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困境与出路*

作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主要模式，“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有助于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否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仍存在探讨空间。本文基于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和教训的考察，指出“混合所有制”可以作为竞争性部门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过渡形式；对于垄断央企的改革应该充分借鉴国际上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经验，打破行政垄断，推动竞争性框架建立，并切实实现从“管企业”逐步调整为“管资本”，通过改革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为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     

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前沿论坛综述

2018年9月14—16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前沿论坛在安徽工业大学隆重召开。论坛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经济出版社、《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安徽工业大学共同举办，《上海经济研究》编辑部、《国资报告》杂志社协办，安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和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承办。来自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湖北省大冶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为代表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中国联通和中钢天源为代表的中央企业，安徽省投资集团、江淮汽车集团、安徽省国贸集团等为代表的29家安徽省属国有企业，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研究机构，以及有关企业、出版社、杂志社共2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此次论坛。本次论坛举办于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通过大会演讲、中央企业与安徽省属企业改革案例分享、专家点评等形式，与会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如何推进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基础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一、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问题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认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分类实施。他根据国有企业所提供产品的性质及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特征，认为国有企业按不同类别应采用不同模式。提供公共产品类的国有企业一般采用国有国营模式，通常排除股权上的“混改”，但在特殊的环节或者领域也可以在保证充分实现社会目标的前提下有条件引入社会资本，这是一种“长期导向下”的混改；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一般采用国有国控模式，为了提高其效率，需要重点推进垄断型国企的混改，但一般来说国有资本应在混改企业中保持控制地位，因此属于“控制权导向”下的混改；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由于其处于纯私人物品领域，无须保证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也无须保证国有企业的政策功能，因此，其不再是“控制权导向”的混改，而是“流动性导向”的混改。杨瑞龙教授指出，重塑改革动力机制是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北京师范大学高明华教授认为，要正确理解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本质，即混合所有制是异质混合，而非同质混合。国企混改是国资和民资的混合，必须把健全公司治理与国企混改结合起来，才能使国企负责人有动力推动混改，也能使民营资本有动力参与混改。广东省社科院国资监管研究中心梁军研究员则对决定混合所有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细则”进行了厘清。他构建了7个指标体系，即（1）改革方向：增量带动、做大做强（15%）；（2）混合对象：优势互补、协同发展（10%）；（3）股权比例：股比适度、掌控有序（10%）；（4）混改结果：评估合理、保值增值（15%）；（5）混改程序：依法依规、公开透明（10%）；（6）混改目的：协调运转、有效制衡（30%）；（7）混改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10%）。他建议用这个指标体系来评价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得失。安徽工业大学董梅生博士认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经之路，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要分类分层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国有资产证券化改革和利用员工持股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搭建适合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平台。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林跃勤教授认为，中国国企做大做强已经成绩斐然，但是做新、做强、做优方面则不如人意，尤其是当前美欧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美贸易大战、对华知识技术围堵、打压中国企业等复杂国际环境，以及国企整体生态环境、经营状况及改革转型不如意，迫使国有企业必须做强做优做大，这是符合时代变化和内在发展逻辑的演变，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国有企业要勇于担当，亟待脱胎换骨、奋发图强，通过制度、管理、建设、品牌、人才创新，做新做优做强做大做好国有企业。 吉林大学李政教授则探讨了“三做”国资与“三做”国企的一致性。他认为新时代国企改革目标有两个，即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他认为“三做”国企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基础，“三做”国资是这一基础在宏观层面的体现，因此“三做”国企是“三做”国资的前提和条件，它们是逻辑上一脉相承、实践上梯次递进的关系，是对国有企业提出的层次更高、范围更广、内涵更深刻的新目标、新要求。李政教授认为“三做”国企的基本路径是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保护优秀企业家精神，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创新能力，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进分类改革，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加强监管，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以人为本，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民共进。“三做”国资的基本路径是发挥好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平台作用，推动国有资本的有序流转，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安徽工业大学洪功翔教授认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巩固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需要，是提升国际竞争力、带动非公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需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努力。从政府层面看，需要为国有企业改革营造良好环境；从企业制度创新层面看，需要继续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公司制改革；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层面看，需要以政府行为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与重组；从企业层面看，需要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从社会层面看，需要让全体人民分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成果，以获得最广大人民的关心和支持。