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去杠杆下的中国宏观经济*——2018年中期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物价水平稳定，就业形势整体向好，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升。不过，当前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尤其需要警惕消费增速过快下滑、宏观税负进一步加重、民间投资复苏乏力、部分企业效益状况显著恶化、去杠杆过程中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加剧等主要风险点。此外，杠杆率高企是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而且中国的杠杆率在不同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均体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点。为此，中央在2018年专门提出了“结构性去杠杆”的新思路。在“结构性去杠杆”稳步推进的大背景下，宏观政策既要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谨防去杠杆带来的经济增速超预期下滑风险，又要激发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促使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2015年中期）报告* ——低迷与繁荣、萧条与泡沫并存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在各类数据超预期回落中步入新常态的艰难期。从短期来看，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在外贸回升、房地产投资触底以及消费小幅回暖的作用下于第3季度触底，第4季度小幅回升。但从周期角度来看，2015年不是本轮“不对称的W型”周期调整的第二个底部，世界经济周期、中国房地产周期、中国的债务周期、库存周期、新产业培育周期以及政治经济周期决定了2016年中期才能出现坚实的触底反弹。针对2015年中国经济“新常态”呈现的10大新特征和4大风险，本报告认为，鉴于新常态步入到攻坚期，很多宏观指标发生变异，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无论从基本哲学、理论基础、框架体系、总体定位以及工具选择都需要全面重新梳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呈现企稳的迹象,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硬着陆”的可能。2016年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四大方面的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还没有完全找到;二是稳增长政策并没有缓解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三是短期产出与中期潜在产出的负向强化机制、超国民收入分配所带来的“消费-投资”困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收益下滑所带来的进一步“脱实向虚”三大新难题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摆脱持续探底困境的核心障碍;四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企稳构建在大规模政策宽松和泡沫化房地产复苏之上,还没有形成持续复苏的基础。2016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持续上半年企稳的态势。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将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现,并呈现出强劲的底部波动的特征。根据模型预测,2016年中国GDP增速为66%,CPI为23%。2016-2017年是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大改革”+“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监管”必须要有可操作的抓手和可实施的方案,各类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迪拜债务危机引发的思考

房地产泡沫是引发迪拜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过分依靠房地产推动经济的增长蕴含极大的泡沫和风险,中国经济需要内需驱动的平衡增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需要协调发展,还要密切监测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前瞻及其应对策略

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调控政策的出台,实体经济、房地产、通赁膨胀状况都发生了很大转变。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确定风险,中国实体经济下行的风险,股市、房市等资产泡沫破裂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面对经济、债务、社会、政治等危机叠加的复杂风险,必须采取措施进行有效的应对,才能有效化解风险,保障经济平稳发展。     

2018—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 ——改革开放新征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8年注定是中国宏观经济值得高度关注的一年。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市场情绪的巨变、微观基础的变异、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集中暴露，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这说明中国宏观经济既没有“触底企稳”，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反而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战”的叠加中全面步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2018年所面临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难以通过短期稳增长政策得到有效缓解，需要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内外部压力和问题的暴露决定了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在2018年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定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与上市企业投融资*——基于我国247座城市的初步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社科院披露的我国247座城市地方政府性债务对金融稳定影响的评价指数,分析了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对上市企业债务融资与资本性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理。研究发现,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较好地区相比,处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较差地区的地方政府控股国企,其杠杆率均显著较高,但企业资本性投资效率却显著较低,企业产能过剩的财务特征十分明显。这表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会显著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融资,并且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越差,透过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或干预,通过预算外举债,政府“杠杆”有转化为企业“杠杆”的风险。本文明确了“去杠杆”究竟应去谁的“杠杆”问题,对理解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转变为“内涵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初探

债务风险历来都是威胁政府稳定、降低政府公信力,最终可能会影响地区经济和稳定甚至世界经济和稳定的重要问题;中国的政府债务风险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尽管依然可控,也已经成为了一个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和政府公信力的潜在威胁;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表现为规模风险、结构风险、管理风险和外在风险。     

地方债务风险分析与防范对策

近年来爆发的世界多地政府债务危机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公众对地方债务问题的关注。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对我国也造成了不利影响,使得我国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现阶段我国许多地方政府采取发行债券、融资平台等方式进行融资,不仅存在直接债务,还存在着许多或有债务,使得地方债务风险不断加大,影响了地方财政的正常运转。因此,只有有效地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才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     

