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贷款成本——基于甘肃省微观信贷样本的实证分析

宏观经济政策是影响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银行信贷行为进而对企业融资成本造成影响。本文基于甘肃省微观信贷样本,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类型企业贷款成本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贷款成本增加,具体来看,中小微企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较大型企业更显著,非公有制性质的企业更容易受到相关影响。因此本文从注重保持政策稳定性、银行强化政策预期管理和企业提升政策敏感度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信贷成本的负面影响。     

试论社会政策的成本问题

当前社会政策理论存在一个误区,即在评估政策方案成本时,普遍关注的是经济成本,对社会成本缺少应有重视。针对这一误区,本文重点探讨了社会政策的社会成本：鉴定社会成本概念,指出社会成本“社会文化。无关经济”、“感觉体验,难以测量”以及“影响重大,不可忽视”三大特征,提出考察社会成本的具体方式——“实地观察法”,并就近年热议的“铁路春运是否涨价”这一公共问题,做了社会成本分析,认为铁路春运涨价的社会成本过高．不宜施行。当然,在社会政策成本考察时应该兼顾协调好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非线性影响

基于代理成本理论和权衡理论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理论模型，然后使用2007—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的结论是，银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向企业发放长期贷款、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向企业发放短期贷款。实证研究支持理论模型的结论，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长期债务占比先上升后下降。考虑到测量误差、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长期债务占比的影响由正转负的临界值在小企业、民营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较小；在大企业、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较大。     

收益现值法在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变更决策中的应用

公司是否改变信用政策取决于信用政策变化后，对新增销售收入所带来的利润增加值与由此产生的成本增加值进行比较，若前者大于后者，则改变信用政策；反之，则保持原信用政策。而在实际应用时，则通常通过比较原方案与新方案的净收益的大小来决定是否变更信用政策。净收益计算公式为：净收益=产品销售收入－产品销售成本－机会成本－管理成本－坏账成本－折扣成本。     

试论我国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

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促进出口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起了十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成本过大，措施单一，相关配套政策不协调等缺陷，财政政策作用于我国经济有其自身的特点，我国中长期财政政策应谨慎选择。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间产品内向化——基于成本变动与供给质量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0-2015年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进口来源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国内中间产品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来源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推动了中国企业中间产品内向化发展.渠道分析表明,存货成本提高导致的成本变动和国外供给收缩引致的进口产品质量降低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推动企业供应链向中间产品内向化新形态演变的重要途径...     

2010-2011年我国通货膨胀成因分析与实证检验

2010-2011年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总体而言,主要包括大宗商品带来的外部输入因素、逆经济风向的相机抉择机制引致的内部政策因素、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成本推动因素以及未来预期因素。选取6个指标,运用因子分析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外部输入因素、内部政策因素、成本推动因素、未来预期因素对本轮通货膨胀的贡献为83.97%"的结论。为此,我国应制定科学合理的防通货膨胀政策,特别是要考虑到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成本推动因素,以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平稳发展。     

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及后果分析

企业在特定的环境和既定的可选择范围内，可以拟定最适合自己的具体会计政策。会计政策的选择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营成果。从上市和配股、履行债务契约、管理者报酬计划、纳税和政治成本等对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着手，详细论述了企业经营管理者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     

从深圳企业外迁看产业空洞化

我国深圳的一些企业成规模地外迁，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深圳开始有了产业空洞化的迹象。究其原因，主要有资源限制、商务成本提高、政策调整、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     

深圳实施面向消费者退税政策的可行性探索

随着国外以面向消费者为中心的离境退税、离岛退税及短期免税政策的兴起，我国的退税政策也开始从以企业为重点的出口退税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购物免税政策。深圳作为全国经济特区，当前正处于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推进粤港合作的关键时期，需要通过刺激内外消费促使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但是，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及相对紧缩的投资政策等问题日益突出，深圳很难继续依赖传统模式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而“短期退税政策”为深圳发展转型提供了突破口。     

振兴黑龙江省老工业基地财税政策的实证分析

财税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振兴黑龙江省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应结合黑龙江省当前的财政经济状况及其问题所在,在考虑国家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基础上,阐明黑龙江省等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地区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有针对性地制定激励型和优惠型的财税政策措施,以期对振兴黑龙江省老工业基地和经济发展有所启示.     

