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特征、污染溢出与产业竞争力：基于多因素结构模型的分析

环境规制与竞争力关系的研究中经常忽视了污染溢出的作用,这可能会过高估计环境规制的影响。本文使用中国36个产业面板数据,在控制产业特征的条件下,通过多因素结构模型来经验考察环境规制对产业竞争力的直接影响。我们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在参数同质假设下,通过对污染溢出因素的简单设定考察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的经验关系。二是在参数异质假设下,通过对污染溢出因素的不同设定,考察污染扩散如何影响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结果发现,污染溢出等因素对二者关系有显著的影响,并估计了环境规制严厉性对竞争力的直接影响。     

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区域布局的“污染天堂”效应

借鉴Abay Mulatu和Reyer Gerlagh(2009)的研究,应用地区与产业特征交互作用的经典贸易模型,对中国区域间的污染天堂效应进行了测度。实证分析表明,在各省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条件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布局从环境规制力度大的省份向环境规制力度小的省份转移;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力度普遍弱于东部地区。因此,若不加以重视,中西部地区很可能会沦为东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避高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     

环境规制的空间外溢与中国污染产业投资区位转移

使用Moran指数和LISA指数剖析了污染产业投资区位转移的空间路径,从理论上剖析了环境规制空间外溢性的产生机理,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在污染产业投资区位转移中的空间外溢效应。发现中国污染产业投资的转移存在着空间上的路径依赖和时间上的转移粘性特征,表现为以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为中心缓慢向周边扩散的“晕轮模式”;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显著抑制污染产业投资,但这种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周边邻近地区普遍加强环境规制的作法所导致。因此,应注重环境政策的同步性和协同性,联防联控的区域性环境规制政策能有效推动污染产业向外转移。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省级工业面板数据对我国四大区域的实证分析

我国四大区域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差异化诉求,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可以有效实现淘汰落后产能和激发技术创新。采用2004—2014年省级工业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从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三方面对比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在四个地区的影响效果呈现显著差异;费用型规制、投资型规制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创新效应;费用型规制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中部地区污染企业形成较大的成本压力;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西部产业集聚地区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的流入;费用型规制、工业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流入东北地区。因此,应因地制宜地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以实现区域经济的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下的区域污染产业转移特征研究

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追求GDP的冲动,使欠发达地区具有"污染避难所"的功能,近年来污染产业由东部向中部进而向西部转移日趋严重。文章利用30个省级面板数据,设计了地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环境规制衡量指标,对污染产业和排放的地理空间格局变化特征进行实证。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提高欠发达地区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抑制污染产业转入;清洁化改造发达地区污染产业,从源头上控制向中西部地区的污染转移规模。     

我国环境规制竞争衡平研究

环境规制竞争既可能促进环保,也可能导致污染转移等消极后果。国内外污染转移日益增多使得弱势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进而危害整个环境。为充分发挥各竞争主体的积极性,变消极环保为能动环保,应以衡平理念指导环境规制竞争。我国虽已初步建立了环境规制竞争的体系,但还存在失衡问题。完善环境规制竞争体系,必须协调好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保护合理竞争和惩治非理性竞争的关系。     

FDI对行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门槛效应研究

采用2004—2010年江苏省制造业29个行业面板数据,分析FDI与制造业环境绩效的关系,并从工资水平门槛和环境规制门槛两个角度检验了FDI对环境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表明：FDI与清洁生产型行业的环境绩效正相关,而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绩效负相关;清洁生产型行业的环境绩效与FDI的环境规制和工资水平均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绩效与FDI的环境规制和工资水平分别呈现倒“U”和正“U”型曲线关系;绝大部分行业没有同时处在工资水平门槛和环境规制门槛的最优区间,总体上存在工资水平较低、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情况。FDI对制造业行业环境绩效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地方政府应有选择地吸纳能够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外资投入,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切忌盲目地、一刀切地提高或者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和行业工资水平,可依据门槛最优区间对不同行业的环境规制和工资水平加以相应调整。     

环境规制工具的空间异质效应研究———基于政府职能转变视角的空间计量分析简

本文研究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环境规制工具的空间异质效应,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述了环境规制工具差异所引致的环境技术创新及污染排放异质效应,并使用1999～2010年的省域面板数据从形式、强度及空间三个维度对环境规制工具的异质效应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比命令—控制式环境规制工具更能促进环境技术进步,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加强有利于环境技术创新,即"波特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基于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直接效应及技术创新间接效应,能够实现比命令—控制式环境规制更低水平的污染排放;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技术创新及最终污染排放具有空间异质效应。因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十二五"规划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目标,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及政府管理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实现环境规制创新。     

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

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现有理论和经验研究均对此尚无定论。本文运用中国省级数据检验了中国地区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行业比较优势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程度更强的地区在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更强。而且在加入了控制变量和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该结论依然稳健。这表明,中国没有发生国家层面的"碳泄漏"①。本文进一步指出,要素禀赋假说和波特假说在中国的成立可能是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     

