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粘性

最优契约论与管理权力论是目前管理者激励领域研究的两种主要理论基础。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国外资本市场上公司高管薪酬一样具有粘性特征,这与最优契约论的观点不符。薪酬粘性是指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存在不对称的特征,业绩上升时薪酬的增加幅度显著高于业绩下降时薪酬的减少幅度。笔者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显著高于非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并具有更高薪酬粘性。     

企业管理数字化与高管薪酬粘性

如何优化收入分配体系和薪酬契约有效性是我国政府、业界和学者共同应对的现实问题。高管薪酬粘性是薪酬契约有效性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沪深A股2007—2021年上市公司样本,考察企业管理数字化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管理数字化会显著降低高管薪酬粘性。管理层权力约束、调整成本削减和大股东与高管合谋行为抑制是重要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外部监督较弱的样本中,企业管理数字化对于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的研究对企业和政府如何优化收入分配体系下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积极推进管理数字化具有一定的启示。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7～2010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中短期货币性报酬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当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中短期货币性报酬的比例较高时,高管会在业务量下降时迅速调整企业资源,从而导致较低水平的费用粘性;而当高管薪酬结构中短期货币性报酬的比例较低时,面临企业业务量的下降,高管将会延迟企业资源的调整,以待业务量回升。该研究结论表明,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调整高管薪酬结构来影响费用粘性水平,从而为国有企业费用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企业激励和政府规制下的高管薪酬研究

高管薪酬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一直广受关注。高管薪酬的经典理论是建立在董事会与高管公平交易的基础上,有其现实局限性,后续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从不同角度或是支持该理论范式、或是提出新的解释。文章从企业激励与政府规制的视角,对高管薪酬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就企业激励而言,需要通过薪酬机制设计以激励高管努力工作(表现为高管高薪),而影响高管薪酬的市场因素包括公司业绩、管理层权力、股东干预和企业规模等。对高管薪酬进行政府规制的呼声主要受社会公平和信息公开等因素的影响,包括税收规制和直接的数量限制。来自新兴市场的相关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该研究的领域,深化了对我国高管薪酬问题的认识,为未来进一步的薪酬制度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与费用粘性

代理问题是我国国有企业费用普遍存在"粘性"的主要成因,而高管薪酬激励被认为是缓解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鉴于此,笔者实证检验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存在费用粘性,并且该现象主要源自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高管薪酬激励有助于缓和代理问题引起的费用粘性,同时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能够增强高管薪酬激励在降低费用粘性时的效果。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作用的发挥因国有企业控制层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试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粘性——基于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视角

本文以中国股票市场中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粘性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存在粘性,即在公司绩效上升时高管薪酬增加幅度显著高于公司绩效下降时的减少幅度。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公司规模、股权安排、负债比例等一系列特征对高管薪酬粘性具有显著的影响关系。本文研究不仅揭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变动特征,同时也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高管薪酬粘性问题提供理论基础与数据支持。     

高管权力与企业薪酬变动的非对称性

本文从薪酬变动的非对称性,即薪酬尺蠖效应的角度研究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拉大的原因。研究发现,业绩上升时,公司高管获得了相比普通员工更大的薪酬增幅,而在业绩下滑时高管的薪酬增幅并没有显著低于普通员工;业绩上升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大于普通员工,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存在显著的粘性特征,普通员工薪酬并不存在粘性特征,而且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相比业绩上升时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减少幅度显著超过普通员工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减少幅度,这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薪酬存在较为严重的尺蠖效应。     

高管团队薪酬粘性、内部控制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

高管薪酬被认为是研究人力资源与开发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企业业绩、声誉等方面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选取2011—2019年沪市A股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探究高管团队薪酬粘性与创新绩效间的关系。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拥有经营权的高管的薪酬在整个企业发展进程中仍与自身及团队所创造的绩效尤其是创新绩效挂钩,并且其存在的粘性特性会产生重要作用。另外,高管团队薪酬粘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也会受到内部控制等方面的影响,并以此提出假设。通过研究发现,两者是存在负相关关系的,并且在内部控制的调节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增强作用。     

金融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备受争议,保监会适时出台"限薪令"以控制金融业公司高管的天价年薪.但由于金融业上市公司具有特殊性,其高管新酬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法探析了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公司规模、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显著相关,而公司业绩、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薪酬不相关.进一步对金融业中上市银行进行小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公司高管薪酬与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率相关性显著,而与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相关性不显著.     

