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约束下中国电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的面板数据分析

﹝摘要﹞本文利用以火电行业SO2排放量为非期望产出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2001—2012年考虑环境约束的电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比较分析了考虑环境约束与不考虑环境约束的电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研究发现,考虑环境约束的电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低于不考虑环境约束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是电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地区间电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较大,其中东部地区出现波特效应。     

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文章基于经济增长理论,用索洛余值的方法计算出甘肃省1990-200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通过回归分析以及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比较分析,得出甘肃省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投入推动的,而且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为提高甘肃省整体竞争力和社会快速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甘肃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

本文利用甘肃省1991年~2010年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废物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以人均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得到甘肃省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曲线是否满足"倒U型",即分析甘肃省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关系相似,呈现"倒U型"曲,而对于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与GDP的关系亦处于"正U型",说明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状况与环境增长处在较为复杂的阶段。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8—2018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SBM-ML模型对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结果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状态,并且东部海江河湖联动区增速最高;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具有负向作用,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增长;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存在门槛效应,当采取过高环境规制强度,财政分权通过降低经济增长水平,进一步加深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作用。     

贵州省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1979—2009

基于索洛余值法并采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贵州省1979--2009年期间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简要分析贵州省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贵州工业增长源泉。分析表明：贵州工业增长的走势与贵州工业TFP增长波动相一致,可见较高的工业TFP增长率对贵州工业经济的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收入不平等约束下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再估算

基于已有文献在研究全要素生产率时仅考虑资源环境约束而忽略社会环境约束的现状,论文考虑收入不平等约束,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27个省(区、市)1997年—2012年的环境技术效率值与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及其分解。为了与不考虑收入不平等约束的情况进行比较,同时测算了Malmquist(M)指数及其分解。发现收入不平等约束普遍存在,并且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更为严重。若不考虑收入不平等约束,则会高估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07年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转折点,其后效率进步替代技术进步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但短期看来效果不佳,全要素生产率有退步的风险。     

广西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78-2010

通过对1978—2010年广西工业投入产出数据的回归分析,估算了广西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而言显著上升,1979—2010年间的平均TFP增长率大约为6.98%,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贡献了工业总产出增长的大约38.6%。同时,1979—2010年间广西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频繁,易受宏观经济形势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影响,存在较强的不稳定性。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助力经济低碳转型的机制研究——基于绿色索罗模型

本文基于2006年-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和验证了绿色金融助力经济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碳排放水平下,绿色金融助力经济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异质性。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可以助力经济低碳转型;在当前的能源结构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绿色金融可以同时通过能源结构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机制助力经济低碳转型。但能源结构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在高碳排放地区能源结构的调节机制没有发挥出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机制为负向,在低碳排放地区能源结构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发挥了正向的调节机制。     

工业机器人、全要素生产率与制造业增长

基于中国制造业以及CRIA工业机器人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用模型,实证检验全要素生产率在工业机器人与制造业增长之间的中介传导作用。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增长的影响可分为直接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中介传导效应,其中: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增长的直接效应解释了总效应的82.45%,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中介效应仅解释了总效应的17.55%。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促进制造业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中介效应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传导,而非技术效率。     

出口商品结构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核算了1994～2007年我国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完全修正最小二乘估计法,实证分析了出口商品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的出口量增长不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初级产品的出口弱化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各地区的省市有所差异,说明出口商品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区域性特点。     

环境规制、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运用径向非角度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测度了2000～2009年之间我国30个省份的工业部门的环境技术效率值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值,同时把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效率改变和规模效应,并对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的环境技术效率值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环境规制、教育水平、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正向作用,而资源禀赋、能源结构、一阶滞后项则起反向作用,所有制结构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不显著。     

