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盗窃的司法困惑与应然认定

关于单位盗窃,目前存在刑事惩罚不力、罪刑不均,司法解释越权且界定不明的问题;对于单位盗窃应当以自然人盗窃论处,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在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应当统一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构成标准;设立单位盗窃罪应当慎行。     

储蓄存折设计问题分析

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揭示出商业银行储蓄存折设计问题,并从多角度剖析商业银行储蓄存折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旨在解决银行储蓄存折给储户带来的不便问题和商业银行经营观念转变过程中的问题,以构建和谐的经营局面.     

我的“婚姻存折”

我的“婚姻存在”是出嫁那天，妈妈递到我手上的。当时，我以为会是一大笔钱，打开一看，发现只有1000元。我用失望的眼神看着妈妈，妈妈却笑着说：“这是我特意为你们办理的‘婚姻存折’，以后每逢值得纪念的日子，都可以存一笔钱，等到老的时候，里面除了钱，还有无限的幸福……”。     

多次盗窃但未达犯罪数额也可定罪

一、案情张某（男,26岁）一年内先后在某中学校园盗窃学生自行车十次,其中六次既遂,价值600元,四次未遂．价值300元,张某最后一次作案被抓获归案。被害人王某因多次被盗,学习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试析票据诈骗罪的数额认定问题

根据传统刑法理论对刑法第194条中的数额进行认定时,受到单一犯罪行为模式的影响,只能根据单一的标准注释数额的含义,不能准确全面地揭示其真实内涵,因而在本文中提出注释的双重标准,以保证注释的准确性.     

对盗窃未遂的构成及定罪量刑的探讨

盗窃未遂行为是一种常见的违法行为。对盗窃未遂行为应如何界定，如何定罪量刑，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须明确前统一尺度的问题。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益窃未遂的构成及盗窃未遂行为的定界和量刑度问题进行了探讨。     

保险诈骗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探析

我国刑法关于保险诈骗罪的规定采用的是结果犯模式,只有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保险诈骗行为,并取得或控制了数额较大的保险金,才构成本罪的既遂。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的行为为保险诈骗罪的实行犯创造条件的,可构成共犯中的帮助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内外勾结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实质上只是各行为人共同利用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而实施的骗取保险公司财产的职务侵占或者贪污行为,只可能构成贪污或者职务侵占罪。     

储蓄存折的“权债二重性”

储蓄存折，既是储蓄单位向存款人出具的因收款而承担债务的凭证，又是存款人因付款而享有债权的凭证，对于储蓄存折所具有的这种性质，笔者称之为“权债二重性”。     

新时期盗窃犯罪的思考

盗窃犯罪在我国是一种常见的犯罪,当前,盗窃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严重危害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结合盗窃犯罪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提高认识,健全各种机制,完善立法,有效控制和打击盗窃犯罪。     

盗窃财物后向被害人索要“赎金”该如何定罪

盗窃财物后又向被雷人索要赎金赎回财物,此种行为的定性,应当是盗窃罪而不是敲诈勒索罪,盖因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已经成立,此后的“敲诈勒索”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盗窃既遂以后的销赃行为,不应当另行定罪。     

诈骗罪既遂与未遂认定标准刍议

区分诈骗罪的既遂与未遂应以被害人是否因交付而丧失对财物的控制为标准,而不在于行为人是否已经控制了财物;仅仅确立诈骗罪既遂的一般标准,尚不能解决具体诈骗案件的既遂与未遂问题。因此需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形,具体认定"失控"之涵义,以便准确地认定诈骗罪的既遂与未遂。     

美国“身份盗窃”立法、评析与启示

＂身份盗窃＂成为美国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引起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社会安全号码＂的滥用、新技术带来的危险、商业部门转嫁的损失和政府的碌碌无为是导致＂身份盗窃＂的四大主要原因。尽管美国出台多部法律以规范＂身份盗窃＂问题,但是这些法律存在不少的缺陷与不足。＂身份盗窃＂在我国发展很快,危害性越演越烈,尤其在金融领域中表现突出。为此,我国应当在参考美国经验的基础上,加强对＂身份盗窃＂的规范力度,健全金融法律体系,促进金融立法改革。     

国家工作人员在合作投资中的受贿行为及数额认定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繁荣,贿赂领域出现的行贿受贿方式越来越多,内容极为复杂。为了有效地打击贿赂犯罪,保持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12种贿赂行为进行了细化规定,为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受贿行为及数额提供了法律依据。     

存款保险制度的核心问题探讨——存款保险公司的组建

存款保险公司的组建事关存款保险的制度功效能否得以有效发挥,对于我国而言,借鉴国际上存款保险制度运行较为成功的国家经验,根据存款保险制度的自身要求,采取政府出资组建、以公司制作为组织形式是最优选择,并且发挥保险的互助性特点,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维持存款保险公司的运营,以实现维护银行业的稳定与安全,同时基于存款保险公司的公共性特征,必须要构建起激励相容的公司治理结构.     

对诈骗罪未遂问题的探讨

诈骗罪应以财物所有人或权利人是否失去对财物的控制、支配权为既、未遂的界定标准,诈骗罪未遂的犯罪数额指行为人意图骗取、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拟自愿交付但未实现的财产损失数额。参照盗窃罪的相关司法解释,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目标的诈骗罪(未遂)应当定罪处罚,原则上达到数额较大的诈骗罪(未遂)均可以定罪处罚,当诈骗罪既遂与未遂并存时,以重刑吸收轻刑从重为量刑原则。     

“天之骄子”为何沦为“梁上君子”——大学生盗窃犯罪原因分析

盗窃犯罪在大学生犯罪中占有最大的比重,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本文从个人因素、社会因素、被害人因素等几个方面对大学生盗窃犯罪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大学生个人因素中的年轻幼稚、虚荣心理、价值观歪曲等以及宏观的社会转型效应以及微观的校园周边环境差是大学生盗窃犯罪的重要原因,另外,盗窃犯罪被害人的防范意识不强也是导致大学生盗窃犯罪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关于窃取网络虚拟财产价值认定的再思考

本文首先论述了窃取网络虚拟财产价值认定的重要性,继而分析了对窃取网络虚拟财产价值认定的难点。笔者认为,在对虚拟财产进行价值认定的方法上,真正能兼顾虚拟财产各种特性,做到综合考量,又能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防止量刑过重的方法,正是我国《关于盗窃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价值认定方法。最后,对举证难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建议。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扒窃”的有关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对盗窃罪进行了修改,将扒窃行为第一次明确规定在刑法之中,但是对于扒窃的认定和运用在理论和实务界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扒窃行为不仅危害公民财产权,也危害公众的安全感,并且取证难、不易查处,因此本文将从扒窃的概念和特征入手,以期解决实际运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批捕案件执行监督问题探讨

虽然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检察机关的执行监督权作出了规定,但无论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还是司法实践,都存在两者脱离的地方,逮捕后执行不当及违法执行的情况仍然存在。这样,使得检察机关的执行监督权面临诸多的尴尬,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就是立法不完善,再加上检察干警行使监督权主动性不足,捕诉环节沟通力度不够等原因,使得执行监督权往往流于形式。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强化和完善执行监督权势在必行。     

犯罪数额基本问题探析

在刑法及司法解释中关于犯罪数额的规定很多,但是对于犯罪数额问题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在参阅文献基础上,阐述了犯罪数额的定义及分类;并依据结果无价值理论论述犯罪数额的理论基础;将犯罪数额归于犯罪情节中发挥其作用;最后分析了刑事立案的数额标准与犯罪数额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