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精神及当代价值

本文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阐述了儒商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弘杨儒商精神的现实意义.指出儒与商的结合源于古代士的生存压力和宋以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并结合当今商界道德沦丧的实际,着重强调弘杨儒商精神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中国商业伦理传统的创新性学术力作－－戢斗勇《儒商精神》评介

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提出要"以德治国","以德治商"则是以德治国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德治商",弘扬我国商业伦理传统和道德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我国商业伦理传统源远流长,其主脉是儒商传统.儒商就是有文化、有道德的商人、企业家,而儒商精神就是贯穿在我国商业传统中的一根红线.     

略论传统文人艺术视角的挪移及明清士商关系的变化

十四世纪以前,传统文人对商人及其经营活动往往不屑一顾,极少在诗文作品中提及。明中叶以后,空前活跃的商品经济使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士居高住、商列下等的思维定势有所改变,“商”取得高于“农工”而与“士”并列的地位。传统文人开始关注商人集团,诗文作品较多地表现了商业经营活动、商人的才干和价值,以及商人对文化艺术事业的推动等内容。这一变化生动地反映了明清士商关系由相互对立到渗透、融合的过程,具有深刻的文化认知价值。     

传统儒商文化与现代商人理想人格的型塑

传统儒商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重要结合点之一,即是从传统商业文化的现代转型出发,将儒商文化作为现代商人理想人格型塑的必要思想资源,从商人精神的觉醒与儒商身份意识的自觉,以地方商帮为依托进行商业文化生态的现代性重建。     

中国古代商人的善德观与慈善事业

中国古代商人在小农经济生产力条件下,一直遭遇着不公正的歧视,但随着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日显其重要性,商人及其经营理念也逐渐为主流社会所接纳,尤其商人的善德观,实与士大夫的正统道德信条不谋而合,从而加速了儒商结合与认同,而商人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更加证明了他们在主流社会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起着超乎其职业特点的社会作用。     

论儒商

近些年来,“儒商”一词频频出现于报刊电视等传媒中,人们常常把那些既有经商之才,又有良好的文化道德素养的商人称为儒商。不少企业家或商人也以儒商自励,立志做现代儒商。可以说,“儒商”已成为当代中国商品经济和商业文化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现实呼唤着理论的解答,什么是儒商?儒商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什么是儒     

“士魂”与“商才”:儒商文化内涵界定问题辨

要疏解儒商文化的现代转型意义,必须对"儒商"及其品格进行理论辨析。一要从儒学流变角度来分析儒商之可能,做到"儒商"的名至实归、名副其实;二是对"儒商"品格作一内在分梳,疏释"士魂"与"商才"的应该具有的理论内涵,从而纠正有关儒商文化方面的一些习以为常的错误看法。     

新儒商思想对商业行为的影响

新儒商思想作为一种商业思想并在现阶段条件下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我国古代、近代、现代的部分商业思想理论入手，结合儒学的有关发展史，对新儒商思想作一简单的论述。．长期以来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在政策上表现为重农抑商，然而这并不足以说明儒学在根本上是否认商业行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作为一种哲学能够有效地指导、规范我们目前的商业经济行为。     

宋代商人地位的提高及商业弊政

宋代"重商",是政府鉴于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商业税收为国家财政带来大幅增加的现实,重视商人和商业而采取的政策.一方面,政府给商人以支持,提高部分商人的社会地位,商人可以入仕,有识之士对"商"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另一方面,继承了古代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官府对商业的发展也给予控制和抑制.这表现在对商人实施的重税政策.     

《聊斋志异》与传统儒商精神

由于受到明清商业大潮以及重商思想的影响，蒲松龄在其名著《聊斋志异》中揭示了大量的儒商现象。儒商精神主要表现在：济困扶危、乐施好善；诚信立德，利义合一；敏锐的商业眼光和经营头脑；曲线入仕，积极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蒲松龄在对儒商形象进行塑造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对社会生活客观再现，而是打上自己鲜明的思想烙印，使得儒商群体和见利忘义的奸商、恶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当下的经济秩序、道德秩序的重建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货殖列传》思想新探

《货殖列传》是中国古代阐述商业思想的重要文献。该文提出了商业和商人活动是“自然之验”的主张，对道家“抑商”思想进行了反驳；以“富而行仁”的观点对儒家的“抑商”思想进行了批判；并从人的弃贫求富的本性出发，对商业和商人活动进行了全面肯定，表达了“‘末业’为上”的商业主张。     