三、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分享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叶传柏介绍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徽国有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整体上市、员工持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国有资本运营试点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安徽省在着力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攻坚方面，如何抓好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改革、规范董事会建设、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长期激励等工作。安徽江淮汽车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王东生对公司改制案例进行了剖析。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全系列商用车、乘用车及动力总成等研产销和服务于一体，“先进节能汽车 、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并举的综合型汽车企业集团。江汽集团于2005年正式启动改革，2018年2月改革改制工作已全面完成。自2005年实施改制以来，江汽集团的经营业绩持续保持了快速提升，销量、营业收入、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大幅增长。王东生将江汽集团改革成功的经验概括为：坚持依法合规操作是前提；紧密结合企业实际是基础；建立强有力的推进机制是保障；战略投资人的选择是关键；激励与约束机制变革是核心。安徽省交控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钱东升介绍，截至2018年上半年，集团资产总额近2 400亿元，位居安徽省属企业第一位。钱东升将交控集团改革成功经验概括为：坚持统筹兼顾，整合机构人员；坚 持同业归并，优化资源配置；坚持兼容并蓄，重构制度文化；坚持同频共振，纵深推进改革；坚持着眼长远，重建战略规划；坚持政治引领，同步加强党建。 安徽国贸集团副总经理何传友对公司改革发展情况作了介绍。该企业处于商业类竞争行业，于2006年3月正式挂牌，是安徽外经贸行业大型企业集团暨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35亿元。成立以后，通过企业改革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建立了新型产权关系，充分调动企业管理骨干和业务骨干的工作积极性，实现了企业对于员工的长效激励，激发了企业活力，促进了企业发展。何传友将企业改革成功经验概括为：注重强化功能，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法人治理，规范董事会建设；开展全面预算，强化内部控制；加强风险控制，完善防控体系；践行以人为本，加快人才培养；建设企业文化，凝聚发展合力。南京审计大学卢亚娟教授解读了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SUMEC）成立于1978年，是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SINOMACH）的重要成员企业，属于中央企业。卢亚娟将苏美达集团的高质量发展的成功经验归结为：发展战略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商业模式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体制机制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优秀的企业文化是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四、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支撑问题安徽工业大学洪功翔教授利用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视为两个生态种群，运用2000—2015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共生度的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与民营经济之间确实存在着正向共生、互相促进的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从全国层面和东部、中部、西部层面来看，其结论都是一致的。他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解释道，“两条腿”比一条腿走得快、 走得稳、走得协调，在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因市场规模效应、优势互补效应、相互竞争效应、分工合作效应、要素流动效应等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动摇和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动摇。上海师范大学马立政教授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即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方针，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南京大学博士后贾兴梅，运用空间经济学理论分析国有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发现，国有企业发展具有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性。无论是从国有企业产出比重，还是国有企业资本投入比重、劳动力投入比重看，国有企业的发展都具有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性。国有企业产出比重、国有劳动力投入比重对其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五、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问题安徽大学荣兆梓教授认为，如果没有国有信托基金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不可能实现预想目标。这是因为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的资本管理还是行政性的、被动的，巨大数量的国有股份资本分散地掌握在互不统辖的各种持股机构手中，其行为趋于投机性和短期化，对市场不可能发挥压舱石作用，因此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是在层层公司制的“俄罗斯套娃”中间再增加了一层“套娃”，对政企分开的目标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单纯公司制难以达成预期目标，为此他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应当按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组建。杨瑞龙教授认为，要根据国有企业所提供产品的性质及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特征，来对不同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对处于公益类领域企业通常实行国有国营模式，企业管理者和员工薪酬应当参考公务员薪酬标准，采用年薪制，并适当引入成本控制奖励。对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通常要在引入战略投资者基础上改造成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它既要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追求社会目标，又要提高效率，追求利润目标。因此，需要对企业内的不同身份的经营者采用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在纯私人物品领域的国有控股或者国有 参股的企业，建立对经营者市场化薪酬机制，通过建立多元化薪酬安排，满足多样化的激励需求。北京师范大学高明华教授提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促进国企可持续发展，所以必须去掉公司治理的形式化内容，要做到“形”“实”兼备，“实”重于“形”。他从董事会结构维度、独立董事独立性维度、董事会行为维度、董事激励与约束维度构建了董事会治理评价体系，发现ST公司反而好于非ST公司，这说明当前中国公司董事会形式治理与实质治理存在反差，独立董事的形式化使其也难以独立，企业家的选聘也不存在独立性，所以高明华提出去掉公司治理的形式化内容，以促进国企可持续发展。中国商用飞机集团彭金柱博士认为，传统国企组织模式难以适应新经济的挑战，股权基金由于具有股权多元化、决策市场化、薪酬与激励市场化和效益为导向的优点，可以助力传统国企改革发展新经济。中国商飞就是借助股权基金，在制约大飞机产业的薄弱环节投资，补齐产业短板；优化整合产业链，降低总体成本；支持国外供应商向国内转移生产和技术，支持国内厂商进口替代；支持有竞争力的厂商走向国际市场，成为国际一流航空部件生产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八五”国有企业改革回顾与思考

