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乡视角的居民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2002—2016年,伴随着291亿农村人口的城镇化,中国居民能源消费量增长了190%。在这一背景下,准确识别城乡居民能源消费模式差异及影响因素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城乡视角,重新界定居民能源消费,涵盖了建筑用能和交通用能两部分;同时在模型中创新性地引入了财富效应和强度效应,结合结构效应、城镇化效应和人口效应进行定量研究。利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基于我国2002—2012年城镇、农村居民数据,本文考察了不同驱动因素对城镇和农村能源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建筑能耗强度和住房面积的增长是驱动居民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机动车数量的增加也对城镇居民能源消费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由于较高的增长率,农村建筑能耗强度和人均住房面积增加对能耗增量的贡献已经逐渐超过城市。此外,分解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居民能源消费的正向效应在逐年递减。这为“城镇化导致居民能源消费增加”提供了间接反证。     

延长退休年龄还是增加缴费基数： 养老金改革的路径选择与政策效应*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预期寿命延长,我国养老保险体系面临预期养老金支付严重不足的挑战。本文基于总量视角建立基础养老金收支模型,利用中国人口预测数据,分别测算基于实施“延长退休年龄”和“增加缴费基数”两种不同的改革策略未来30年中国基础养老金的收支余额,并评估政策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推迟退休年龄”对缓解养老金基金支付压力作用明显,但存在增加就业压力等负外部性。“增加缴费人数”亦可以缓解养老金支付困境,且不存在负外部性,但推行时间缓慢,或将产生新的公共财政压力。     

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共生抑或掠夺

本文使用大样本的微观企业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来判别中国转型背景下,现阶段以大银行体系为主的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形成的是“共生”还是“掠夺”关系。结果发现:民营企业中贷款成本支出对企业利润和资产增长造成了显著的“挤压”和“抑制”效应;相反,国有企业中却表现出“共生”效应,而其他类型企业中这些效应皆不存在。这些结果验证了银行体系对民营企业造成了“掠夺”之手的效应。     

“再工业化”背景下的中美制造业竞争力比较

本文以美国针对虚拟经济极端膨胀与实体经济弱化提出的“再工业化”为背景,以形象反映产业价值链特征的“微笑曲线”为基础,主要从制造业技术密集度分布格局、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融合度的角度,依据中国“九五”时期、“十五”时期、“十一五”时期重点年份的中美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中美制造业发展程度进行对比分析,以寻求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路径。研究表明,从制造业技术密集度分布格局来看,中国趋于低端,美国制造业趋于高端且结构平衡稳定,但中国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两国差距正逐年缩小;从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的融合度来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在上下游与服务业的融合都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尤其体现在科技研发方面。     

京津冀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效应研究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雾霾污染的重灾区。本文分析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雾霾污染空间相关性，发现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高—高”型集聚和“低—低”型集聚的特征。基于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使用三种类型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发现：京津冀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显著相关；产业结构与其呈“倒U型”曲线，目前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自身及其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加重作用；城镇化水平对邻近地区雾霾污染具有双向效应。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城镇化水平质量的提高会缓解京津冀雾霾污染，实际人均GDP、对外贸易依存度、FDI、人口密度等也会对京津冀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雾霾污染产生影响。     

管理层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盈余持续性的检验

管理层持股对公司盈余影响有“利益趋同”和“壕沟防御”两种效应。本文采用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0年样本,基于盈余持续性的视角,研究了管理层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能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盈余持续性,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作用强于监事会。本文不仅丰富了管理层持股对盈余持续性影响的研究,而且获得了管理层持股“利益趋同”作用的支持性验证,说明股权分置改革后“内部人控制”不再是制约管理层持股的制度障碍。本文研究支持上市公司和监管层积极看待管理层持股,并建议上市公司区别制定有效股权激励计划,通过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更好地发挥管理层持股的积极作用。     

