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我国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两个中介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国OFDI未显现出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呈弱负效应,但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正向效应,即“OFDI→国内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OFDI→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为负值,中部地区的正向直接效应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OFDI通过国内研发投入产生的间接效应,仅在西部地区较为显著;OFDI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再带动人力资本产生的间接效应,在东中部为正、西部为负。     

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一个中介效应检验

利用我国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两个中介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国OFDI未显现出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呈弱负效应,但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正向效应,即"OFDI→国内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OFDI→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为负值,中部地区的正向直接效应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OFDI通过国内研发投入产生的间接效应,仅在西部地区较为显著;OFDI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再带动人力资本产生的间接效应,在东中部为正、西部为负。     

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

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环境规制作用机理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影响机制,引入松弛因子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6—2017年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稳定提升趋势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非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把握时代方向赋能企业战略转型与变革的必然选择。在数字经济迭代更新的背景下，本文引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理论视角，选取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这一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内部冗余资源和管理者能力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得益于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专业化分工效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和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上述关系更加显著；最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够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本研究助推了全要素生产率动因以及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机制和企业性质差异的理解，为更好的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建议。     

信息技术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证伪“生产率悖论”的285个地级市证据

基于“生产率悖论”研究视角，利用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了信息技术发展对我国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样本周期内，信息技术发展显著促进了我国地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信息技术发展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消费水平，推动了要素合理配置和消费结构升级，最终提高了生产率水平；在模型中引入城市地理区位和人口规模等虚拟变量，结果表明中西部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要显著大于东部地区，且中小城市的提升效应也要高于大城市，以上均证明“生产率悖论”并不符合中国地级城市发展的现实情况。     

通向创新之路：数字技术怎样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怎样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2000年至2019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的专利数据，研究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通过断点回归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技术始终能促进高端技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中端技术制造业存在明显的阈值水平，而对低端技术制造业表现为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提升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但过快地推进技术升级和设备升级降低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有效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启示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研发支出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应对经济风险能力至关重要。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发布的2016年为时点,选取2010—2021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产业政策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十三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显著高于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研发水平较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政策变动的反应高于研发水平较高的企业。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证实,研发支出作为中介变量发挥作用,存在“产业政策支持→企业研发支出增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传导机制,且非国有企业的传导机制更为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来自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证据解释

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环境规制作用机理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影响机制,引入松弛因子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6—2017年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稳定提升趋势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非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创新投入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

通过采用2007—2020年我国264个医药上市企业财务和专利数据,应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和个体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创新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财务绩效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创新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财务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存在细分行业的异质性和一定的时滞性。异质性表现为中药行业创新投入过低、化学制药行业投入较高以及生物医药行业投入规模偏低。时滞性的表现受到行业政策和人力资本协同作用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专利转化率较低,专利的增长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由此,提出进一步增加创新投入、提高专利转化率和加大政策财税支持力度的建议,以促进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0-2012年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从金融规模发展和金融效率发展两个维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实证检验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联系以及中间渠道。研究结果发现,2000-201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正增长且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无论是从金融规模发展角度还是从金融效率发展角度去分析,都证实了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金融效率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显著地高于金融发展规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且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间渠道是技术进步效应而非技术效率增长效应;通过引入衡量金融发展缺陷程度指标（民间金融发展规模）,证实了中国金融发展体系效率低下。民间金融发展具有TFP增长效应,且民间金融发展TFP增长效应要显著地大于正规金融发展的TFP增长效应。     

地方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利用2001—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横向政府竞争与纵向政府竞争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省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纵向竞争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着“U”型关系。此外,纵向政府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的纵向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可知,横向政府竞争在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而纵向政府竞争的空间溢出效应则不明显。研究结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型、构建横向财政协调机制和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弹性调整央地之间的财政分权比重、营造良好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产业发展环境提供了启示。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承接服务外包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基于在岸与离岸的对比分析

为探究承接离岸和在岸服务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效果,本文利用2011-2018年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DEA-Malmquist和索洛余值法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并引入面板校正标准误(PCSE)进行最小二乘法(LS)回归.研究结果表明,承接在岸服务外包和离岸服务外包都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且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承接在岸服务外包.进一步检验发现,东部城市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城市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消极影响;此外中西部城市承接在岸服.务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高于东部城市.     

网络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内大循环中技术循环的经验分析

在国内大循环背景下,研究网络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水平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不同传导机制,利用200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两者空间相关性及动态变化趋势,构建基准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两者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固定效应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两者呈现出显著正向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分别起到效率保障和技术载体的作用;两者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具体路径存在差异,网络基础设施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两方面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人力资本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两者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则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实现技术循环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当前,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逐渐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2011—2019年中国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和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并且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双重差分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创新水平和促进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数字赋能、产业链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赋能为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新契机。本文利用2011—2020年中国1075家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数字赋能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创新性地提出产业链整合的逻辑框架和测量方法。研究发现：数字赋能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赋能提升1单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0.26%;数字赋能通过提升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和供应链效率等进行产业链整合,进而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赋能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因企业性质、行业特征、营商环境等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非国有、非高技术类、地区营商环境较好的企业数字赋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更高。本研究有助于增进对数字赋能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解,解释了“索洛悖论”来自于产业链整合的差异性,这为数字赋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碳交易试点是否提升了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碳交易试点运行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市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碳交易试点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上,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过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碳交易试点通过能源结构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与产业结构效应最终提升试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产业结构效应带来的影响最为显著,技术创新次之,能源结构效应的影响较弱;(3)异质性分析发现,碳交易试点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存在,西部地区不显著,而中部地区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抑制作用。     

所得税负担会影响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7年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DEA-Malmquist测算方法和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所得税减免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及效应。研究发现:所得税减免能够显著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且相对于个人所得税减免而言,企业所得税减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更大,从而证实了"所得税减免→人力资本积累或企业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路径;分区域来看,中部地区所得税减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而在东西部地区其效果并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当前政府进行结构性减税降费以刺激经济活力的政策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②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③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④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