持续探底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2015-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2016年是中国经济持续探底的一年。在世界经济周期、中国房地产周期、中国债务周期、库存周期、新产业培育周期、政治经济周期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将在2016年出现深度下滑,而本轮周期的第二个底部在第3-4季度开始出现,预计将在2017年后期出现稳定的反弹,步入中高速的稳态增长轨道。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取决于以上七大周期的调整情况,其决定着本轮经济下行的底部以及底部的深度和持续的长度。我们必须对改革动力体系的构建、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世界经济的变异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问题进行高度关注,并认识到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在低迷中有繁荣,在疲软中有新气象,在旧动力衰竭中有新动力,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铸造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     

高送转与股价崩盘风险:抑制还是加重

本文以我国2003—2015年A股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公司“高送转”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高送转”能够有效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相对于创业板,主板公司“高送转”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更为显著。而且,“高送转”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并不受公司财务状况和减持情况的影响,该抑制作用的期限超过了我国投资者平均持股时间。本文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高送转”经济后果的认识。     

中国主权债务的现状分析及其风险防范对策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债务危机频繁发生,陷入危机的国家都遭受了重大损失。2007年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衰退使一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造成了全球的金融动荡。为此,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控制外债流动性风险、增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融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结构性风险及其治理

在新常态背景下,准确判断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结构性风险,进而提升其治理效率,实现地方经济的平稳高效持续运行,正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前瞻性问题.本文对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结构性风险及其治理展开全方位的探索性研究,以期达到防控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结构性风险的目标,避免地方政府“公司化”和地方经济推行“负债式增长战略”,并最终打破地方政府性债务恶性循环的困局.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影响因素及化解对策

不断蔓延的欧洲债务危机,加重了各界对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的担忧.而近期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同样引人关注.尽管我国法律法规对地方政府举债限制比较严格,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合理.事实上,地方政府通过公开或隐蔽渠道,直接或间接地举借了大量债务.现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某些局部已经显现,潜在的风险也不可忽视.本文在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后,提出了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对策.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与宏观经济风险缓释研究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成为威胁中国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影子银行、土地财政等因素的五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本文探讨了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对宏观经济风险的缓释效果。研究发现:经济增速放缓、地方政府资金使用成本过高、土地出让收入不确定性增加是导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主要因素。通过债务置换延长债务期限结构虽然可以缓解债务累积,且对宏观经济风险具有一定缓释作用,但会降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使得短期内波动增加,中长期内产出下降。实施债务置换期间,数量型货币政策有助于增加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但会带来经济通胀风险。     

西班牙融资无门

与"懒人国"希腊引发债务危机的缘起有所不同,西班牙债务危机则发端于国内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以及银行信贷资产的严重恶化。     

聚焦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升级,失业率居高不下,伴随而来的是我国物价上涨压力较大,经济持续动荡,房地产价格高居不下,国内中小企业面临债务危机,民间借贷潜在风险加大。预计2012年中国GDP增速将延续放缓走势,房地产投资和出口增长将进一步下滑,中小企业将面临更大的危机,因此当前经济形势下,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     

迪拜和希腊债务危机的对比分析

迪拜和希腊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之后,相继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迪拜债务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冲击下房地产泡沫破灭,价格大幅度下降,资金链条断裂,实体经济无力支撑等多重因素.而金融危机之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著恶化,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随着主权信用评级被降低,希腊政府的借贷成本大幅提高,陷入债务危机之中.迪拜和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不仅在短期内冲击全球经济,而且给全球经济的长期发展以很多警示.     

对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高度重视

正国内学界和国外一些关心中国的人,普遍认为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是引爆中国金融危机的风险点。这两个领域的风险之所以会引发大的金融经济危机,主要与金融体系有关。目前,大部分的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是通过银行或影子银行融资的,如果它们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就会造成一些金融系统的问题。不论是房地产还是地方债务,即使项目本身长期看好,由于其基本的形式都是短债长投,期限的不配套也会增加诱发危机的可能性。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思考

本文从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入手,归纳总结了地方政府债务的成因与潜在风险。针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现状与形成原因,结合所学知识,提出了旨在化解危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