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以井冈山地区为例

旅游发展作为带动革命老区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能否有效提升当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值得进一步研究证实。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井冈山地区414名居民，对获取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旅游经济获益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第二，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第三，旅游环境获益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拓展了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对象群体，理清了老区旅游发展与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原理。最后从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环境三个层面提出旅游发展背景下老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策略。     

中东部农民社会信任和幸福感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作为中国居民的主要群体,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化所带来的生活和就业压力,对其社会信任度和幸福感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在当前转变发展方式的改革开放新阶段,农民仍是推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的幸福感直接影响到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意义。因此,影响农民社会信任和幸福感的因素应受到广泛关注,且在政策层面予以重视。     

居民幸福感的测量与研究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幸福感是指人们自身感到的持续、稳定的幸福感觉．包括对现实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和对自己的生命质量的评价．即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全面肯定。幸福指数．则是衡量这种感受的主观指标。对欠发达的内蒙古而言．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仅仅增加GDP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只是手段，增加GDP的终极目的是要让居民快乐幸福．而经济只是影响居民幸福的众多因素之一。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很多其他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相对增大了。因此，居民幸福感的测量应该是政府管理部门日常信息工作的重要内容．居民的幸福感对社会经济发展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政府作为改革开放的领导者，不仅要对广大居民当前的幸福感有较为清醒的透视和把握．而且还要在更好地发展GDP的同时。致力于更大幅度地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基于此。我们在2006年春季对内蒙古城乡居民就其幸福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调查项目包括：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来自江苏的证据

"幸福感"一词近来频频被人们用于评价自身生活的质量上。课题组对在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的广大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进行分析。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收入分配、用于娱乐活动方式和时间、居民的健康状况以及个人对收入水平的满意度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影响较大。同时,文章也对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进行了一些政策解读。     

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分析

目前,创新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文章通过探讨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从创新投入、产出和环境3个维度建立科技创新指标体系,从经济规模、质量和结构3个维度建立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利用全局熵值法赋权,测算了京津冀三个地区2009～2018年科技创新能力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结果显示:一是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距较大;二是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稳步增长。     

社会资本、家庭收入与城镇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大样本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有关“幸福悖论”的研究逐渐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对于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仍然存在广泛的争议.理论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的强弱是受到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采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城镇居民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CGSS2013),基于有序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家庭收入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收入、健康水平与信任程度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3个主要因素,而现阶段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为家庭收入水平;(2)性别、年龄、职业、健康、婚姻与政治面貌等个体因素均对城镇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3)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城镇居民的幸福感;(4)整体而言,未来需要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完善城镇医疗保障等几个方面提升中国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志愿服务、年龄差异与主观幸福感

文章以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为例,基于2013-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OLS、PSM-DID等方法,尝试解答助人会让人变得更幸福以及助人会对不同年龄群体幸福感产生差异吗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有助于提升幸福感水平,且在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情况下,该结论仍成立;第二,进行分样本讨论发现,这种影响存在年龄差异。具体而言,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对幸福感有显著提升作用,但对中年人影响并不显著;第三,经济因素并不对志愿服务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第四,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通过提升积极情绪实现,而消极情绪则起遮掩效应。文章的研究意义在于,理论上,梳理了国内外关于中老年人志愿者服务对幸福感影响的文献,丰富了当前我国中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和幸福感关系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实践上,为推进我国中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保障幸福老年生活及构建互助的社会网络支持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建议与启示。     

企业对森林碳汇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政策启示

中国在2017年12月启动全国统一碳排放交易市场,届时将有更多企业被纳入控排体系中来,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阅读,从企业碳交易决策所面对的政府政策推进力度、经济利益诱导、社会环境制约、技术减排难度等维度分析了企业对森林碳汇需求的四个影响因素,以此分析为基础,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金融包容与排斥状况对比研究——基于中美日韩四国居民调查数据

从个体层面上对中美日韩四国居民的金融包容与排斥状况进行对比发现,性别、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和年龄等因素在中国均对金融包容水平有显著影响。女性、低收入群体、低学历人群及老年人更容易受到金融排斥。对此提出四条政策建议:针对弱势群体加强金融服务支持,通过创新技术降低弱势群体金融使用门槛,通过互联网金融提升金融业服务小微企业水平以及加强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四川省包容性增长综合测度分析

在包容性增长的视角下,利用2005—2020年相关数据,结合相应的研究背景和文献综述,首先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3个维度对四川省整体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动态测度分析,进而为四川省长期可持续协调发展提出有建设性且合理的建议。主要结论如下：总体来看,2005—2020年,四川省整体的包容性水平呈现上升趋势,社会包容度和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维度的包容性水平呈现明显上升趋势,经济增长包容性情况波动较大。可见,四川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资源环境方面取得的成果较好,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包容度都得到一定提升。但是经济增长受各因素影响呈现螺旋式上升。     

江苏省金融服务水平与居民幸福指数关系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GDP这类传统的经济指标已经无法很好地衡量社会发展情况,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服务与居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金融服务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居民的幸福感。文章构建了一套具有金融特色的居民幸福指数,通过对江苏省6大城市的调查,得出金融服务水平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具体贡献度,研究了2者关系,为提高江苏省金融服务水平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我国沿边省区发展质量评价与提升对策