中国工业行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分析——一个分类评价的视角

基于中国2001-2014年37个工业行业的数据,将我国工业行业按环境污染排放程度划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它们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同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来估计环境规制和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非线性关系并计算出拐点值。研究结果表明:2001—2014年我国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低;除重度污染行业呈现倒"U"型特征外,工业行业总体、中度污染行业和轻度污染行业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均呈现"U"型特征;目前我国工业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我国重度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合适,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不够。因此,应从行业分类的角度出发,借助环境规制来促进工业行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贸易成本、技术溢出与环境污染

经济地理稳定均衡是由区内外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的研究不再把区域视为没有空间维度的"点"，而是认为区内外均存在贸易成本，且技术溢出、环境污染在区内外也有差别。在考虑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本文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得出的研究结论表明：（1）本地技术溢出效应或跨界环境污染效应的增加，有利于产业的集聚；反之，本地环境污染效应或跨界技术效应的增加，有利于产业的分散布局。区内贸易度的增加，也有利于产业的分散布局。当工业品替代弹性过低或过高时，中心—外围结构都可能是稳定的均衡结构。（2）在一定的贸易自由度范围内，不仅可能出现内部非对称结构为稳定均衡的情形，也可能出现内部非对称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或对称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均衡共存的情形。（3）当贸易自由度较低或较高时，对称结构都可能是稳定均衡结构，甚至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无论贸易自由度如何变动，对称结构均为唯一的稳定均衡结构。     

贸易成本、技术溢出与环境污染

经济地理稳定均衡是由区内外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的研究不再把区域视为没有空间维度的"点",而是认为区内外均存在贸易成本,且技术溢出、环境污染在区内外也有差别。在考虑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本文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得出的研究结论表明：（1）本地技术溢出效应或跨界环境污染效应的增加,有利于产业的集聚;反之,本地环境污染效应或跨界技术效应的增加,有利于产业的分散布局。区内贸易度的增加,也有利于产业的分散布局。当工业品替代弹性过低或过高时,中心—外围结构都可能是稳定的均衡结构。（2）在一定的贸易自由度范围内,不仅可能出现内部非对称结构为稳定均衡的情形,也可能出现内部非对称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或对称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均衡共存的情形。（3）当贸易自由度较低或较高时,对称结构都可能是稳定均衡结构,甚至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无论贸易自由度如何变动,对称结构均为唯一的稳定均衡结构。     

“中国制造“的成本论

“中国制造”仅次于德国、美国、日本居第四位,“中国制造”的十大类80余种产品的年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众多轻纺工业品的出口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制造”辉煌成绩的背后应看到:物质消耗成本支出,环境污染成本支出,人力资源成本支出,市场摩擦成本支出。认识其成本支出,便于将“中国制造”纳入科学发展观的轨道。     

论环境成本的标准控制

环境成本的控制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本文试图将标准成本控制法引入环境成本控制的过程中，以探索环境成本控制的新思路。文章按照标准成本控制法的基本思路，首先制定出环境成本的标准，介绍了标准设置的几种方法，然后进行环境成本核算，并将标准和实际核算的环境成本进行差异分析，最后从差异分析中寻求环境成本控制的合理的反馈。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我国的生态税费体系

生态税费制度的依据主要涉及"外部性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两个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对于环境问题以税费手段进行干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环保税收、补贴、创造市场--排污许可证、规制.构建我国生态税费体系的政策建议:开征新的专门的环保税,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具有生态目的的税收制度,建立健全排污收费(排污许可证)制度.     

环境会计核算及相关问题探讨

实施环境会计将优化社会的资源配置，保护环境，从而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环境会计需要有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做支持，环境成本内在化将改变资源产品的价格体系，从而对国家的经济和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实施环境会计需要运用宏观产业政策，结合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不同行业不同部门进行统一的协调，并且需要采取稳步、试点的实施方式。     

创建绿色饭店 凸现人性关爱

发展经济以牺牲环境成本为代价的危害性已被国人所意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显得十分重要。文章主要探讨了在创建绿色饭店过程中如何协调好酒店、客人、环境三者的关系,让客人在人性关爱中认同绿色饭店,成为绿色饭店的忠实顾客。     

农民环保意识和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对策——湖南省浏阳市金塘村个案研究

通过对湖南省浏阳市金塘村的调查研究发现，当地农民的环保意识处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这与当地政府采取的环保教育、约束行为、引导发展等方面的措施是分不开的。笔者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的方法对当地政府所采取的环保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指出了各项措施所取得的效果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解决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河北省绿色GDP核算实证研究

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忽视了资源和环境。河北省成为我国绿色GDP试点之一，要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的指标体系，解决资源和环境价值的核算问题，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构建河北省绿色GDP核算体系并运用其对河北省2003年绿色GDP进行核算，提出了河北省构建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议。     

农村环境污染的原因及治理对策分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特别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城市环境问题日益得到重视，而农村的环境保护与治理相对来说是一个薄弱环节，农村环境也正日趋恶化。本文综合分析了农村环境污染的基本状况，探讨了农村环境污染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理农村环境污染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