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报酬激励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报酬数据及财务数据,分析了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报酬现状及其报酬绩效联系.我们发现,上市公司高管报酬的变化与当年的会计绩效显著正相关,但与会计绩效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不稳定,上市公司股东价值每增加100万元,高管平均报酬仅增加3.8元;上市公司市场异常收益率每增加10%,高管平均报酬增加1.58%.不同性质和规模的公司报酬绩效联系不同.     

创业企业权益融资中的控制权安排——理论及来自我国私营企业与创业投资的证据

企业家由于拥有信息优势,倾向于在经营过程中侵占投资者的部分收益作为私人所得;外部权益投资者为此而采取随机证实活动,并且投资者的股份越大,其证实的概率越大;除了证实活动,投资者还将要求解雇权、撤资权、清算权等各种控制权作为约束企业家机会主义、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但这些控制权的分配受到企业家和投资者的人力资产特性、行业特征、企业资产的抵押系数以及企业经营年限等因素的影响。本文的大部分命题得到了我国私营企业和创业投资的数据的良好支持。     

年轻高管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来自“代理冲突观”的证据*

在企业纷纷实施高管年轻化战略的背景下,本文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分析和检验了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理。本文基于“个体认知观”和“代理冲突观”展开理论推演,采用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发现,年轻高管会显著加剧企业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并不显著。进一步针对具体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年轻高管在投资决策中选择了更多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但在不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上与年长高管没有显著差异。同时,年轻高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加剧效应仅仅存在于高管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的样本企业,且更高的独立董事比例能显著抑制年轻高管的股价崩盘风险加剧效应。这表明,年轻高管个体认知层面的风险偏好被其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的代理冲突所扭曲,进而为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代理冲突观”提供了实证证据。     

失败后的反刍思维与创业韧性关系研究——来自互联网行业的证据

反刍思维是指个体经历负面事件后,重复思考过程细节的思维活动,与未来认知、行为及发展关系密切。在对323位具有失败经验的创业者进行问卷调研后发现：侵入反刍通过削弱自我效能感负向影响创业韧性;主动反刍通过强化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创业韧性;自我效能感在反刍思维与创业韧性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社会支持不仅能够调节两类反刍思维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而且对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也具有调节效应。从创业者认知思维角度解答失败后创业者如何激发创业韧性的问题,不仅有助于丰富心理学与创业学相关理论,而且可为创业者将失败经历转化为创业经验提供有益启示。     

城市创新创业环境有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吗——来自科创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已注册通过的65家科创板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与评价,然后利用fsQCA方法探讨创新效率提升的前因条件组合。结果表明,我国科创板上市企业创新效率整体表现欠佳,城市创新创业环境中的政策环境、人才环境和金融支持正向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产业环境和金融中介市场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具有不确定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补贴和城市研发环境导致企业创新投入冗余增加,不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科创板上市企业创新效率实现路径由政策环境主导型和中介市场主导型构成,城市创新环境失衡、产业环境与金融支持缺失是造成部分企业创新效率相对偏低的主要原因。通过系统分析外部环境规制对科创板上市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并基于组态视角解释企业提高创新效率的内在逻辑和路径,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科创企业创新效率提供决策参考。     

我国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一项来自高科技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经营者激励与约束问题始终是公司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有效解决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长期激励机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西方企业广泛实施,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所处的阶段不同,这种激励机制在我国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不同,理论上先进有效的激励机制搬到国内未必能产生同样的激励效果。为了更好地发挥股权激励机制在我国企业的激励效应,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成果上,结合我国企业和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选择高科技行业为研究对象,运用OLS统计分析方法,从实证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探讨,得出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有正方向影响的结论。     

国际化董事会是高管自利行为的“避风港”还是“防火墙”?——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将高管自利行为划分为显性自利和隐性自利两种表现形式的基础上,本文实证研究了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自利行为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国际化董事会在"纵容"高管显性自利行为的同时能有效抑制高管的隐性自利行为。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显性和隐性自利行为的约束作用均会相应增强,激烈的市场竞争则会显著削弱国际化董事会的监督功效,而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隐性自利行为的治理效果更为突出。本文的研究揭示,国际化董事会既能成为高管显性自利行为的"避风港",又能够对高管隐性自利行为发挥"防火墙"功能,并且可能在异质的治理情景下呈现两种角色的相机转换。     

高管控制权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来自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形成的制度背景,本文以2006年-2010年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高管控制权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高管控制权的单项指标还是综合指标,都能显著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高管控制权强的公司其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负债率都显著低于高管控制权弱的公司;当公司存在两职合一、董事会独立性较弱、监事会规模较小、高管持股、高管任期较长等现象时,对高管控制权的约束较差,此时高管出于维护自身职位的考虑更偏向于较低的负债.     