论明代中晚期儒商形成的社会背景与儒商精神

明代中晚期人口不断增加,科举制吸纳人才却是有限的,与此同时明代中晚期的商业经济正在获得巨大的发展,从而对文人具有了相当的吸引力,这都成为了儒商合流形成的社会原因.在儒商合流的过程中,既有文人向商人的转交,也有商人学习儒士风范的种种表现,在明代中晚期儒商合流的过程中看到明代儒商精神对当今的启迪：其开拓精神、冒险精神与儒家温文尔雅的风度成为明代儒商精神相反相成的2个方面,传统义利不容的思维误区也过渡到了义利双行的合作思维.     

儒商精神观照下的豫商文化基因

儒商精神是儒家伦理和价值观在商人的商业经营管理和其自身人格两个层面的体现,具体表现在勤俭、敬业、和为贵、诚信不欺等四个方面。豫商长期受儒家文化的浸润和影响,在中国商帮文化中独树一帜,卓然不群,形成了在组织、管理、发展和凝聚方面的独到之处,这与豫商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及由此形成的独特的商业文化基因是分不开的。     

浅论《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喜剧色彩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重农抑商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至宋元时期,商贾阶层虽然已经在城市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占据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该思想仍然主宰着当时人们的思想及行为方式,就连地位低下的妓女也往往看不上商人。中国古代的文学中有很多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故事,但是很少有描绘商人或商人感情生活的文学作品出现。明代冯梦龙的《三言》内容中涉及到了商人的一些感情生活,笔者认为其中《卖油郎独占花魁》一文是该类文章的精品,具有很强的喜剧性色彩。     

贾行而士心——论儒商及其内在逻辑

所谓"儒商",不是"儒"与"商"的简单叠加,不是用儒家思想"指导"经商,也不是商人机械地按照儒家思想规范职业行为,而是有其特定的指代。经过长期的积淀,其精神内涵已约定俗成,形成了大致稳定的群体特征。"儒商"是"儒"和"商"在儒家的事功思想和德行思想的双重影响下,以及中国传统社会商人的主体意识和社会担当的共同作用下的有机结合,有其特定的内在逻辑和确定性。对"儒商"一词的运用,应在准确把握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有着更为明确和稳定的指向。     

当代豫商形象书写探析——论张宇《足球门》创作

作家张宇以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为背景推出的小说《足球门》,刻画了具有作家和商人双重身份的主人公李丁,塑造了当代儒商的形象,填补了当代豫商形象书写的空白。由于作家商业经验的缺乏,在对当代豫商这一特殊形象书写时,叙事策略呈现出独特性,作品在叙事上进行了淡化成长背景、介入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设置多重阻碍、反功利性书写等叙事手法处理,凸显了当代豫商形象书写的特殊意义。     

元代江浙地区的商业繁荣与诗文新变

元代江浙行省商业发达,改变了以往的文学生态：商业与文学结合,商人与文人交往频繁。商人依靠文人提高社会地位,文人依赖商人提高物质生活,扩大自身影响。同时,文人思想情感与文学风尚也发生了变化,商业、商人成为诗文的重要审美对象。部分商人弃儒从商或儒商兼济,丰富了文人创作队伍,其创作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客观的反映了经济基础与文学的互动关系。     

明清儒商伦理初探

明清时期是我国儒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驿站。在这个时期 ,中国商人经过长期压抑后进而奋起 ,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辉煌 ,涌现出了“徽商”、“晋商”等儒商“良贾” ,形成了足以警示后人的儒商伦理规范。他们以儒家思想和文化为行为标准 ,在经营上讲求“仁、义、礼、智、信” ,取财有道。     

论明清时期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

明清时期商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万象更新,打破了“士”与“商”壁垒森严的局面,加大了对文学的渗透力度。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当代儒商刍议：兼论儒商的界定

儒商研究应侧重于当代儒商。当代儒商在本质特征上是现代商人、义利并重与文化素养的和谐统一，其构成要素应包括“贾服儒行”的职业观、奋发精进的企业精神，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宏扬传统的企业文化、正宗的企业家与相当的企业规模。另外，传统上将儒商界定为所谓的商人，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其实，儒商是“行商”与“行儒”的有机统一，归极结底它是一种特质的商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