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要素区际流动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生产要素空间流动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种内涵式空间优化增长方式。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区际流动,改变了流入地与流出地生产要素的成本,进而影响区域产业格局,最终改变区域经济格局。同时,要素流动能够增强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形成经济发展上的关联互动,从而有利于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实现区域优势互补,既离不开健全的市场机制,也还要利用宏观政策调控来解决市场机制极化作用的负面影响。     

区域产权交易市场制度构建

我国的资本市场较为单一,仍然以两大证券交易所市场为主。在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背景下,发展区域产权交易市场,建立层次结构合理的融资体系,有利于实现民间财富管理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我国区域产权市场存在流动性低、品种有限、信息披露不足、交易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以致融资功能较弱。为此,本文提出建议:设计和改进准入制度、交易制度、对接机制和监管机制,积极推进业务和交易品种创新,促使区域产权交易市场健康地发展。     

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江西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研究

资本市场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关系。江西资本市场存在证券化率较低、流动性偏弱、金融资产总量不足、上市公司数量较少且质量不高、区域股权市场建设滞后等金融抑制现象区域股权市场建设滞后等金融抑制现象,这极大影响了江西区域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对有关经济理论回顾以及对江西资本市场现状的分析通过对有关经济理论回顾以及对江西资本市场现状的分析,提出应深入开展资本市场的宣讲工作,切实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持力度,大力加强上市推广工作,鼓励引导公司并购重组,尽快推动区域股权市场建设,积极利用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江西区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流动性过剩的结果。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烈作用下,资金的逐利性使国际资本疯狂涌入。正如国际上历次金融危机一样,这些流动性极强、以套利投机为目的的短期资金的涌入,不仅引发国内流动性泛滥,而且加大了我国金融安全的压力,国际游资纷纷进入了中国境内,获得较高资本收益,一旦资金流动的方向发生改变,极有可能引发金融不稳定甚至危机。因此,研究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现状以及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对于正确甄别有益的和有害的资本流动,采取适宜的应对措施,防止形成对金融安全的威胁甚至实质损害,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高速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流动性过剩的结果.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烈作用下,资金的逐利性使国际资本疯狂涌入.正如国际上历次金融危机一样,这些流动性极强、以套利投机为目的的短期资金的涌入,不仅引发国内流动性泛滥,而且加大了我国金融安全的压力,国际游资纷纷进入了中国境内,获得较高资本收益,一旦资金流动的方向发生改变,极有可能引发金融不稳定甚至危机.因此,研究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现状以及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对于正确甄别有益的和有害的资本流动,采取适宜的应对措施,防止形成对金融安全的威胁甚至实质损害,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高速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流动性过剩的结果。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烈作用下，资金的逐利性使国际资本疯狂涌入。正如国际上历次金融危机一样，这些流动性极强、以套利投机为目的的短期资金的涌入，不仅引发国内流动性泛滥，而且加大了我国金融安全的压力，国际游资纷纷进入了中国境内，获得较高资本收益，一旦资金流动的方向发生改变，极有可能引发金融不稳定甚至危机。因此，研究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现状以及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对于正确甄别有益的和有害的资本流动，采取适宜的应对措施，防止形成对金融安全的威胁甚至实质损害，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高速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及区域资本形成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了32组包含中国各行业近11万个数据的大型面板数据集,分行业系统测算了我国各区域的资本配置效率,并对区域和省际资本形成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从短期来看,我国各地区的资本形成更加依赖于金融机构贷款的支持;绝大多数省份的资本形成存在自我约束、收敛的机制;不同省份间金融要素对固定资本形成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说明我国地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本流动障碍。     

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及特征分析

本文运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方法，对2001到2010年我国的四大区域的和31个省市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研究，总结各个区域和省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的变化趋势和特征。研究结果很明显，我国各个区域内的积极协调发展水平显著提高，现在的协调水平已经很高。大体上看来，我国我国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略低，东北地区以及东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则有上升趋势，只有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在我国的各个省市中，大部分的省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出现上升趋势，只有少数省市呈现出下降趋势。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长三角为例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当前,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并在机制建设特别是在制度建设上有所作为,营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软环境。     

研发人员和研发资本流动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我国正处于全面贯彻落实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阶段,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研发人员、研发资本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保障长三角区域创新绩效提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基于长三角、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分析长三角研发人员及资本流动的方向、结构特征和时空相关性以及研发人员及资本流动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研发人员流动主要通过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创新绩效;研发资本流动主要通过资源配置效应与资本流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创新绩效。在实证分析基础上,结合江苏省具体情况提出促进江苏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发人才与资本引进策略设计等政策建议。     

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

本文通过评价2006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区域智力资本水平来探索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区域智力资本每提高1%GDP则提高0.815%,区域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即区域人力资本、区域关系资本、区域结构资本和区域创新资本也都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它们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针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及调整速度问题,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选取1999～2011年非金融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不同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不仅受到公司特征、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还受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制度环境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程度及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存在区域差异;调整速度较快的地区呈“带状”分布在中国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     

