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与就业量显著相关,投资规模的扩大能够带动相应的就业规模的加大,但带动效应呈下降趋势。通过分析得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总就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益显著;固定资产投资的第一产业就业直接效应和间接效益均为负;固定资产投资的第二产业就业直接效应显著;固定资产投资的第三产业就业间接效应显著。对针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效应提出了对应的建议。     

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投资就业敏感性探析

文章利用Panel Data的变系数模型对投资与就业之间的敏感性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不同经济体的就业对投资有着很大的敏感性差异;民营经济由于具有较高的投资就业弹性,是促进大学生就业发展的最重要力量;外商投资的就业弹性也很大;但农业、公有经济的投资存在就业挤出效应,尤其是公有经济挤出效应更为明显。因此,政府要保大学生就业,就必须突破体制限制,侧重增加就业效应显著的行业和非公有经济的投资比例和优惠政策。     

产业转移背景下区域就业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基于1999年～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背景下,我国各省就业有β收敛特征。固定资产投资对中西部的就业贡献大于东部。中西部的FDI占GDP比重上升较快,对外开放度和投资环境明显改善,有效促进了就业增长。第三产业比重与就业的正相关关系仅在东部表现明显;说明东部第三产业较发达且能高效拉动就业,而中西部仍主要靠制造业扩大就业。与中西部的政府驱动特征相比,东部更加依赖私人投资拉动就业。     

加大投资工作力度促进湖南经济发展

固定资产投资历来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近几年保持了年均增长8％的速度，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经济增长对投资的倚重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已证明：投资需求扩大，经济发展速度就加快；投资需求不旺，发展速度就受影响。     

数字经济、人力资本投资与高质量就业

高质量就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针对现有文献大多忽视了人力资本投资在实现高质量就业中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问题,本文基于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份相关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人力资本投资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实现高质量就业有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投资则对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有明显的正向调节效应,但不同区域、不同时段差异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在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作用关系中也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因此,有必要着重加大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高质量就业。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就业

近年来，我国流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而国内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流出对外直接投资将对母国就业产生极大影响。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就业的各种情形，认为其影响程度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国内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的大小，并针对我国的经济形势提出了政策建议。     

国债拉动投资的效果分析

在关于国债投资拉动社会投资效果的争论中,国债投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成了焦点之争。本文从经验上分析了挤出效应的作用机制,并具体测算了1998-2002年各年国债投资所带动的社会投资。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我国的国债投资基本上不存在挤出效应,而且随着国债投资项目的深入进行,它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带动效果一年比一年明显。     

政府补助的政策效应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视角的检验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检验政府补助对企业投资方向的影响,从而考察政府补助的政策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政府补助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正向作用,对企业对外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则具有负向作用;地区经济增长业绩显著影响了政府补助对企业投资方向的作用,经济增长速度低的地区,上述政府补助对企业投资方向的影响更显著;相比于中央控股企业,政府补助对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方向影响更显著。这些研究表明,政府补助成为地方政府"促投资、谋增长"的一种手段,政府补助促使企业"优先选择"对经济增长拉动明显的固定资产投资,而相对削减企业的对外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结果可能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过度和技术开发投入的相对不足,不利于宏观经济结构升级和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整体就业影响分析——基于1992--2011年数据

本文采用EG二步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国内的就业效应进行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引致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总体效应为正,有利于我国国内失业率的下降,但间接效应并不明显,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就业量的提升。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整体就业影响分析——基于1992--2011年数据

本文采用EG二步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国内的就业效应进行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引致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总体效应为正,有利于我国国内失业率的下降,但间接效应并不明显,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就业量的提升。     

