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异质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影响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从金融异质性视角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对外投资效率受商业发展、外贸和国内信贷的负向影响,而汇率指数和净出口与中国对外投资效率正相关。通过测算投资效率指数,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较低,比最优水平低50%～60%,且地域差别明显。其中重要原因是不同国家金融环境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较大阻力。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积极寻求对外金融合作,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对外投资潜力,提升投资效率。     

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技术创新:基于异质性投资东道国的视角

本文基于异质性投资东道国的视角,将发展中国家OFDI对母国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归纳为逆向技术溢出基础上的研发反馈效应及人力资本激励效应,并借助国际RD溢出模型,采用我国2003-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OFDI对我国技术创新的作用已开始突显;且只有面向发达东道国的OFDI能够给我国带来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总体来说其研发反馈激励效应的作用要大于挤出效应,但人力资本激励效应不显著。     

东道国金融发展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机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国内金融发展落后导致的资金供给不足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快速发展中遇到的制约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金融发展将构成有效的补充,本文基于此研究东道国金融发展对我国不同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并未产生直接影响;更为深入地,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于吸引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结构层面只有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才能促进我国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较低的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会阻碍我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地,本文使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设项目数进行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均有助于新项目的设立;但在动机角度,仅有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在东道国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设立,而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我国横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则不产生影响。     

贸易摩擦与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基于山东省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将贸易摩擦纳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研究企业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发现山东省的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悖论1"是生产率越高的企业选择出口的概率越大,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小;"悖论2"是贸易摩擦强度越大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平均生产率越高。贸易摩擦使企业选择出口的概率下降,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上升,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悖论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生产率悖论”吗——基于上市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许多研究发现,中国存在生产率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的“生产率悖论”现象.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国际化的另一种重要选择,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本文使用中国2006-2012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对这一问题从对外直接投资类型、企业性质、企业资本密集度、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目的地5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生产率对投资、资源类对外直接投资及国有和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无显著性影响;而对贸易型、制造型、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投向低收入东道国的企业而言,生产率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此外,本文也发现,生产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和范围也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以上经验证据都表明,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存在明显的“生产率悖论”.     

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生产率和所有权视角的研究

基于2000-2011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相关数据,将投资目的 地划分成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两种类型,运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从企业生产率和企业所有权(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的视角检验了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高生产率优势对于促进企业选择到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不大,但能显著地促进企业选择到非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相比于对非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对于企业选择向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大,且更加显著;企业在选择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其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弥补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不足.此外,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企业的生产率和所有权异质性同时还会影响到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内部不同区域间进行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出口——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匹配倍差检验

本文通过整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商贸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显著,当地生产销售型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动资本品等的出口;总体看,2005-2009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向影响出口贸易的发展,在改变样本匹配方法和模型设置以及控制加工贸易等情形下,这一结论是稳健的。本文的研究为协调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等宏观决策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企业全球竞争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在新世纪以来也不断增加,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1456.7亿美元,超过日本居全球第二,累计净额(存量)达10978.6亿美元,居全球第八,所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外经济产生着日趋重要的影响。而在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制造业)是一国国民经济的骨架,对一个国家、民族发展至关重要,但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制造业升级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所以本文在对制造业升级影响因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梳理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国内制造业升级的三个机制,并结合国情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企业异质性、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服务业行业和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以及全球最大的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检验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服务业领域的适用性。结果显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适用于对服务企业的研究,同时不同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不存在"生产率悖论";服务业跨国公司存在与制造业跨国公司相同的特征,企业规模越大,跨国经验越丰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越大。并进一步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对中国服务企业OFDI的借鉴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对外直接投资（OFDI）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对母国经济安全产生影响。文章选取2003—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经济安全水平进行指标构建与测度,并建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结构、经济水平三种中介指标,基于多重中介效应分析OFDI对我国经济安全水平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能提升经济安全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在OFDI与经济安全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政府干预程度强弱对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安全水平的关系具有明显异质性：弱干预地区中介效应对经济安全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强干预地区中介效应对经济安全有一定抑制作用。     

企业异质性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三方”效应——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考察

通过构建扩展的企业异质性三国模型,文章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所依赖的空间网络化效应。研究发现,当企业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会逐渐从贸易引致型OFDI转型为出口平台型OFDI进入海外市场,即企业OFDI会考虑到某个区位是否受到第三方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更倾向将OFDI生产区位选择到目前已拥有水平型OFDI的临近区域;市场潜力对OFDI空间网络化效应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选择贸易引致型OFDI时,更倾向将OFDI的区位选择到市场潜力较大的区位。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IDP检验与趋势分析

本文选取1985-2004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在IDP理论的框架内,通过数据和模型变量优化,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同时,从量化的角度,通过国际比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做了进一步的分析。     

我国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

<正> 1.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 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首先取决于投资的区位优势。对外投资的区位优势是由诸多区位因素构成的,包括较大的市场需求、良好的经济增长前景、丰裕的生产要素、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金融制度、良好的政治法律环境、积极的引资态度和优惠政策,以及地理相邻、语言相通、文化相近的地缘优势,等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收支——基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我国国际收支中投资收益逆差抵消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在未来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减少的情况下,这将会导致中国国际收支的恶化。因此,需要大力推进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谋求国际收支平衡。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的现实背景,文章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价值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该作用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第二,企业技术创新在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有效提升企业价值。第三,管理者短视负向调节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企业管理者短视程度越严重,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越弱。第四,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在民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希望对我国企业进行投资及价值管理有所启示。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周期的实证检验

笔者研究投资发展周期规律时,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阶段,以邓宁IDP理论实证表明:我国1992年以前为投资发展第一阶段,1992-2006年进入第二阶段,2006年至今处于投资发展的第三阶段.本文综合和扩展了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的进一步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母国的技术进步的影响逐渐的凸显。本文利用1991—2010年期间的统计数据研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与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与创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应该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和行业分布,以获得更显著的技术促进作用。     

我国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必然选择。我国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还存在不少劣势,如技术落后、融资困难、人才匮乏等,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则是克服这些劣势的理想选择。在分析我国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和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选择特色产业集群,培育群内龙头企业,完善政策环境,促进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生产率提升吗——基于投资广度和投资深度的实证检验

本研究基于2009-2015年我国116家A股上市的制造业跨国企业面板数据,从投资广度和投资深度视角研究ODI对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总体来说,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ODI投资区域越广泛,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越明显,增加ODI投资深度对企业生产率无显著影响;此外,不同ODI进入模式对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存在明显差异性,绿地投资模式下ODI投资广度的正向影响效果比跨国并购模式更明显,而跨国并购模式下增加ODI投资深度比绿地投资模式更能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独资经营模式下ODI投资广度和投资深度对企业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效果均比合资经营模式更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传统"引进来"战略弥补了我国资本的短缺、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极大的推动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截至2015年中国的OFDI规模首次超过来华投资,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也由传统的引资大国,转变为投资的大国。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探究O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