要素市场扭曲、区域差异与R&D投入

本文利用要素市场扭曲指数及中国高技术产业1997～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要素市场扭曲对R&D投入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对R&D资本投入和R&D人力投入有着不同的影响,抑制了R&D资本投入增长,促进了R&D人力投入;而且其对两者的影响都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门槛检验方法对这种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财政收入、产权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的不同门槛值区间,要素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R&D投入的影响程度和方向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我国人力资本地区分布差异与经济增长差异同步性分析

许多研究表明,区域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面的影响,并且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1][2]。这些都能表明,人力资本能促进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不断加强[3][4]。本文通过构建人力资本模型对我国人力资本地区分布差异与经济增长差异进行同步性分析,得出我国人力资本地区分布差异与经济增长差异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同步性这一结论。     

Regional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birth and survival of new firms in Western Germany

This paper documents and assesses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metropolitan technology centres in the USA during the business downturn of the early 2000s. We find that many of the USA's leading high-technology centres have performed at or near the national average, but that some of the nation's most prominent technology centres have fared poorly during the downturn, including Silicon Valley. The main factors that accentuated economic decline in technology centres during the recent recession include: a poorly diversified overall economic base; limited diversity with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relatively high (all industry) wages; and high levels of venture capital funding during the end of the ‘boom’ period of the late 1990s. We find that counter to some of the recent literature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knowledge-based industry clustering and networking, the rule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not changed dramatically with the so-called ‘new economy’. High-technology regions, just as ‘traditional’ industry regions over the past century, are vulnerable to pronounced economic cycles of growth and decline. The cycles can be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f regional economies are not well diversified and labour costs are not moderated during economic downturns. We also find that venture capital can exaggerate rather than moderate regional economic cycles, such as economic growth years in the USA from the late 1990s to the recession of 2001. The model suggests that free-flowing venture capital dollars may result in an over reliance on these funds, at the expense of a sound business model with sustainable growth and reasonable cash flow. Also, business networks associated with venture capital fund flow might be detrimental at critical economic turning points, often resulting in a rush of dollars in a limited business sector, rather than a diversified set of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中国省际区域经济差距演进及协调发展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区域经济差距经历了差距拉大—逐渐缩小—缓慢增大—逐渐缩小—维持不变的过程,逐步趋于收敛,其深层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基础、资本投入、区域要素配置、区域要素使用和制度因素的地区异质性。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要不断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资本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开放水平,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完善与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要求相适应的宏观区域政策和区域管理体制。     

高铁开通、要素禀赋与区域经济增长——以贵州省为例

基于2008-2018年贵州省9个地级市和自治州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区域要素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在总体上促进了贵州省区域经济增长,提高了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然而,高铁开通并未表现出技术溢出作用,反而降低了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对要素禀赋结构优化和区域经济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基于此提出,应因地制宜科学规划高铁建设,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加强高素质人才培养与引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以发挥高铁的扩散效应,降低聚集效应,进而改善要素禀赋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财政分权对三次产业影响的区域差异实证分析

由于"用脚投票"机制的存在,才促使地方政府注重设计自己辖区的税收和公共服务的组合,同时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的选择不同的地方政府,可以充分的在不同辖区间自由的流动,无论是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还是人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流动都对地区的三次产业有着重要影响。本文通过设置财政分权、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三个计量指标,采用1997-2009年的省(直辖市,自治区)级面板数据,进行了财政分权、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三次产业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财政分权、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三次产业有着显著的影响且存在着区域差异,通过比较分析,提出了几点促进区域间产业合理化的建议。     

知识溢出、产业聚集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产业的发展和动态演进与知识溢出密不可分。不同的知识溢出方式对产业聚集以及区域经济发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分析知识溢出对产业聚集的影响方式,进一步探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面板数据分析表明,在中国,区域产业发展效应不是通过专业化和多样化效应,而是通过波特效应即竞争效应体现出来。竞争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产业向发达地区的转移,从而加剧了区域经济的差距。为此,应进一步明确区域间产业分工的布局,改善知识溢出的渠道和方式,提升企业知识水平和吸收能力来改善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时空特征

基于中国1978~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检验后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利用两套资本存量核算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来源及其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投资政策进行了效率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属于典型的投资主导型经济,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稳定的最主要来源,TFP贡献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由改革开放初期的资本、劳动力和TFP三驾马车平衡拉动,形成了现阶段的资本投入与TFP反向角力态势;区域经济差距主要源于资本投入与TFP双重差异,但TFP差异是最重要因素;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下中国经济复苏属于典型的“投资主导型复苏”,是以牺牲中国生产率为代价的,TFP在2008年后呈现断崖式下降,平均拉低中国TFP达0.23~0.32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