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规模化对农业科研生产率效应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农地流转为研究视角,基于中国1988~2012年31个省域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与动态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生产效率的驱动作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投入对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受到农地规模的制约;随后的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显示,以户均农地规模表示的农地流转值存在两个显著的门限。当户均农地规模低于第一个门限值时,科技投入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微弱。随着农地流转的推进,科技促农的效果逐步增强。但当农地面积跨越第二个门限,科技促农系数又降低。因此,在中国农业科技投入有限的常态约束下,应以农地流转政策为契机,协调好农地流转与科技投入的关系而非一味加大科技投入,优化农业科研的区域空间布局,增强科技对中国农业的驱动作用。同时也应采取措施避免农地流转过快带来的负面效应。     

东北地区农业财政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财政支农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本文采用2008-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东北地区农业财政投入水平与农民收入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提高东北地区农业财政投入水平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均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对此,本文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提出了稳步增加农业财政投入;创新农业财政投入方式,优化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结构;抓住乡村振兴和东北振兴发展契机,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推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等政策建议。     

节能减排背景下长三角制造业生产率与产业结构的门限研究

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将制造业按结构属性分组考察了生产率与能源、环境的关系及门限效应。研究发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能耗系数为正、环境系数为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能耗系数不稳定。结果表明,在密集型行业分类组别下,在资本和出口交货门限范围之内,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能源影响为正,环境影响为负,且影响程度大,超越门限范围则影响程度减小,在外资占比门限条件下,两类行业能耗、环境系数表现为超越门限后统计显著。劳动密集型行业存在在一定门限范围内环境影响为正的情况。区域分组后,在行业出口交货值门限下上海和浙江表现为能源为正、环境为负,且小于门限时影响程度最大。外资比例江苏与上海在一定门限区间内,能源为正,环境为负向影响,且两个系数在整个区间内最大,浙江则表现为低于第一门限时,能耗和环境影响的显著且均为正的特点。资本额门限条件下,江苏表现为能耗为正、环境为负,且资本大于门限值时,影响最大;浙江在第一和第二门限之间时,仅能源影响显著系数为正。     

农业科技进步和土地改良对我国耕地质量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9—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结合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科技进步、土地改良对耕地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通过莫兰指数检验得出我国耕地质量存在较强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得出,科技进步贡献率与土地改良对耕地质量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财政支农、农业从业人员以及人均GDP也会对耕地质量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受灾面积会阻碍耕地质量的提升。本文认为要加快促进区域间协同发展,积极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优化土地改良方案,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保障我国耕地质量稳步提升。     

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基于系统动态广义矩估计和门槛效应检验

探究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对促进农业生态建设和推动乡村振兴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0-2020年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松弛变量度量模型,对中国以及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2010-2020年的农业生态效率进行测算;通过系统动态广义矩估计模型,研究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利用门槛面板模型,检验财政支农资金与农业生态效率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结果表明：2010-2020年中国农业生态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0.3569上升到2020年的1.0441,数值超过1,整体达到了高效率,说明中国的农业生态建设效果明显。其中,东部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均值0.8933>西部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均值0.7407>东北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均值0.6079>中部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均值0.5299。可见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存在地区差异性。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生态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4108,说明财政支农资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业生态效率。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城镇化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值为4.296...     

财政支农、农业贷款与农业现代化的动态关联——基于四川省的实证分析

文章根据1985-2013年四川省的数据,构建农业现代化水平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四川省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测量。在此基础上,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影响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对四川省财政支农、农业贷款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动态的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财政支农与农业贷款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较强的冲击效应,但财政支农的冲击效应随着时间逐渐减弱,而农业贷款的冲击效应随着时间逐渐增强。     

互助金规模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稳健运行——基于股权结构的面板门限回归分析

本文运用2010—2012年134家苏北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调研数据,结合面板门限回归方法对互助金规模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运行稳健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互助金规模提高会提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运行稳健性,但这一作用存在单门限效应:当股权结构低于门限值时,互助金规模提升有利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稳健运行;而股权结构超过门限值后,互助金规模提高则会增加其运行风险。此外,贷款投放、业务多样性以及外部经济因素也会影响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稳健运行。适度规模经营是规避风险的合理选择,限制发起人股金比重,杜绝贷款投放"非农化",坚持"小而散"的贷款发放,完善风险管控和农业保险体系等措施均有利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稳健运行。     

中国猪肉价格指数的门限效应及政策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了猪肉价格指数的非对称性变动原理,为政策调控提供一定的指导。经过检验发现猪肉价格指数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且存在滞后1期的门限值为124.4。通过构建滞后13项的门限自回归模型,得出超过门限值后猪肉价格指数出现膨胀性增长,而小于门限值猪肉价格指数则上涨较温和或处于自发的上涨,只要未突破门限值则不会继续上涨,所以门限值可以看成是猪肉价格指数上涨的一个支点。政府对猪肉价格的宏观调控可参照门限值做出相应的政策措施。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研究——基于甘肃省14个地级市(州)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1年甘肃省14个地级市(州)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正向作用，并且产业结构、财政支农水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会促进农民增收。（2）从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来看，均能够促进农民收入增加，但作用效果存在差异，覆盖广度最强、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3）从作用渠道来看，地区经济增长能够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3）从异质性检验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河西地区作用效果最强，陇南地区最弱。基于此，提出应加快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宣传教育等建议。     