破产制度与失败再创业意愿——来自84个经济体的经验证据

破产制度友好程度影响创业失败后的再创业行为。文章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的“办理破产”指标,运用2009～2016年84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分析破产制度影响失败再创业意愿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破产制度实施中的成本、时间、结果和重整对创业者失败后再创业意愿均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办理破产的成本越高、时间越长,失败再创业意愿越高;破产结果为持续经营、破产重整程序指数越高时,再创业意愿越低。文章进一步检验了不同经济体的创业社会规范差异所起的调节作用,发现在认可度高和媒体正面宣传度高的经济体中,破产重整程序指数对失败再创业意愿的影响程度被减弱。文章对于国家破产制度设计、有效激活高质量连续创业具有启示意义。     

家庭禀赋、农民工回流与创业参与——来自湖北恩施州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湖北省恩施州的农户调查数据,系统地研究了家庭禀赋对农民工回流及回流后自主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家庭禀赋能够提升劳动力回流农村后的个人发展能力,对农民工回流以及回流后自主创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与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相比,回流劳动力在农村可以更好地利用家庭禀赋,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率和投资回报,这也正是导致部分农民工回流农村的主要原因。丰富的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对于农民工回流有着促进作用,尤其会增加农民工回流后自主创业的可能性。通过家庭禀赋对农民工回流及返乡创业的积极效应,也反映出在农民工回流和返乡创业的过程中农村市场化的滞后和社会支持的不足。各级政府需要加大力度,构建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搭建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平台。     

外出务工经历、社会资本与返乡农民工创业——来自CHIPS数据的证据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选择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文章借助CHIPS微观调查数据,系统评估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自主创业的概率.在处理了遗漏变量和外溢效应等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旧稳健.在基本结论的基础上,文章还对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与留守本地农民相比,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加广泛,且更容易获取创业资金、客户资源和经营许可.此外,文章进一步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不同类型创业项目的异质性影响.具体看,外出务工经历对初始投资规模较小和以发展为目的的创业项目影响显著,对初始投资规模较大和以生存为目的的创业项目无明显作用.文章研究不仅有助于解释不同类型农民在创业决策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还为当下政府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依据.     

创业企业IPO靠自己还是靠"风投"?——基于双边选择效应视角的经验证据

风险投资的增值职能对创业企业至关重要,是风险投资领域最重要的研究问题之一.现有文献侧重于风险投资增值职能与单边选择效应的分离识别.文章提出双边选择效应与风险投资增值职能的区分,研究了风险投资增值职能对企业IPO结果的作用机制.文章利用1999-2009年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中国创业企业的1 623个样本,以及截至2016年6月30日被投资企业IPO成功与否的数据,考察了风险投资机构是否发挥了增值职能.文章在充分考虑"好风投"与"好企业"更容易结合的双边选择效应基础上,同时考察了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自身在IPO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增值效应".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均表明,"好风投"未能充分发挥对创业企业的增值效应,在推动IPO方面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创业企业的自身优势才是其更容易成功IPO的主要决定因素.文章的研究为理解风险投资机构的增值职能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正确认识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的行为特征及其经济效率.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对2006—2011年六年内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与公司绩效、企业规模和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环境有关,具体的影响关系是: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和公司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与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环境存在负相关关系,与高管持股比例相关性不显著。     

企业家控制权、创业资本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1998—2015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企业家控制权、创业资本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企业家控制权能够促进资本配置效率,验证并拓展了Coase (1937)所强调的企业家控制权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创业资本对企业家控制权-资本配置效率敏感性具有负面影响,验证了Kaplan&Stromberg (2003,2004)所提出的创业资本对企业家控制权的分割作用,为创业资本影响企业价值提供了企业家控制权视角的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第三,企业家控制权的增值效应在治理、管理两种控制权上均有体现,但创业资本的分割效应更多地体现为对治理控制权的分割。第四,在将技术效率替换为单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指标后,以及通过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和干预效应模型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原有结论依然成立。第五,企业家控制权的增值效应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更为明显,而创业资本的分割效应则受到多个因素的制约,包括企业家层面的政治背景、公司层面的融资约束和增长机会、中观层面的行业和地区因素。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流动人口创业——来自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实现流动人口高质量就业和收入增长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利用2011—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根据双向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阻碍流动人口创业,这种抑制作用是因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加了流动人口的“非创业”就业收入,缩小了流动人口“创业”与“非创业”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进一步检验发现,城市文化多样性可能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从而强化其对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阻碍作用。这表明,以普惠发展做大经济蛋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创业的支持作用、扩大流动人口“非创业”增收渠道,还要促进城市内部融合以降低文化排斥的消极影响。     

为了指标而竞争*——来自中国煤矿企业的证据#br#

中国矿难治理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但总结其成功经验的研究尚显不足。本文认为安全生产的总量指标控制是一种降低中国煤矿企业矿难死亡人数的有效方式。笔者手工搜集了2002—2006年中国煤矿企业矿难死亡人数和省级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数据,并与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发现单个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和同地区其他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之间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间存在指标竞争现象。广义双重差分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指标越少的省份,企业间指标竞争越激烈。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超标省份或者主管官员晋升的关键时期,指标竞争更加激烈。最后,单个煤矿企业死亡人数与异省邻市矿难死亡人数不相关,排除了矿难导致监管加强的“威慑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煤矿安全生产总量指标控制对企业安全生产有显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