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来自北京市文化创业企业的证据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环境下,企业在治理结构上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从公司治理实践上看,两种治理模式各有优劣。那么,企业在什么情况下更可能“任人唯亲”呢？本文基于最优授权理论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然后使用一个独特的创业企业调查数据,采取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发现是：有创业经历的或文化水平低的企业主更愿意任用亲戚担任企业高管,而男性、有管理学背景或有银行贷款的企业主更不愿意任用亲戚担任企业高管。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资源配置、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分析*

本文旨在测算、分析中国经济及各产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年均增长率、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再结合其他37个国家的相应数据进行国际比较。本文依据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推导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程并构建了测算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的两个指标。本文发现，由三大产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差异和部门间规模巨大的人力资本转移而形成的“结构效益”，能够合理解释中国经济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较高但三大产业部门却处在较低水平甚至负增长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经济事实。本文从数理逻辑和经验研究两个角度验证了“产出增长率效应”和“结构效益”的存在。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经济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大幅落后于多数高收入国家。     

国防科技工业跨部门合作治理网络动态演化研究

随着国防科技工业治理复杂性提升以及传统治理理论失灵，准确厘清包含军民两大治理主体、公私两大职能部门治理机构间合作网络、关系结构与演化过程，已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基于“元治理”理论思想，以1998-2018年发布的614条政策为研究样本，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不同时期国防科技工业治理网络结构、机构间互动关系、主体角色定位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关系网络是随着国防科技工业政策变迁不断演化的自组织网络，网络结构由“松散”向“耦合”转变、网络核心由“单核”向“多核”转变、治理模式由“碎片化回应”向“协同共治”转变；个体节点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主要表现为协作主导者、牵头主导者、互惠跟随者以及边缘跟随者4个群体，并得出核心机构角色演变规律。最后，从“元治理”视角对国防科技工业异质主体跨部门合作治理关系进行再审视，并提出相应治理策略。     

网络借贷中信息不对称缓解机制研究*——基于信号传递和双边声誉视角

本文借助于“人人贷”平台的微观数据从信号传递和双边声誉两个视角研究了网络借贷平台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缓解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借贷平台的学历信号和双边声誉机制有助于减缓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增进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融资后的道德风险。同时，本文还发现借款人的学历信号和双边声誉存在非对称的替代关系，高声誉更能弥补低学历借款人信誉信号的不足，因此低学历借款人更有激励建立自身的高声誉，但是随着借款人学历的提升，该非对称效应消失。进一步研究发现，学历信号和双边声誉机制在缓解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本文的研究对于缓解“长尾人群”的融资约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以城乡互动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发展分析

“伪城镇化”、“半城镇化”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一元化”过程中的“农民进城”与城市吸融功能不足的矛盾、“小城镇化浪潮”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潜力不足的矛盾。结合中国国情的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模式在于守地式的就近就地城镇化发展,而守地式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产业发展,农村产业的发展又依赖于城乡市场与产业的互动。这需要发展立足农村的“产供销一体化”大型商贸企业,破解农村市场劳动力流转、土地流转、融资与技术及管理水平低下问题,构建城乡产业互动的交换利益基础,优化城乡产业体系配套和互补的对接方式,提升城乡产业合作的分工层次。     

“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不同于既有研究仅强调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分别是“土地财政”产生原因和影响结果,本文在第一代面板单位根IPS检验、Hadri LM检验、Fisher ADF检验和第二代面板单位根Pesaran CIPS检验基础上,使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Pooled OLS方法、FE OLS方法、SYS GMM方法重新考察了“土地财政”的扩张原因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除了受同质性中央财税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人力资本、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异质性地方非制度因素的影响;(2)“土地财政”不是既有研究断定的“绝对攫取”,实质上是一种“名义攫取”,短期内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益处。本文发现“土地财政”在扩张原因和影响结果上均被误解了,在“后土地财政时代”,应将“土地财政”的收入视角从“卖地赚钱”转向“以地生财”,政策视角从“资本积累”转向“信用融资”,经营模式从“土地收入”转向“土地基金”,从而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增长乏力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     

