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与新农村建设

世界人口发展的经验表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口再生产相应地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高位均衡”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低位均衡”转变。从长期发展趋势看，现代人口转变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使得整个社会的人口抚养负担下降，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丰沛的“人口红利”，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2002年中国人口状况

2002年中国人口呈现出以下特点: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平稳下降;妇女生育继续保持稳定的低水平;人口密度在不断增加;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改善,死亡率继续保持较低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已完成向老年型人口的转变;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婚姻关系稳定;人口文化素质进一步提高.     

贵州省人口发展态势简要分析

<正>在解放前,贵州省的人口增长类型为高出生和高死亡率而导致的低增长的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解放后,由于农村的土地改革,改变了生产关系,使全省人民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事的改善和提高,人口死亡率明显降低,从而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为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而导致的高自然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一、贵州省总人口数量的变化     

“四二一”家庭模式下的养老问题研究

我国从1978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人口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和自然增长率高向人口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和自然增长率高的转变,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是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结构的重大改变,带来了新的家庭模式,即四二一家庭。在四二一家庭模式下,我国现有的养老模式暴露出许多弊端和不足,不能适应新家庭模式,必须对养老体系进行改革,调整现有养老政策,尽快构建与新家庭模式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体系。     

西宁市人口结构演变动态与机制研究

基于地学统计学等方法,用2000-2010年西宁市统计年鉴及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探讨了2000-2010年之间西宁市人口结构空间演变,分析人口结构机制。结果显示西宁市人口有序稳步增加:(1)西宁市人口从1990年的161.11×104人增加到2010年的220.87×104人,自然增长率从1990年的21.53‰迅速下降到2010年的6.49‰,表现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特点。(2)西宁市各城区人口密度较大,城中区为西宁市人口密度高度集聚区,城西区与城东区为西宁市人口密度中度集聚区,城北区为城市人口密度低度集聚区。(3)西宁市人口结构中,年龄结构表现为老龄化现象加重,老龄化人口以低龄为主;西宁市民族构成表现为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上升,以回族为主。     

迈向活跃老化(积极乐颐年)的政策观点:以香港左邻右里计划为例

1 香港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的趋势与影响香港的人口持续在成长和老化.1981年时,香港的人口总数为518万人,在2001年时增加至672万人,截至2011年中,人口总数已达710万人①.除了近几十年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带来的影响之外,人口迁移也是引致香港人口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若从1996、2001、2006与2010的人口金字塔来看,不难发现年龄结构的持续转变,人口结构趋向非年青化及老化②.在这期间,15岁以下的人口数目及比例明显下跌,反映生育率不断下降;相反地,年龄介于40至54岁者,在人口中的比例明显增加,从1996年的20％上升至2010年的27％.这是由于1950至60年代出现"婴儿潮",以及在1970至80年代有大量年青移民入境之故.     

黑龙江省人口发展情况分析

新中成立国以来,黑龙江省人口受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生育政策的影响,从人口总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上,均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人口再生产类型完成了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近年来,人口发展呈现常住人口总量减少、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双降"、人口连续净迁出、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分布不均衡等特点。     

粮食安全与和谐社会

建国以来,我国的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2200亿斤提高到2006年的9949亿斤,增加了7749亿斤,平均每十年增加1600亿斤左右,基本上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统计公报显示,到200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3144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了692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5.28‰;2006年全国粮食     

优质消费品进口助推消费升级

<正>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消费水平大幅提高，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消费关系民生福祉，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口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城乡居民的消费内容和消费模式都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对消费质量和消费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突出表现在“衣食住行用”等方面更多选择高品质、高附加值、高技术的商品消费。     

1998年我国人口状况

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１９９８年我国的人口增长率首次降到１０‰以下,实现了当年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二十世纪内,使中国人口净增率降到１％以下的夙愿。在我国人口发展速度减缓增长的同时,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口年龄结构正向老年人口类型转变,死亡率水平继续平稳下降,家庭户规模呈现逐渐缩小趋势,婚姻比较稳定,人口文化素质进一步提高。１９９８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１０‰以下１９９８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在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取了８５２个县（市、区…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经历了"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和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演变过程,这种演变过程随着中国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逐渐增加,劳动者所占比开始下降,劳动力市场的无限供给开始向有限供给方向发展,"刘易斯拐点"即将出现。基于此背景,中国一直保持的高投资驱动高增长的模式可能受到挑战。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和产业的影响的研究综述

随着中国的发展,社会体制的成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寿命延长,生育率在计划生育及个人素质提高等因素的作用下。生育率、死亡率不断下降,＂人口红利＂逐渐褪去,人口老龄化逐渐突出,影响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劳动力提供,养老保险,国家财政支出,产业变化等。本文是对当前相关文章的观点稍作梳理,以期深入认识该问题。     

