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城乡互动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发展分析

“伪城镇化”、“半城镇化”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一元化”过程中的“农民进城”与城市吸融功能不足的矛盾、“小城镇化浪潮”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潜力不足的矛盾。结合中国国情的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模式在于守地式的就近就地城镇化发展,而守地式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产业发展,农村产业的发展又依赖于城乡市场与产业的互动。这需要发展立足农村的“产供销一体化”大型商贸企业,破解农村市场劳动力流转、土地流转、融资与技术及管理水平低下问题,构建城乡产业互动的交换利益基础,优化城乡产业体系配套和互补的对接方式,提升城乡产业合作的分工层次。     

2018—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 ——改革开放新征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8年注定是中国宏观经济值得高度关注的一年。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市场情绪的巨变、微观基础的变异、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集中暴露，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这说明中国宏观经济既没有“触底企稳”，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反而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战”的叠加中全面步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2018年所面临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难以通过短期稳增长政策得到有效缓解，需要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内外部压力和问题的暴露决定了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在2018年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定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控风险与稳增长挤压下的中国货币政策*

当前“名稳实紧”的货币政策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宏观经济现状,货币政策总体思路亟待调整。过高的债务率所导致的债务-紧缩效应以及目前市场上所采取的“杠杆率硬着陆”的方式不仅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潜在系统性风险,而且还导致货币政策陷入传导困境。金融市场上财务软约束、刚性兑付现象大量存在,抬高了无风险利率,而且导致市场丧失风险定价功能。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当前货币政策取向应该从“名稳实紧”调整为“适度宽松”。在“杠杆率软着陆”的思路下,通过创新货币政策目标,配合市场化改革,尝试探索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并结合市场监管体系的完善,早日实现经济复苏。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驱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研究

军民融合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对于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在全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军民融合协同创新通过促进新知识涌现、推进新产业集聚发展，最终汇聚经济发展新动能，驱动园区高质量发展。在提出军民融合协同创新驱动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组织框架基础上，将发展模式归纳为以分享经济为背景的资源共享模式、以新型研发机构为核心的第三方模式、以产业联盟为核心的产业链拓展模式和以交易平台为核心的“PPP”模式，最后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动力和机制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源于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智能化需求。在应用需求牵引下,核心产业部门和融合产业部门的互动和正反馈效应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随着消费互联网升级和产业互联网发展,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经进入全面融合发展新阶段。内生需求牵引、政府的战略引领和积极响应、新型平台主导的产业创新生态发展、国家创新系统的完善以及传统产业头部企业的智能化转型,是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机制。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过程中,核心产业部门和融合产业部门在互动中持续的知识、技术重组和互补性创新,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将推动中国经济步入高增长和低通胀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总结克服“贫困陷阱”经验开启新时代现代化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发展理念重要方略的体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我国告别了贫困，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定能够使我们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进一步提升“四个自信”，为解决人类问题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持续发力

产业是社会分工和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产物.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引领作用,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市场决定性作用与基本经济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解读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挥重要作用的三中全会有4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是继前3次三中全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三中全会。本文在反思过去10多年来“重发展,轻改革”、“重政策调整,轻制度创新”的倾向基础上,解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新创意,阐发了《决定》中关于市场“决定性”作用与基本经济制度之间关系的新表述。本文认为,（1）决定性作用不单单是文字上的新表述,而且是20多年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经验和理论的升华;（2）决定性作用更清楚地界定了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不同功能;（3）决定性作用厘定了市场经济与基本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     

第十届科技进步论坛暨第六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论坛——领跑与并跑:打造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引擎征文通知(第二轮)

正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支撑。随着我国科技创新由跟跑为主转向更多领域并跑、领跑,新时代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需要深刻把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发挥科技创新核心驱动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深入探讨新时代科技创新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科技进步与对策杂志社、山西大学、武汉大     

国有企业管理主体本位论

近几年,我国国有企业亏损日益严重,不但影响了其自身的改革与发展,而且已成为重大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理论界和企业界提出了种种对策,可概括为“市场本位论”、“机制本位论”、“改革本位论”、“创新本位论”、“技术本位论”、“效益本位论”等,但最终未能使其走出困境。实践证明,这些主张是不全面的。     

中国创新链“国进民进”新格局的形成、障碍与突破路径*

现阶段,无论是从国有企业国家战略定位的内在要求来看,还是从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需求来看,以及从当前中国情景下国有和民营企业各自的能力特征和竞争优势来看,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必须在中国创新领域打造国有和民营企业协同合作新局面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在中国创新领域以及创新链中打造“国进民进”新格局形成的重要性。为此,本文着重分析了在中国创新链的五大环节中所存在的诸多弊端以及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各自合理定位,并探讨了如何在不同创新链环节构建国有和民营企业协同合作的可能模式和实施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应有的政策建议和今后可能的改革突破口。     

提升中国模式影响力的四力互动发展 ——2007-2014年中国国际竞争力评价和分析

2007-2014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加速转型的调整期。中国国际竞争力整体来看主要体现在规模与效率、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四力互动协同发展之上。本文通过对国际竞争力八大要素进行评价,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国家经济实力最具有竞争力;国际化、科学技术和国民素质竞争力次之;政府管理、金融系统、企业管理和基础设施竞争力表现差。但是,从动态分析看,强势的继续强势。中国在经济运行规模及增长速度、基础设施和科技投入、劳动力成本及就业率等方面有绝对优势。弱势的正在快速扭转中,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全面现代化建设之后,正在适应信息化和发展大数据手段管理来提升效率;生产率在创新型国家政策驱动下正在稳步提升;强势政府管理下抵御国家风险和金融风险的能力不断凸显出来;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有望不断提升。     