微观视角下的养老金替代率与居民消费行为

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养老金“并轨”开始启动,低替代率问题逐渐显露。本文借鉴缓冲储备储蓄理论,首次从微观角度基于养老金并轨和替代率两方面研究养老金制度对于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结论显示,我国养老金“多轨制”和养老金替代率均显著影响居民消费行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比企业及其他人员消费倾向更高;在控制养老金“并轨”问题后,提高养老金替代率有助于刺激城镇居民增加消费支出。这些均对低收入和女性户主家庭更为明显。     

中国工业企业无利润扩张之谜*

本文发现中国近些年来微观企业层面出现了在没有盈利能力支持情况下进行扩张的行为,同时伴随着居高不下的财务杠杆和畸高的融资成本。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中国企业在与其盈利能力不相匹配的高融资成本下的迅速扩张,可能与中国经济行为中的扭曲有关。在财政补贴和优惠利率等政策支持下的企业,不顾融资成本盲目扩张,在盈利能力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进入典型的“存量”吃“增量”的过程。     

财政学：两大传统的分立与融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财政学教学与科研逐渐摆脱了原苏联财政学体系的影响,全面转向以英美财政学传统为主要特色的当代西方主流财政学。这既加速了中国财政学“国际化”的进程,同时,这种以“英美化”为标志的“国际化”进程,也对当代中国财政学研究带来了负面影响。本文在对当代主流财政理论两大源流--英美财政学传统与欧洲大陆财政学传统--的理论特色和历史演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财政学应向何处去”的问题。     

我国就业结构变动与技术升级研究*

本文利用一个全国代表性数据库，计算了2003—2013年间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变动情况，并从人口学视角进行了变动原因的分解分析。本文发现过去十年我国技术进步并没有带来显著的劳动参与率下降。相反，除了常规操作性工作，其他三类就业占比都在增长。增长原因既有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结构效应”，也有需求变动带来的“倾向效应”。从绝对值看，由于目前我国常规性就业占比仍然远大于美国，这意味着如果人工智能等技术大力推进，仍然可能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大冲击。因此，笔者也参照已有文献做法估计了我国就业中可能被替代的潜在数量和比例，以及未来行业间就业转换的方向。基于这些计算和讨论，本文对当前技术进步采纳及就业应对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房价、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3年28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空间经济学视角探究房价、土地财政与城镇化三者关系,通过理论与实证检验发现：第一,中国房价有利于促进土地城镇化发展,却抑制人口城镇化发展,而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实行“摊大饼式”城镇化发展的根源;第二,2004—2013年289个地级市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大部分处于不协调状态,即人口城镇化远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第三,2004—2013年各地级市房价、土地财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及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指数之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第四,基于地理距离、地理相邻与经济距离权重,利用静态SDM模型实证检验发现,商品房价格与土地财政收入水平越高,越不利于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创业测度与实证：研究进展与发展方向*

本文对创业测度与实证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分析了现有研究在理论完善、实践导向和政策优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随着“双创”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大量政策推动下中国创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问题和新规律，需要系统测度和实证予以解答。本文结合创业调查发现的现实问题，提出了8个未来研究的方向，以期从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为学术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方向和借鉴，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体系的完善，基于中国实践推动创业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论“互联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现有文献大多关注信息技术的“增长效应”，但对其“分配效应”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尤其是没有研究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企业初次分配中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的收入份额。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7年的微观数据，分析企业使用信息技术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使用信息技术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更高，并且这一结论对于不同的变量、样本和模型设定都十分稳健。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也存在异质性，在内资企业、内销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表现更加明显。对影响机制的讨论表明，使用信息技术在提高企业增加值的同时，更大幅度地提高了平均劳动报酬，从而导致初次分配更加偏向劳动。本文不仅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而且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突破与政策应对*——基于地区收入差距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在本质上是收入与增长非线性相关系,而威廉姆森拐点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本文基于空间自相关理论提出空间基尼系数的一个分解框架,并运用威廉姆森“倒U型”理论构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模型。结果表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更确切地说是S型关系。以平滑转化回归模型测算,中国存在人均GDP为4 18930美元拐点,并于2005年越过拐点,但进入地区差距收敛的“高体制”路径仍有一定差距。因此,中国在政策应对上要进一步通过实施高起点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宏观配套政策,配合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从而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