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与“中等收入陷阱”： 家庭福利损失的视角

本文以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结合中等收入国家的特点,提出如下理论假设：通胀所造成的家庭福利损失会影响中等收入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相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后通过FGLS、差分GMM,以及系统GMM的方法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基础设施、债务水平、技术创新以及储蓄率这些影响因素之后,通胀对上述国家人均GDP增长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使是在年均通胀率只有514%的东亚国家组,通胀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平均影响也达到了123个百分点～221个百分点,影响比重达到了27%～48%。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通胀的调控,以确保我国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潜力研究——专利技术视角

当前,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国家创新能力不足将导致经济增速停滞或倒退,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研究跨越陷阱路径,在Keun Lee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中日韩等国家及地区近30年来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专利的技术循环周期后发现,中国已跨越短技术循环周期拐点,正迈向长技术循环周期,表明中国已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引入人均GDP、全球创新指数、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进一步验证得出一致结论。最后,提出提升和永续保障中国创新能力的建议。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与对策

基于现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文献,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通过厘清制度体系对经济增长方式和动力、经济结构转变和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的影响途径和作用机理,建立起一个较为系统的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进一步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与对策。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视角与中国策略

2008年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大关,正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与社会等各方面问题日益突出,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文章比较研究拉美国家和日韩两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借鉴。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收入和消费视角的分析

通过横向比较中国和几个代表性国家在不同收入阶段的经济表现,说明中国的消费、投资、储蓄等方面的结构不合理。纵向基于1978~2011年数据,建立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并通过回归找出影响消费支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工资收入、人均储蓄、税收、城市化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若干建议。     

中国创新链“国进民进”新格局的形成、障碍与突破路径*

现阶段,无论是从国有企业国家战略定位的内在要求来看,还是从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需求来看,以及从当前中国情景下国有和民营企业各自的能力特征和竞争优势来看,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必须在中国创新领域打造国有和民营企业协同合作新局面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在中国创新领域以及创新链中打造“国进民进”新格局形成的重要性。为此,本文着重分析了在中国创新链的五大环节中所存在的诸多弊端以及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各自合理定位,并探讨了如何在不同创新链环节构建国有和民营企业协同合作的可能模式和实施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应有的政策建议和今后可能的改革突破口。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国内价值链构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在于完成产业由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东部地区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和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通过完成产业结构转移和产业升级来构建国家价值链。国家价值链可通过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橄榄型"社会和缓解城市病来促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收入分配政策

贫富分化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韩国在收入分配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分配秩序、促进教育均衡、支持农业发展等,做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又能保持大体公平,其政策值得中国研究和借鉴。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实现路径

通过对我国经济结构的分析,作者发现结构失衡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障碍,人口红利逐渐式微加剧了我国向高收入组跨越的难度。在调节结构失衡的过程中,应以收入分配改革为切入点,通过建立集体工资谈判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和财税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时,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由技术内生化阶段向自主创新阶段转变,实现增长阶段的跨越。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探讨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原因主要在于,进入这个阶段,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     

“天赋异禀”、“熟能生巧”还是“日久生情”*——基于中国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1—2013年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证券分析师的预测能力随时间变化的现象及机理。实证检验表明：（1）分析师的预测能力随着经验积累而显著提高;（2）“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较之于一般分析师并未表现出更强的预测能力（即并不存在“天赋异禀”）;（3）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随经验积累而提高并非由于研究能力的提升（即“熟能生巧”）,而是通过所在证券公司的平台与所跟进的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即“日久生情”）。本文不仅丰富了关于影响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因素的相关实证研究,同时创造性地进一步剖析了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随经验积累提高的内在机理,其结论对于理解分析师学习成长机制、促进中小投资者保护以及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理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

本文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某些有代表性的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及教训、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研究三个方面对当前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最后分析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我国食品企业的选择：“一体化”还是“外包”*——基于消费者食品质量关注视角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消费者、食品终端企业、食品加工企业的不完全契约模型,以分析消费者食品质量关注对我国食品终端企业组织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食品质量越关注,终端企业越可能选择一体化生产。此外,终端企业与加工企业的技术、终端企业一体化生产所需的固定资本、终端企业对中间投入品的质量认知以及加工企业在交易中的收益比例,均会影响终端企业的组织结构选择。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地方政府治理转型视角的分析

我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与自主创新能力匮乏并存;贫富分化与腐败严重并存;快速城市化与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并存。而造成这种风险的根源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紧密相关。现有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要的创新驱动战略存在根本性冲突,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必须实现地方政府治理转型。     

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的结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远亲”与“近邻”的视角

本文实证分析了农民收入流动水平的结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低收入阶层的农户家庭收入流动较强,高收入阶层农户家庭稳固其地位的能力逐渐增强,其家庭收入固化趋势较为明显。流动效应是导致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而结构效应中家庭经营性收入流动水平是缩小差异的最大贡献者。从家庭亲属亲密程度和近邻便利程度的视角来看,“远亲”不如“近邻”的现象在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上表现明显。家庭亲属性质、亲属关系层级分别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流动性存在较强的显著影响。而近邻就业机会越高,组织程度越强,地区区位优势越好,越有利于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