以产业结构为中介的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机理*

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思想，借鉴Aghion创新模型分析方法，揭示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并运用中国1998—2015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3SLS法和联立方程模型对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中介作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存在的；（2）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创新的影响强度较大，东部地区所处的创新阶段更加领先，进一步突破前沿技术，容易遭遇瓶颈；（3）理论和实证的政策性意义在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突出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大对产业内部技术创新的投入，促进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的有效发挥。     

关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说明

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是回归到了市场经济的本义。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不只是选择机制,还有激励机制。市场由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基本含义是,市场不再是在政府调节下发挥调节作用,而是自主地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确认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只是明确改革的新方向,绝不意味着一放开市场作用就能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秩序混乱的市场配置资源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完善市场机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规范市场秩序,二是培育市场主体。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能放大到不要政府作用,也不能放大到市场决定公共资源的配置。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除了通过自身的改革退出市场作用的领域外,还要承担起完善市场机制建设的职能。政府行为本身也要遵守市场秩序。     

转型时期中国地区产能过剩测度* ——基于协整法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的比较分析

本文运用协整法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对2001-2011年我国30个省（市）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进行测度及比较分析。本文研究发现：（1）两种方法得出的产能利用率基本一致;（2）产能利用率变化呈现明显的经济周期特征;（3）东部地区的产能利用率整体低于中西部地区;（4）我国地区层面的产能过剩风险可能正向全局蔓延。本文进一步将30个省（市）划分为确定性过剩、可能性过剩以及潜藏过剩风险三种类型。     

资源错配、要素市场总扭曲及福利损失测算*——基于单位要素成本的生产率分解视角

通过引入单位要素成本指标,本文对佩特兰和勒文叟汉（Petrin and Levinsohn）的生产率分解模型进行了拓展,［1］得到了一个更为准确的资源重置效应。利用2000—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经过测算显示,技术进步和要素市场总扭曲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样本期间资源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平均贡献仅有324%,且日渐式微。然而资源错配造成的福利损失却依旧占制造业增加值的近2663%。这表明,在现有体制下通过市场自发调节促进要素合理配置的空间已经耗尽,经济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固化”倾向,进一步的资源重置应来自对现有经济结构的改革,以缓解资源错配。本文最后通过测算各地区的资源重置潜力,为区域结构优化提供了一个量化参考。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金融市场与系统性风险*

由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而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一直在延续,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已经成为全球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共同的课题。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开展和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受关注程度的提高,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系统性风险的潜在影响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本文使用SRISK指标测度了我国的系统性风险,并通过构建传统VAR模型和VAR MGARCH DCC模型,对我国“8·11”汇改前后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系统性风险、股票价格收益率、人民币在离岸利差、离岸人民币与美元利差五变量及其波动性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行了检验。实证研究证明,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系统性风险及两者波动性之间均存在明显的关联关系。     

2014-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步入“新常态”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4年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拉开序幕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沿着“新常态”轨迹持续发展的一年。一方面,GDP增速等宏观参数在外需疲软、内需持续回落、房地产周期性调整以及深层次扭曲等力量的作用下持续回落,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在消费升级、不平衡逆转以及政策调整的作用下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结构参数的良性调整、总体价格水平的小幅回落以及就业状况的持续稳定给2014年相对低迷的宏观经济增加了一些亮色。
2015年将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全面展开的一年。它将延续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逻辑,使“新常态”的4典型特征进一步持续。但在改革力度的全面提升、房地产周期调整的进一步加大、经济低迷的进一步持续以及财务困境的进一步发展等因素的作用下,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6大挑战和变异点。这决定了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必须在全面推进改革与调整的同时,加大底线管理的力度。
报告对常态情形下的参数进行假设,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对2015年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预计2015年在常态情形下GDP增速将达到72%,CPI为27%,投资增速为123%,消费增速为118%,出口增速为56%。     

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

本文基于1978年末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准自然实验,首次使用合成控制法定量评估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合成控制法通过对多个控制对象加权以模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执行前后的情形,比传统方法更科学地测度改革开放的政策效果。改革开放的增长效应使中国1978年以来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提高669个百分点。经由安慰剂检验、排序检验和双重差分法的多维定量结果客观证实了上述结论的有效性和稳健性。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贸易的持续快速增长是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渠道,人力资本水平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本文首次从定量意义上佐证了改革开放创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学术观点,也为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定量依据和经验支持。     

技术创新与工业节能减排效率 ——基于SBM DDF方法和面板数据模型的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以非径向、非导向基于松弛变量的SBM DDF模型构建工业节能减排指数评估2005-2011年我国30个省市的工业节能减排效率,并重点分析了内生创新努力、本土创新溢出、国外技术引进三种类型技术创新对工业节能减排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工业节能减排效率呈现“东部较高、中西部较低”的局面;内生创新努力、本土创新溢出、国外技术引进三种类型技术创新对工业节能减排效率具有显著正影响,且影响程度上,内生创新努力在东、中、西三个地区的作用都是最大;本土创新溢出在创新环境优异的东部地区更显著,而国外技术引进在开放程度相对较低的中部和西部地区作用更突出;环境规制对节能减排效率的作用有限,产业结构对节能减排效率的影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