创新型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政策研究

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合理的薪酬体制是创新型企业健康发展的保证。对中部地区66家创新型企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了创新型企业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创新型企业高管的薪酬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呈显著正相关;与公司成长性呈负相关,与高管持股比例、国有股比例、企业创新能力无显著相关关系;然后针对高管薪酬与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结果,总结了创新型企业薪酬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问题,提出了适合创新型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国银行业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与薪酬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管理层权利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进行研究,针对我国银行业公司治理的特点,选取两职合一、董事会构成以及高管任期等三方面作为衡量管理层权力的代理变量。选取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16家银行2003—2013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行长与董事长的两职合一程度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董事长与党委书记的两职合一会抑制高管薪酬,内部董事比例的提高并不能使提高高管薪酬,董事会中与高管有关联的外部董事比例越高,高管薪酬也越高,董事长的任期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行长的任期则相反。     

风险投资、高管薪酬及董事会特征——公司治理视角

本文采用2005-2013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了风险投资机构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董事会特征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风险投资参与不仅可以显著降低高管薪酬,而且可以显著提升高管持股比例。同时,具有高持股比例、高声誉、联合投资的风险投资机构可以降低公司高管薪酬,并对高管持股比例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不同特征的风险投资机构参与对董事会特征均有不同方向的显著影响。     

创新型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政策研究——基于中部地区创新型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合理的薪酬体制是创新型企业健康发展的保证.对中部地区66家创新型企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了创新型企业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创新型企业高管的薪酬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呈显著正相关;与公司成长性呈负相关,与高管持股比例、国有股比例、企业创新能力无显著相关关系;然后针对高管薪酬与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结果,总结了创新型企业薪酬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问题,提出了适合创新型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债务融资与高管薪酬:承诺还是掠夺

以往研究认为,当公司具有财务杠杆时,股东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目的是限制高管的风险转移激励,降低债务代理成本。我们认为,这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降低,其目的更可能是股东在利用债权人承担企业业绩较差时高管次优行为的成本。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2年数据可以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负债水平负相关,且高管薪酬粘性与负债水平正相关,很好地支持了我们的观点;而且还发现,股东在利用债权人承担高管次优行为成本的同时,鼓励高管进行风险转移,进一步掠夺了债权人的财富。     

金融危机冲击、业绩可控性与薪酬粘性

宏观环境下的微观个体行为一直是学者们趋于探求的重要方向。本文结合金融危机冲击与不同业绩组成部分的可控程度,分析高管薪酬粘性的存在性及其心理诱因。经过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的制度背景下,高管的薪酬与业绩存在着明显的粘性特征,该粘性特征显著地存在于地方控制的国有企业中。进一步将公司业绩按照可控程度分为营业利润与营业外收支,发现高管薪酬与可控性较强的营业利润的粘性特征较弱,而与可控性较弱的营业外收支的粘性较强,说明了高管存在着自我归因的心理偏差。我们还进一步发现,金融危机冲击下环境的不可预测性使得业绩的可控性降低,进而使高管的自我归因偏差在危机前后存在着显著差别,表现为金融危机之后高管薪酬与可控的营业利润的粘性特征显著高于危机前。     

高管职位特征、机构投资者治理与企业研发投入

以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职位特征（任期、薪酬）以及机构投资者治理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职位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任期越长、货币薪酬越高，企业研发动力越强、研发投入越大。然而，在机构投资者有效监督的环境下，当高管任期越长、短期货币薪酬越高时，出于研发失败风险导致未来职业声誉受损和被替换风险的考虑，高管会倾向于规避风险，反而不利于企业研发。政策意义在于：董事会和股东应当将长短任期和薪酬机制有效结合，当研发失败导致业绩下滑时审慎地对高管作出处罚，解除高管层的后顾之忧，增强高管加大研发投入的动力。     

公司治理、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2007——2011年深沪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高管薪酬、公司治理情况和盈余管理等数据,除了研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之外,还研究了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情况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Huson、Tian、Wiedman和Wier(2012)的数据模型,在其模型建立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和改进,经过实证研究得出相关结论,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持股比例对高管薪酬有负向影响,独立董事人数对高管薪酬有正向影响。本文研究证明,公司治理结构调整的越好,高管薪酬受制约性越高。另外,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呈正相关关系。高管利用盈余管理来增加薪酬,是现存的主要问题。同时,公司治理对于盈余管理有一定的影响。这为公司制定高管薪酬的标准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与公司业绩——基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研究

以2005—2011年沪深两市1236至210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研究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以及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发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占比越大、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越大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股权集中度、公司为国有控股、董事会持股董事会越多、监事会持股监事越多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因公司治理引起高管获得的超额薪酬与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敏感性因素分析——金融业的证据(2000～2005年)

高管的薪酬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因素,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金融企业与其他制造性企业又有较大的不同,影响薪酬的因素较为特别。文章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金融类企业高管薪酬与其业绩之间敏感性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负债比率、收益波动性与敏感性负相关,外资进入、高管任职时间、金融监管以及董事会的独立性对这一敏感性的影响不显著。     

高管权力、薪酬契约与国企改革——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建立有效的薪酬契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而高管拥有的权力可能引发其在薪酬激励方面的自利行为。以2004-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国有企业高管的权力越大,不但能获得更高的薪酬水平,还攫取了更多的超额薪酬,并且拉大了高管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表明国企高管的确通过权力的运用扭曲了薪酬激励机制。另外,虽然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整体上呈现不对称特征,但那些拥有较高权力的同时又建立了政治联系的高管可能基于政治动因的考虑降低了薪酬粘性。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国企高管攫取超额薪酬,但并不能有效约束薪酬差距的扩大。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并为当前有关国企薪酬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