改革政策具有无效性。因此,应当改变单一地消除城市内部户籍与非户籍居民享受城市福利失衡的改革政策取向,转而致力于缩小不同规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失衡。     

最低工资标准、人力资本扩张与企业成本加成

本文以人力资本扩张为切入点,构建了最低工资、人力资本扩张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理论框架,并使用中国1998-2013年284个地级市的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显示:最低工资上调会显著抑制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削弱了企业的市场势力,但该抑制效应在人力资本扩张的背景下得以缓解。同时本文通过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与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影响。因此,适度、稳定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及推动人力资本质量的整体提升有助于保持企业成本加成能力及其动态竞争力。     

最低工资标准、人力资本扩张与企业成本加成*

本文以人力资本扩张为切入点，构建了最低工资、人力资本扩张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理论框架，并使用中国1998-2013年284个地级市的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显示：最低工资上调会显著抑制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削弱了企业的市场势力，但该抑制效应在人力资本扩张的背景下得以缓解。同时本文通过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与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影响。因此，适度、稳定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及推动人力资本质量的整体提升有助于保持企业成本加成能力及其动态竞争力。     

退牧还草区农牧民家庭收入结构转型效益

农户家庭收入结构转型效益的研究对于揭示政策影响下农户家庭经济收入增长的内在本质具有重要意义。从不同退牧还草模式的角度,采用半结构访谈的数据采集方法与分位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生态功能区农牧民家庭收入结构的转型效益。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方式与收入转型需求错位,生态功能区农牧民家庭收益普遍降低,补偿性收入所占比重较大;受农牧民家庭经济特征影响,各种收入来源对农牧民家庭的收入效益贡献不一;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的地区差异,以及当地传统生产生活习惯与退牧还草政策的影响,各生态功能区农牧民家庭收入结构转型效益存在差异。退牧还草生态工程体系缺乏完善,尤其替代生计补偿缺乏针对性,有碍于农牧民家庭收入结构的有效转型。     

DOWNWARDS WAGE RIGIDITY,ENDOGENOUS SEPARATIONS AND FIRM TRAINING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ffect of downwards wage rigidity on wage setting, wage compression and firm training. It is shown that downwards wage rigidity in future periods induces a wage penalty and increases wage compression in the present period. However, contrary to previous work this is not sufficient to increase firms’ training investments. The reason lies in the endogeneity of separations, which become more frequ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