China’s value-added tax reform,firm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China reformed value-added tax (VAT) by removing investment from the tax base in northeastern provinces in 2004, which is a “natural experiment” of its tax system. Us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his paper for the first time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VAT reform on China firms’ fixed asset investment, employment behavior, innovative activities, and productivity, and furthermore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firm behavior on industrial structural upgrade and employment with a firm-level panel data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We find that VAT reform significantly promotes firms’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increases firms’ capital-labor ratio and productivity; while enhancement of firms’ productivity is mainly achieved by means of substituting labor with capital, rather than independ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meanwhile, VAT reform distinctly decreases employment. Our findings have essential policy implications on the extension of VAT reform in the entire China.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1985—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基于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根据中国1985-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修正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并无明显促进作用,从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贡献程度低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对就业的贡献程度。政府应打破垄断,放宽投资条件,并运用多种经济手段,鼓励外资进入劳动力密集产业,从而实现双方共赢。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我国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这一阶段特征决定着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文章主要分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通过1993—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得出结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GDP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减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和优化投资结构以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益已刻不容缓。     

固定资产投资对浙江农业产出影响的实证

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投资通过产业部门的关联作用,产生拉动和推动作用,从而促进农业产业的增长,且这种促进作用持续时间较长。本文利用浙江11地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就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产出的影响进行实证。实证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各地市农业产出总体具有促进作用,但地区之间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当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产出弹性系数较小,且温州、衢州和丽水的系数为负值;滞后一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产出的弹性系数要大于当期,宁波和衢州的产出系数为负值;滞后二期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产出的弹性系数最显著。这说明即使在投入要素收益边际递减规律下,资本仍是浙江农业产出的增长重要原因,但各市存在比较大的区别。因此,为促进各地市农业产出的增长和全省产出的均衡增长,应进一步扩大农业资本投入的规模。     

反倾销申诉和措施中的政治经济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1985-2000年分国家、分产业、分年度数据和混合Logit方法对反倾销申诉和措施中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从规模及沉没成本的角度选取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及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政治经济变量,发现政治经济因素在提起反倾销申诉和执行反倾销措施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规模越大,沉没成本越高的企业越具有能力和动力提出反倾销申诉。同时对政府越具有政治价值的产业,越有可能得到政府的反倾销支持。当考察对华反倾销申诉和措施时,发现政治经济因素表现得更为显著。通过加入宏观经济变量的分析表明,对华反倾销裁定具有较强的随意性。     

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本文利用1985—2008年湖北省GDP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数据,通过协整分析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探讨了湖北省地区GDP与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GDP的增长对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程度最大;而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影响并不明显;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是湖北省GDP增长的主要潜在动力。最后,结合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效应评价——基于安徽省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

增值税转型引起增值税实际税率下降和税负降低,而增值税的税负降低必然导致经济运行发生变化.基于增值税转型所产生的投资效应、财政收入效应和安徽省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转型具有投资正效应和财政收入负效应.即增值税转型促进了安徽省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但导致了其财政收入减少.     

政府水污染防治对重点流域企业投资的影响——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0—2017年间我国中部六省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对相关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该《办法》实施后对中部六省重污染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且表现出较好的持续性;通过对中部六省三大产业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仅在包含重污染企业的第二产业内显著存在,而对第一产业内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存在明显的滞后现象,同时对第三产业内的企业投资不存在显著影响;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以及排除预期效应和测量误差后,其对重污染企业投资抑制作用的直接效应和持续效应依旧存在,说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房地产周期、固定资产 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性 ——基于货币政策视角下的分析

本文应用TVSTAR方法实证研究了房地产周期、固定资产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性，以及货币供给量M0，M1和利率的调整对联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周期与房地产周期间存在显著的区制性特征。在收缩区制，房地产周期的变动是引起CPI周期变动的原因，而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具有显著的逆经济增长周期的波动特征。在扩张区制，货币供给量M0和M1增加，对稳定经济增长、增加投资和维持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具有积极作用，但持续和过度的宽松货币政策易引发通胀和房地产泡沫，在收缩区制，上述货币政策工具失效。     

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固定资产投资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以计量经济学的模型为基础,对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时间因素对山东的经济增长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