税收筹划的风险与防范

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的一项经营活动,可能由于税收政策的调整、税收筹划方案不科学等原因而导致失败,产生不良的后果。企业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预防和减少风险的发生,提高税收筹划的收益,实现筹划目的。     

税收筹划的风险与防范

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的一项经营活动,可能由于税收政策的调整、税收筹划方案不科学等原因而导致失败,产生不良的后果。企业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预防和减少风险的发生,提高税收筹划的收益,实现筹划目的。     

新会计制度与现行税法的矛盾及对策研究

新会计制度与现行税法的矛盾表现在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成本费用支出等各个方面.由于新会计制度与税法施行的目的不同,所以这些矛盾将始终存在.为此,一方面应该同时执行两种法规,另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尽量缩小两者的矛盾.     

我国环境保护税的实施：演化、困境与完善

2018年1月1日,《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4月将迎来环保税的第一个征期,这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供给创新,对于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经济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看,环境税的实施具有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从我国环境政策的发展沿革看,环保税是一种良性善治的税收制度。但为更好地发挥环保税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在短期内应当着力解决当前环保税实施过程中的机制和技术障碍,确保环保费改税平稳过渡、顺畅运行;在长期内应当持续深化改革,完善优化税制要素设计,让环保税制度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最大的环境红利和经济红利。     

县域国税税源结构研究——以宁乡县为例

通过对湖南省宁乡县国税收入税源结构进行深入比较分析,发现该县国税收入长期依赖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未能充分发挥农业大县的优势形成支柱产业。房地产业“泡沫”严重,对宁乡县国税收入增长的支持不可持续。私营企业对国税收入的贡献大幅增长。积极引进外商投资的政策成效显著。从其税种结构分布来看,流转税所占比重正逐年下降,而所得税比重却不断上升。宁乡县应因地制宜、不断扩大税源,并加快第三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有效促进宁乡县国税税源建设。     

服务全局的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调控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较好成效,但在现阶段也面临着新情况与新问题,如财政收入制度不够完善、财政体制有待健全、财政预算制度不尽完整、财政管理的法治性和绩效尚需提高、财政宏观调控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等。当前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改革配套条件等内外因素的发展变化,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循序渐进地加以解决:如积极运用财政政策,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完善财政收入体系,规范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秩序;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健全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预算制度体系;提高财政管理绩效等。     

我国证券市场所得税问题研究

西方的MM理论及其涉税拓展对所得税政策与证券市场的关系作出了最好的诠释,欧美和日本等国家的实践也证明上市公司偏好于债务融资,而我国的上市公司在进行融资决策时普遍采用"轻债务重股权"的方法。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所得税税制中存在对股权收益的部分征税、重复征税,对证券的投资收益和转让利得实行差别税收政策,以及存在非债务税收保护措施,等等。因此,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改革现行税制,对股息所得征税遵循"同股同利"的原则,清理不恰当的非债务税收保护措施,采取措施减轻对股利的重复课税以及改革证券市场的资本利得税等。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表现出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其形成的直接动因是股权融资成本对风险收益对等原则的背离,而深层动因则在于制度和政策性缺陷导致。对股权融资偏好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采取措施进行规范、治理。     

上海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及推广过程中的问题研究

上海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是增值税扩围的又一举措。本次试点出台了针对试点行业的新税收政策,由于只在局部地区、部分行业实施,会造成试点纳税人和非试点纳税人、试点行业和非试点行业、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之间的税制衔接问题。因此,税改在试点及推广过程中,考虑到服务业各个行业、全国各个地区多方面因素,可能会导致增值税税率不统一和复杂化、行业内和行业间税收负担变化、中央和地方利益博弈、上海地区出现洼地效应等一系列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这些问题产生的机制,认为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做好本次试点的准备,做好过渡与衔接,而且要借鉴国际经验,充分考虑我国的历史和国情,在科学调研的基础上,以公共利益为重,推进新一轮的全方位的财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