王志浩：中国可能早已进入刘易斯拐点

渣打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志浩指出,中国的人口结构已开始转变。中国在几年前很可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其原因很明显：首先,从需求面来看,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将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吸引到城市和工厂企业工作;其次,供给面也发生了巨大的人口结构转变。计划生育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城市推行,到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正式确定为“独生子女”政策。这为中国的人口数量（以及劳动力人口）见顶提供了条件。王志浩表示,备类教育数据显示,至少在过去几年中,新增劳动力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转变,而且没有回转迹象。尽管还不确定是否可以宣布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终结,但毫无疑问中国的工资水平存在明显上涨趋势。     

加强计划生育服务设施建设 增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人口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对我国人口的巨大压力，经过全党、全国人民长期艰苦努力，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终于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新时期。但是，人口多、耕地少、     

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究竟有多高？

过去的30年，中国社会经历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其中，两项指标的变化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一个是经济方面，中国人均GDP翻了两翻以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一个跳跃式的提升；另一个是人口方面，有着几千年传统生育观念、并且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仅仅用二十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生育革命”，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6．0左右快速下降到90年代的更替水平以下，创造了世界人口史上的一个奇迹。     

从人均变化看人民生活的改善

从人均变化看人民生活的改善□阚立新９０年代是河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全省人口控制增长工作亦取得明显成效，在人口出生高峰期，全省人口增长不仅没有出现大的峰波，反而呈大幅度下降态势。全省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进一...     

浅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农民土地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但一个国家的发展最终要看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民的人数不容小觑有近8亿人口。农民的发展也就是农民土地的发展。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在历史的沉淀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土地私有制到完全所有制,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制度的转变给农村生活经济乃至中国的经济社会都带来巨大的转变。但近几年来农村土地纠纷、非法征收土地、强制征地拆迁的问题,打击着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力下降,农民生活质量水平下降,影响着现代化新农村的发展。因此,加强农村土地的宏观调控,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布不平等的实证分析——基于对社会养老保险影响的考虑

使用CHNS调查数据,从人口年龄分布和收入差距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角度考虑,对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分布不平等按人口特征进行分解分析,得出结论:年龄不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老年人中的贫富差距更为明显,贫困的老年人生活堪忧,而高教育程度的人老年后的生活水平高;地区差异是年轻一代的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社会养老保险对缩小地区间老年人的收入差距有一定的贡献,建立全国范围的养老保险体系也是可以考虑的方案。     

日本应对高龄化社会医药体系启示录

日本人口高龄化的出现主要是以下三个人口学方面的变化:生育率降低、死亡率降低、寿命延长。老龄化趋势下日本面临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国家福利支出增加、经济增长率下降,生活水平上升等经济问题。据日本每日新闻调查,2050年,日本老年人(65岁以上)将占人口的四分之一。主要从日本的必须医药品制度和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等方面来分析日本如何对老龄化社会做出调整,以期与中国现状相对比,作出相应政策的调整。     

新冠疫情管控期间西安市人口分布演变及影响因素探测——基于多源时空大数据视角

新冠疫情的"超常规"管控举措影响了城市人口分布,研究其演变规律有助于疫情管控期间城市人口活动规律认知、聚集趋势判断,以及指导精准化管控分区划分和场所差异化管控。基于百度热力和POI数据,采用人口密度指数、ESDA及地理探测器,分析了西安市在2020年2-4月疫情管控期间的人口分布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西安市人口密度值及人口密度波动幅度由一环向郊外递减,且人口数量及人口流动性逐渐恢复。与非疫情阶段相比,居民的日常活动周期未发生较大变化,但受复工后企业错峰午休以及居民减少外出影响,活动特征在局部表现不同。(2)西安市高、较高密度区逐渐增加,较低、低密度区持续减少,而随着疫情管控放开及复工复产推进,城市人口分布逐渐由"中心—外围"转变为"中心—外围、开发区延伸"的空间结构。同时,西安市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高、低值聚集以及内热外冷圈层式特征,且随着人口活力的恢复,这种特征越来越显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防控导向型、防控—就业需求导向型、就业—消费需求导向型、购物—休闲需求导向型四种人口活动模式的特征。(3)西安市7类设施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强度为:住宅小区>餐饮设施>生活服务>医疗机构>购物服务>办公场所>公园广场,且住宅小区、餐饮设施、生活服务、医疗机构的影响强度逐渐减弱,购物服务、办公场所、公园广场的影响强度逐渐增强,指出疫情管控影响下城市配套设施与人口分布的耦合关系变化是影响西安市人口分布由相对分散变为更加聚集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