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嬗变中,“一带一路”沿边省区的发展质量迅速成为各界的焦点,但研究尚未深入。文章构建了包括经济活力、绿色创新、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5个维度的15个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013—2018年沿边7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客观的熵值法进行赋权,测算了整体高质量发展指数与高质量发展进步指数,揭示了7省区间及其内部各维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短板”。结果显示:沿边7省区内部发展“短板”主要集中于绿色发展、社会和谐与绿色创新三个维度;不同维度的高质量发展都有相应的“短板”省区,吉林、内蒙古整体高质量发展“短板”较为突出。据此,根据省区内与省区间比较结果匹配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香港公屋政策的反思和启示

香港早期公屋建设为社会发展提供安全网,支持香港经济转型并促进经济发展。1987年开始实施的长远房屋策略促进了房地产业发展,使房地产成为影响公屋政策重要因素。此后房委会改组为财政自主机构、停建居屋和及消减公屋建设量等改革措施对公屋政策发展的产生影响。保障居民的居住权是住房政策的核心,住房保障政策应该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而非经济政策的补充。内地应该借鉴香港等地的实践经验,在经济上避免对房地产业的过分依赖,并由政府主导建立住房保障制度保障居民的居住权利,同时通过政府的主导和扶持保证住房保障政策的公平性。     

中国空巢老人的生活质量研究——基于家庭养老视角

家庭结构小型化背景下,家庭养老逐渐弱化,由此对中国空巢老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文章以多维贫困为例,试图从家庭养老的角度对中国空巢老人生活质量展开研究。首先从理论上探讨空巢老人获得家庭养老资源变化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然后从老年人的视角,利用2009年与2011年中国居民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追踪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采用滞后因变量回归（LDV）考察基期的居住形式在下一期的影响,实证检验了是否空巢所获得家庭养老资源差异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空巢增加了生活满意度维度的贫困发生率,降低了收入和健康维度的贫困发生率,综合作用下空巢并没有显著增加老年人多维贫困发生率,且该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性别和年龄差异。对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空巢通过影响老人的经济和非经济支持获得作用于老人贫困：子女的经济支持和配偶的非经济支持保障了空巢老人免于陷入收入和健康维度贫困;子女的非经济支持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老人生活满意度维度的贫困。这意味着在养老资源有限情况下需更多关注独居空巢老人,在鼓励子女关爱老人的同时,还可以鼓励老人通过社会参与弥补缺失的精神慰藉。文章为理解中国空巢老人生活质量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幸福”与“不幸福”

近日，《2005年社会蓝皮书》(以下简称《蓝》)中公布的“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此次调查的数据来自2004年10月对全国7个大中城市、7个小城镇及8个农村地区的调查。(据〈京华时报》12月14日报道)     

对员工主观幸福感形成机制模型的系统分析

员工主观幸福感是当前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一个热门课题,它通过影响员工的满意度而影响组织绩效。文章通过构建员工主观幸福感的系统模型,分析了组织承诺、心理所有权、全面薪酬以及工作安全保障四因素与员工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了在具体实践中的难点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社区居民自治的困境及路径优化——基于一个典型个案的调查与思考

社区是社会成员生活的共同体组织,社区自治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居民的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居民的自身条件不够成熟,主要从知识水平,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三个维度来考察;社区自治的外部环境不够完善,主要从制度因素、文化因素和组织机构因素三个方面来衡量。本文以安徽省Z社区为典型案例,从居民的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因素来探究社区自治的新路径。     

身心健康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家庭收入的差异性分析

文章利用2019年珠海市健康城市调查数据对居民身心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家庭收入差异性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低收入家庭人群具有更为优秀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其获得高幸福感评价结果的前提，而心理健康对幸福感提升的影响暂不显著；高收入家庭人群则会权衡身体与心理两者带来的双重影响，身体与心理健康的兼备才能获得高收入家庭人群在幸福感提升方面的认同。此外，经济因素对低收入家庭人群的幸福感维护更为显著，家庭成员数量、身体健康不佳等容易带来生活成本提升的因素都极有可能降低主观幸福感；而经济因素对高收入家庭人群不具显著影响。     

调控政策、住宅价格与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基于PanelData模型的区域差异分析

高房价是近年来我国政府关注的焦点,而与之相关的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强弱则成为关键问题之一。本文以区域差异为视角,加入政策调控因素,引入虚拟变量,构建Panel Data模型以定量考察各因素对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住宅价格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低于东、中部,而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水平对东部地区的影响高于中、西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最为显著,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最大。据此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差异、影响因素的不同而制定相应的有效政策,提高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混淆的幸福:我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

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是两个非常相似且在实际研究中常常等同起来使用的概念。然而,虽然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但仍存在一定的差异。采用2006年的CGSS调查数据(该数据对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均有单维度的测量),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状况及其相应影响因素进行了解析。研究结果显示,个体的人口统计学因素、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社区满意度状况均与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但是,性别、出生队列、婚姻状况与政治面貌对两者的影响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