环境效应、技术进步与中国制造业发展：基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模式的解释

本文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对“十五”以来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发现在正确考虑环境管制后,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得到提高,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源泉。本文还发现,“十五”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制造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在“十一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且达到顶峰,在考察期内,我们发现重工业生产率、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相对于轻工业而言提高更快,初步彰显出环境政策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有效。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31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自主创新、境外技术引进与境内技术引进3条技术进步路径入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在综合效应和直接效应方面,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间接传导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自主创新以及境外技术引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无法通过境内技术引进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此,进一步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如何实现境内技术引进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在境内技术引进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随着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投入的增加,境内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趋于显著,境内技术引进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的中介作用逐渐显现。     

金砖四国碳排放、FDI引进与TFP的关系

选取1981～2008年的数据,运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Maimquisr生产率指数法和超效率DEA模型对金砖四国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分解变量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指数进行了测算;进而采用协整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金砖四国的碳排放与FDI引进、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或分解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相互影响.结果表明：长期以来,中国的碳排放与FDI引进和TFP变动均没有显著的均衡关系,而其他三国的碳排放与FDI引进或者TFP及其分解变量均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短期来看,中国的FDI引进与技术进步变动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但它们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印度和巴西的FDI引进是TFP或技术效率变动的Granger因果关系,而TFP或技术效率的提高又是碳排效减少的Granger原因,俄罗斯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碳排放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环境效应、技术进步与中国制造业发展:基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模式的解释

本文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对"十五"以来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发现在正确考虑环境管制后,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得到提高,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源泉。本文还发现,"十五"以来政府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制造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在"十一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且达到顶峰,且在考察期内,我们发现重工业生产率、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相对于轻工业而言提高更快,初步彰显出环境政策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有效。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定的一种新方法——以河北省11个设区市工业为例

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是衡量一个生产系统投入产出效率的重要指标,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劳动和资本的产出效率,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考虑了能源和资源消费的投入产出效率。利用引入势效系数的方法来测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河北省11个设区市规模以上工业进行了实证分析。该方法测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体现各单要素生产率在绿色生产率中的作用,既能体现资本和劳动力的节约,又考虑了能源和资源的消耗,符合绿色发展的理念。     

我国实际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80-2004年

由于我国存在资本无效,简单地利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全要素生产率估算就会得出错误结果。资本无效产生的根源是利率管制与福利制度改革导致的过度储蓄,无效资本掩盖了全要素生产率与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参与收入分配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在增长框架下通过固定资本产出份额对实际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通过估算,说明最近十几年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     

重庆市制造业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2001—2010

基于生产前沿理论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不仅将技术无效率和环境代价纳入了分析框架,而且还与“物质平衡思路”一致;该模型将绿色经济增长的源泉分解为环境约束下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和资本深化3大部分.对重庆市27个制造行业的经验分析结论表明:经济增长中普遍存在着技术无效率现象,但50％以上行业的技术效率都得到了改善或维持不变;资本深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技术进步主导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在其中的贡献相对较小;技术进步是引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充分发挥重庆市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潜力,后续发展中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环境约束下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路.     

市场化进程、金融摩擦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新常态下,以长周期为视角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一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条件,而市场化进程及金融摩擦对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显著影响.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使用数据模拟方法,分析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过程中的经济特征发现:市场化过程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其贡献率超过30％;私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金融摩擦的存在,融资约束由于限制了某些低才能经商者的进入而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金融摩擦的存在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稳定性;市场化进程所释放的改革红利会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降低,改革红利将无法长期持续.     

考虑碳排放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影响因素研究——广东案例

本文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估算并比较了广东省36个工业行业考虑CO2排放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传统生产率;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将CO2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估算的TFP低于传统生产率估算结果,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源泉;(2)考虑CO2排放对高能耗、密集排放行业的TFP冲击很大,其生产率较低且对实际工业增加值贡献率也很低;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TFP影响不大,其生产率较高,对工业增加值贡献率亦高,且促进了广东整体工业TFP的提高;(3)行业开放度、外资的利用和行业平均工资与传统TFP存在正相关关系,行业结构与传统TFP负相关;(4)行业开放度、外资的利用和行业平均工资与考虑CO2排放的TFP为正相关关系,而能源消费结构与考虑CO2排放的TFP负相关。因此,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低碳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