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分析

采用时期加权的两阶段广义最小二乘法,分析了1958—1977年、1978—2002年、2003—2010年三个阶段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对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得出结论:农地制度变迁本身及其对农业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的内生配置作用共同影响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其经济绩效明显;在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下和农地流转制度合法化的背景下,农地作为资本的杠杆性功能更强。最后针对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加速增强农地的资本杠杆功能、为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开拓有效途径提出建议。     

我国农地制度绩效与创新探析

我国农地制度创新是源于它明显的制度缺陷,其中两田制、规模经营、“四荒”地拍卖和扶持专业大户等均通俗读物以做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故随着新《土地管理法》的颁布和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的开展,如何赋予农民长期面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建立完善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与抓好农地制度创新的环境建设等则成为新时期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政策选择。     

俄罗斯农地制度变革及其绩效

本文回顾了俄罗斯农业转型道路。俄罗斯采取了激进道路，推行土地私有化，改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立起具有私有产权的家庭农场和其他经济组织，其初始的混乱导致农业生产的衰退，但在一段时间以后，农业出现改观，且发展势头强劲。文章对俄罗斯农业改革的绩效后显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工业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变迁研究

本文从经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了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认为工业化、市场化的经济发展与我国当前的农地制度产生了矛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稳定地权、安定农民为目标,而工业化、市场化则要求土地产权清晰、自由流转,二者产生严重冲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农民四方之间的博弈决定着我国农地制度变迁方向性,而有关生产资料所有制、土地的意识形态、习惯风俗、传统观点的转变速度也影响着农地制度变迁的方式、速度、方向。     

中国农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及其现实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通过分析农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和现阶段农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征,从制度变迁的主体和绩效两个方面对农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历程进行了概括;结合我国的国情,阐述中国农地使用制度创新的约束,对中国农地使用制度创新的路途选择进行理性分析.     

中国农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及其现实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通过分析农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和现阶段农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征,从制度变迁的主体和绩效两个方面对农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历程进行了概括;结合我国的国情,阐述中国农地使用制度创新的约束,对中国农地使用制度创新的路途选择进行理性分析。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与农业绩效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农地制度演变的过程和特点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 :个人化程度高、产权明晰的土地制度是有效率的。赋予农民长期而稳定的土地经营权并使其资本化、物权化、法律化 ,突出产权结构中土地承包权的核心地位 ,应该成为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基本方向。土地经营权的强化和农地制度创新中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 ,必然使农地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呈多样化特征。这既符合制度变迁的效率特征 ,更符合目前中国农村不平衡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和农地资源禀赋条件的区域差异     

中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规律探索

中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变迁是有规律可循的,我国今天及日后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应遵循以下四奈规律：农地产权制度一定要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人为本,关注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必然带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全国各个地区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条件和时机不可能一致,有阶段性和层次性,不能一刀切;科技的发展不一定就引起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也可能是精耕细作、高产高效的小农业.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复归抑或常态——一个经济解释

学术界对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探讨大多基于已有的规范认识之上,局限性很大。文章试图通过重新审视建国以来有关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历程,找出变迁的内在逻辑,得出农地改革要符合农民的认知和意愿,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是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农地制度改革必须以农民的发展权为基础,有效的产权配置是农地改革成功的关键,只有在这样的理论指引下,抛弃各种已有模式的局限,中国农地制度改革才有希望。这不仅关系到历史经验的厘清,更是当下农地制度改革能否继续深入的前提。     

关于农地制度改革的思考

一、农村土地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从70年代末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的分离,把农村土地按人口或人劳,优劣远近搭配平均发包给农户。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不再直接经营土地,经营使用权划归农民家庭所有,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的土地使用自主权,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但是,这种按人均包、分散经营和无偿使用的农地政策,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     

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若干问题探讨

目前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阻碍了新农村建设前进的步伐,改革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势在必行.本文首先分析了农村王地使用制度改革滞后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提出了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及基本原则,研究了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和工作举措,对解决制约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问题必将起到推动作用.     

改革二元土地制度 保护人民土地权益

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是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一个顽疾,它使得城乡居民拥有不同的土地权益,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巨大隔阂;为地方政府大肆圈占农地、侵害农民利益、从中牟取暴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们必须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土地征用制度与土地储备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市场,保证城市居民与农民享有"同地、同权、同价"的土地权利.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政府责任问题探讨

转型社会经济形态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只能适应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进而确立公平、和谐的价值取向。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责任的有效发挥显得十分关键。鉴于此,笔者首先分析了农村社保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然后运用政治学、公共产品理论、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方法,阐述了政府介入社保领域的理论依据及重要意义,最后具体论述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农地制度、土地细碎化与农民收入不平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不仅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也在持续扩大。而在现有众多的研究农民收入不平等的文献中,农地制度对于农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中却很少涉及。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安排之下,土地"按人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因而必然带来土地的细碎化,本研究从这一现象出发,探讨农地制度对于农民收入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其次,现有的很多关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中,一般都采用指数分解的方法,这样所得到的结论可能有很大的偏差,而在本研究中,最新的基于回归方程的夏普里值分解法将被采用,这将克服常规指数分解分析的局限。经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土地细碎化与农民的总收入水平呈正相关的关系,同时,土地细碎化还有利于农民收入不平等的缩小。这就表明现有的农地制度起到了公平分配生产资料,并缩小农民收入不平等的积极作用。     

从主体利益角度透视我国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

农村土地流转是搞活土地承包经营、推动土地流动、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措施,然而现实中除少数经济发达地区之外,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流转面都较小。本文从土地转包方、土地承包方及基层政府在土地流转中利益得失分析而知,土地流转中相关主体对利益的分析及预期是土地流转成功与否的关键。     

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

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善需要农地制度的创新.农地制度改革目标模式的设计必须兼顾社会保障与效率两重功能,国有制、个人所有制、土地股份制都不符合这一原则.作者的产权分析框架认为,产权效率取决于权利的界定及实施.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前提,通过农地权利的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决策制度的创新,进一步理顺乡镇政府、村集体组织与农民的关系.     

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的思考

建立农地金融制度有助于解决我国农村地区缺乏抵押品、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难题,对健全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该文在分析比较国内外农地金融制度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的可行性和现实约束,最后对我国农地金融制度的构建提出初步设想。     

明清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制度再探

在明清时期,由于土地产权独立性增强,土地交易日益频繁,土地流转加速,使得土地交易更加复杂,也更为零细化。通过回顾明清土地产权构成的变化,梳理当时的土地流转方式,并分析影响土地流转的几个因素,以期对明清农村土地产权流转的趋势有更全面的认识。     

对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思考

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能够起基础性作用,要使土地这种稀缺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必须让这种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能够合理流动,这就需要土地具有完整的产权归属。因此,必须对中国当前农村土地的产权进行重新界定。     

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移人口社会保障——一个转轨中发展的大国视角与政策选择

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人口,农村内部农地调整以及农用土地非农化问题是现阶段中国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三方面问题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需要一个整体思路来进行分析,更需要在此基础上给出系统、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本文在对这些问题及其政策关联性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改革在一个大国的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并提出一个政策组合,试图在改革现有土地征用制度的同时,通过给予农民在土地和城镇社会保障之间的自由选择权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城市化机制,从而实现户籍制度和农地制度改革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