政府支农政策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把政府的财政支农政策划分为预防性财政支农政策和补偿性财政支农政策,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它们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机制。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预防性财政支农政策对农业保险需求存在挤入效应,特别是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对农业保险需求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补偿性财政支农政策在未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2007年以前对农业保险需求存在挤出效应,在2007年以后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政府通过合理规划与配置预防性财政支农政策、补偿性财政支农政策和农业保险补贴的比例,可以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运行效率和农户的风险保障水平。     

甘肃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财政支农支出是甘肃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推动力.当财政对农业每增加1%的投入,农民人均收入将增加148.8元;甘肃省财政农业支出项目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的顺序依次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     

农业信息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2002~2010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建立了以农村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以考察农业信息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结果显示:第一,农业信息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第二,当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时,农业信息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后,农业信息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农村人力资本水平高于第二门槛值时,农业信息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第三,中国各省级行政单位农业信息化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协调度普遍偏高,并且农业信息化和农村人力资本耦合协调度偏高的省级行政单位也倾向于具有较高水平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7—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农业生产要素、农村医疗条件、农业生产技术、农村基础设施、城乡融合度、农村产业结构、财政信贷支农等指标数据,针对影响其农村居民收入变动的因素进行研究。财政信贷支农、农村产业结构、城乡融合度、农村基础设施对农民收入有较大贡献,其中涉农贷款和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的效果最为显著。基于此,为乡村振兴战略顺利推进,从提升财政支农水平、深化农村产业融合和提高农村保障水平等角度提出建议对策。     

财政支农支出、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经济增长

文章从理论上梳理了财政支农支出、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并选取中国30个省域2008—2020年的面板数据,以索洛余值法测度农业科技进步率,构建基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无论全国整体还是东部、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作用,且对于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2)农业科技进步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财政支农支出通过农业科技进步的中介效应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3)农业科技进步对财政支农支出驱动农业经济增长具有单门槛效应。当农业科技进步跨过门槛值时,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推动效果更强。基于研究结果,本文从加大财政支农支出力度,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积极推动农业科技创新,重视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科技进步的协调发展等角度提出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中国财政农业投入的目标选择与政策优化

在公共财政体制框架下，财政农业投入的目标选择决定着政府财政支农政策的取向及其效率。中国财政农业投入目标需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保障粮食安全、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改善生态环境和提升农业竞争力方面进行选择。在此基础上，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优化投入结构，建立地方财政农业积累投入机制，完善财政农业投入后评价制度。     

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

我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文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利用时间序列考察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2007—2020年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粮食总产量等因素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转化为生产力,推动农村产业发展。     

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技术效率影响分析*——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

农业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农业的发展更加需要政府财政的扶持,那么作为支撑农业发展的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提高是否存在着积极影响？本文使用中国31省市的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基于对数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SFA)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和地区差异对中国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程度,中国农业技术效率的变化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农业技术效率的差异.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中国农业生产存在显著的效率损失,主要来自技术效率损失,但从中国农业技术效率的变化趋势看,中国农业技术效率年均增长3.4％,以现有的技术水平和不变的投入要素,如果消除技术效率损失达到前沿生产面,农业生产总值还可以增加55.22％,提升的空间还很大;进一步分析出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发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弹性系数为0.272,即地方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农业技术效率增加27.2％,增加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可提高农业技术效率;同时中国农业技术效率与经济地理条件相关性很大,农业技术效率因区域差别.呈现出显著性差异,经济发达地区农业技术效率显著高于经济落后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农业技术效率远高于全国水平及中西部地区.为缩小区域间农业技术效率差距,建议各地政府应适当调整财政支农支出水平,提高中西部地方财政农业科技支出.     

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影响实证研究

近年来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支持力度逐年加大,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分析中央财政支农资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总结农民收入变化特点及结构特征,构建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民收入分析模型,测算各类资金对农民增收的关联度系数,为完善我国财政支农政策体系提出针对性建议。     

财政支农和涉农贷款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西北五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7-2016年西北五省(区)的面板数据,文章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财政支农支出和涉农贷款对该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结构适宜、配置高效的财政支农支出以及涉农贷款的增加,均能有效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加大财政支农资金监控力度,科学评价涉农项目投入效果,推动支农资金配置结构动态调整,对于提升农业发展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培育现代化农业产业经济体系至关重要。     

财政支农的时变边际效应与弹性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局部线性非参数核回归模型，分析财政支农的时变边际效应及其弹性。研究发现：GDP超万亿元的山东省、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的财政支农产出强度显著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大于甘肃和云南省。按照财政支农时变边际效应值大小，可把全国和所研究的地区依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浙江省和山东省，第二类是广东省、云南省和江苏省，第三类是甘肃省。全国平均值处于第二类水平。自1994年后，财政支农时变弹性的全国平均水平已高于广东省、江苏省和甘肃省。从财政支农时变弹性角度看，加大对全国特别是对云南省和浙江省的财政支农投入，将有较大的产出效应。财政支农在出现明显边际效应后，持续的时间长度大致为6～8年。这些研究结果给财政支农的政策选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