“八五”时期(1991-1995),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80年代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承包经营责任制在许多国有企业仍然实行,股份制试行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稳步推进,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和18城市“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国家授权投资机构试点开始起步,国有小型企业改革形式多样。     

所有权激励与公用企业的反竞争行为

本文主要是分析"混合市场"中,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变化对企业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影响.在竞争性双寡头市场上,部分民营化的国有企业会比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有竞争对手获得更高的利润,在国有企业具有经理控制特征时,它天然地具有排斥新企业进入的激励.在竞争性市场当中,国有所有权不仅会造成市场结构扭曲,而且会造成市场行为扭曲,国有所有权降低了市场绩效.因此,推进分类的民营化改革和建立反垄断司法体制是重要的政策选择.     

县级国有商业企业的改革选择

一、理念:改革思路的选择1995年以来,我国的国有经济改革沿着“抓大放小”的思路展开,由此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县级国有商业企业是属于“抓大”的范畴还是属于“放小”的范畴。     

自然垄断产业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路径选择—有效竞争、公众参与、形象重塑

在自然垄断和其它提供公共产品部门中如何实现国有经济控制力，隐含着比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调整更为深刻；复杂的课题。在继续深化自然垄断领域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注重构筑该领域的有效竞争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塑造国有企业的新形象，是现阶段的重要选择。     

中国创新链“国进民进”新格局的形成、障碍与突破路径*

现阶段,无论是从国有企业国家战略定位的内在要求来看,还是从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需求来看,以及从当前中国情景下国有和民营企业各自的能力特征和竞争优势来看,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必须在中国创新领域打造国有和民营企业协同合作新局面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在中国创新领域以及创新链中打造“国进民进”新格局形成的重要性。为此,本文着重分析了在中国创新链的五大环节中所存在的诸多弊端以及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各自合理定位,并探讨了如何在不同创新链环节构建国有和民营企业协同合作的可能模式和实施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应有的政策建议和今后可能的改革突破口。     

建立与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政策建议

一、改革地方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融资体制,构建有效的市场化竞争机制。1.在农村公共产品投资领域,地方政府应实行不同的供给机制,对供给领域进行竞争性环节和非竞争性环节的划分。对于竞争性环节,应该引入竞争机制;对于非竞争环节,应该以公共财政(财力)为基础,实行价格听证制度、招投标制度、合同出租等多种方式,由市场形成价格和竞争机制,逐步形成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复合调节、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混合生产,提高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效率。2.形成多样化的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机制,引入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则为公共产品筹资提供丰富的选…     

国企分红再分配与投资 决策价值相关性研究* ——基于国有资本红利返还的初步证据

以2007年以来颁布的有关规范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和资本预算制度为背景，本文考察了上市国有企业分红对其资本性投资支出决策价值相关性的影响机理。搜集以国有企业分红返还为代表的“体内循环”证据，通过国有股权比例衡量红利“体内循环”的预期操控强度，验证了国有股红利“体内循环”与企业资本性投资支出决策价值相关性的关系以及受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和预算制度的影响。本文指出的国资红利再分配的“两面性”，对混合所有制发展和国有企业市值管理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四十年中国经济体制的三次革命*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三次革命，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革”了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经营体制（“大锅饭”体制）的“命”。国有企业改革依次进行了企业身份转换（企业与政府关系变革）、企业经营权变革和产权制度改革三阶段革命，使国有企业由政府的附属物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主体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是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和升级，更重要的是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改革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目前，这三次革命还远没有完成，需要加大加强加深改革开放。     

控风险与稳增长挤压下的中国货币政策*

当前“名稳实紧”的货币政策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宏观经济现状,货币政策总体思路亟待调整。过高的债务率所导致的债务-紧缩效应以及目前市场上所采取的“杠杆率硬着陆”的方式不仅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潜在系统性风险,而且还导致货币政策陷入传导困境。金融市场上财务软约束、刚性兑付现象大量存在,抬高了无风险利率,而且导致市场丧失风险定价功能。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当前货币政策取向应该从“名稳实紧”调整为“适度宽松”。在“杠杆率软着陆”的思路下,通过创新货币政策目标,配合市场化改革,尝试探索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并结合市场监管体系的完善,早日实现经济复苏。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与资本配置效率

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的重要改革战略.以我国2003-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充分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混合股权制衡度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在"重要行业类"国有企业中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充分竞争类"国有企业中,与其他性质的股东相比,民营股东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能更好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与"资源垄断类"国有企业相比,在"一般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混合股权制衡度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试论公共企业的性质

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主要矛盾,是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矛盾。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步伐的不断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继续深化与事业单位改制的逐步展开,我国公共产品的供需关系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确立新的公共产品供求关系过程中,正确解读公共企业,对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筹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深化公共产品领域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的改…     

积极推行产权多元化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代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已成为当前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从根本上说,国有企业改革面临两方面任务:一方面是产权变革,实行产权多元化,特别是要促使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另一方面是对仍要保留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从实际情况看,国有企业改革的已有成功经验主要是在产权变革方面。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的任务,确定了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抓大放小的基本方针。这一战略部署的实施,有效地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国有资本的…     

关于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个问题

当前新一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特别注意的几个争论性问题是:要防止国有资产再次大量流失,重点是坚持在增量资产上发展混合所有制;要警惕让国企无条件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说法,此说法违背市场经济基本法则,而那些要求国企只混不控的言论有可能把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向邪路;要科学把握反垄断问题,不能简单把企业规模大等同于垄断,对于垄断的认识既是性质的把握也是法律的裁定;要正确认识加强反腐败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系,反腐败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并行不悖的,反腐败不是要反掉国企。     

自然垄断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改革研究——以某焦化厂改革实践为例

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课题和重要任务之一。国有企业改革在竞争领域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由于自然垄断企业特殊的行业性质,改革难度较大,在自然垄断领域的改革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在新的环境和形势下,自然垄断行业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深化改革,才能实现较好的改革效果。     

论国有企业改革的分类与分流

由于缺少应有的理论指导,到目前为止,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绝对成功。"摸着石头过河"搞国有企业改革是不行的,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客观决定国有企业改革是不能成功的。当前,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商业类国有企业进一步做出竞争性企业与非竞争性企业的分类应是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的最重要内容。之后,开创并稳步地推进分流改革,将现有的非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全部制度演化为公营企业。而开创性地分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公营企业改革将是积极、能动地高度理性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最重要举措。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有必要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或地区一样地规范设立公营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化解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吗?北大核心CSSCI

产能高效利用是微观企业乃至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如何有效化解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现象成为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本文从股权制衡与高层治理两个维度,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程度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高层治理可以缓解国有企业面临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降低过度投资水平和提高经营资产运转效率,进而缓解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现象,表现为产能利用率显著上升,而单纯的股权制衡缺乏相应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治理作用在外部制度环境较好、地方控制和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后的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和市场价值得到显著提升。研究结论不仅支持了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改善国有企业治理、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所进行的积极探索,而且对企业产能过剩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学术研究进行了有益拓展。     

信贷资源配置与企业产能过剩*——基于供给侧视角的成因分析

从上市公司层面的微观视角研究产能过剩成因,对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3—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信贷资源配置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在中国金融抑制的背景下,低成本的信贷资金供给对企业产能扩张形成外部激励,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了产能过剩的概率。政府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干预导致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严重。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债券方式筹集的资金也会导致企业的产能利用效率下降和产能过剩严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行业性产能过剩的微观基础——企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对于政府制定有效的“去产能”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下的公司治理分析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由不同经济主体出资组建的,是多种资本共同持股的经济形式,与单一的国有独(全)资经济体制相对应的,在我国所有制改革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样的新兴经济形式的发展,特殊的股权结构给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将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当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下的公司治理措施,推进国有企业良好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