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与寡头垄断企业的效率性分析

经验观察显示,寡头垄断企业已经成为国民财富的源泉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静态的阿罗-德布鲁范式很难为这一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通过汲取“市场是由企业家所驱动的竞争过程”的奥地利学派思想,笔者发现:由企业家所主导的竞争中的寡头垄断企业,通过不断拓展知识和可利用资源的范围,使消费者的福利得到改进,并增加国民经济的竞争力。本文的分析最终表明:以动态的眼光来看,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和寡头垄断企业是有效率的。其现实含义非常清楚:在竞争全球化的背景下,高度分散的市场结构必然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也不利于企业微观效率的提高和宏观绩效的改进。因此,通过市场而非行政的方式在竞争中培育大企业,最终形成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应当成为我国市场结构的演进方向。     

非对称寡头垄断企业非线性定价与市场分割

作为完全垄断和对称双寡头垄断非线性定价理论的拓展, 本文分析了非对称双寡头企业实施完全非线性定价下消费者的选择以及由此形成的市场格局。当双寡头企业的价格套餐发生交叉且边际价格变动不一致时, 会产生市场分割, 高类型的消费者偏好边际价格下降速度更快的价格套餐, 而低类型的消费者的偏好则相反。当双寡头企业都基于各自的成本实行最优非线性定价时, 所有消费者都偏好低成本企业的价格套餐, 成本劣势企业将退出市场。所得结论将为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环境管制条件下提高产品质量的清洁技术授权

通过建立一个经济学模型,探讨在环境管制条件下一个非生产性企业最佳的清洁生产技术授权策略和社会福利效应,研究表明,在环境管制条件下,特许权收费合同是技术拥有企业的最佳选择。排污许可证价格在特许权合同形式下最低,而生产企业的利润最高,因此能够促进清洁生产技术的应用,并提高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从而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的双赢。     

自然垄断管制理论、方案与实践的述评

本文从自然垄断的管制理论、自然垄断的理论与实践解决方案、自然垄断的实践及国内对我国自然垄断的认识四个方面进行了评述。     

混合寡头竞争、污染物排放与环境税

通过建立一个混合双寡头市场竞争模型,借以考察在国家征收环境税的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对污染物排放、社会福利以及环境税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较低时,继续私有化将会导致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和社会福利的增加;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较高时,继续私有化将会导致污染物排放的降低和社会福利的下降;同时,环境税则随着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始终保持下降趋势。     

寡头垄断、范围不经济与产业内的产品内贸易

在寡头垄断市场条件下,＂厂商的策略性行为＂与＂厂商范围不经济效应较大＂,而最终产品内的中间产品种类数较多,这两者共同构成产业内的国际产品内贸易的基础。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生产率较高的厂商不仅能扩大各种中间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并提高最大化的总利润,而且能够出口更多种类的中间产品;而生产率较低的厂商其市场需求会受到排挤,生产率最低层次的厂商将因亏损而被迫退出市场。这些结论表明自由贸易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这同当前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环境管制、区域异度性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基于HS大类数据,通过适当修正的Hausmann(2005)模型测算了2002~2008年中国28个省级区域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环境管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基于区域视角进一步研究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2002~2008年间中国的环境管制不但没有削弱对外贸易的整体竞争力,而且具有促进作用,环境管制可以作为贸易结构调整的备选政策工具。本文的另一个启示是:要想提升出口复杂度以实施有限赶超战略,不同地区必须实行有差别的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制定引导政策。     

环境污染的预防与环境管制的博弈分析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污染管制是政府社会性管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不同污染类型下的地方政府在环境管制政策上的合作态度所导致的社会福利的差别、在管制进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在管制冲突时讨价还价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我国环境管制的效率,保障环境质量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提供参考。     

西方自然垄断产业管制理论的发展与述评

西方对自然垄断的经济管制理论经历了一个演进的过程:传统的管制理论认为自然垄断的外部性的存在,会出现市场失灵,需要进行管制,形成了公共管制理论;然而,管制俘获理论则认为,管制者容易被利益集团俘获,提高的产业内的福利而非社会福利,同时对新进入者形成进入壁垒;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推进发现,管制与公共管制理论及俘获理论均存在着冲突,于是形成了论述谁是管制的受益者、谁是管制的受害者及管制对配置资源的影响的一套管制经济理论;由于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全球私有化的浪潮,西方出现了对自然垄断产业放松管制的趋势,对先前的管制理论提出了挑战,从而出现了放松管制理论,如激励性管制理论、"可竞争性市场"理论、"自然垄断弹性管制理论"等。这些理论可为我国自然垄断产业即将推进的改革提供借鉴。     

外部性、交易成本与环境管制——环境管制政策工具的演变与发展

文章对外部性理论的发展以及环境管制政策的演变进行了详细考察，认为以交易费用为基础的外部性理论是对外部性问题的一种较好的解释。可交易许可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解决环境污染这种外部性问题的较好思路，但哪一种环境管制政策工具是最优的选择，还需要根据交易费用理论提供的分析方法和原则。对具体情况进行深入考察，在了解了各种约束条件下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区域间转移——基于EKC和PPH假说的实证研究

测度工业行业污染强度和政策环境规制强度,利用1998—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证实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基本上成立。同时污染强度与规制强度间存在反向关系,污染避乱所假说在我国是成立的。不过环境规制对不同区域污染治理的效果不同,东部最明显,然后依次为中部和西部。为应对污染产业转移,应实施环境责任追溯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民众诉求的畅通渠道。     

高新技术企业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量化分析

通过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样本省市高新技术企业的低碳经济贡献度进行计量,并以此为观测点,采用变异系数法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量化分析,计算得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度,显示了高新技术企业在发展低碳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贸易成本、技术溢出与环境污染

经济地理稳定均衡是由区内外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的研究不再把区域视为没有空间维度的点,而是认为区内外均存在贸易成本,且技术溢出、环境污染在区内外也有差别。在考虑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本文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得出的研究结论表明：（1）本地技术溢出效应或跨界环境污染效应的增加,有利于产业的集聚;反之,本地环境污染效应或跨界技术效应的增加,有利于产业的分散布局。区内贸易度的增加,也有利于产业的分散布局。当工业品替代弹性过低或过高时,中心—外围结构都可能是稳定的均衡结构。（2）在一定的贸易自由度范围内,不仅可能出现内部非对称结构为稳定均衡的情形,也可能出现内部非对称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或对称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均衡共存的情形。（3）当贸易自由度较低或较高时,对称结构都可能是稳定均衡结构,甚至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无论贸易自由度如何变动,对称结构均为唯一的稳定均衡结构。     

贸易成本、技术溢出与环境污染

经济地理稳定均衡是由区内外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的研究不再把区域视为没有空间维度的"点",而是认为区内外均存在贸易成本,且技术溢出、环境污染在区内外也有差别。在考虑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本文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得出的研究结论表明：（1）本地技术溢出效应或跨界环境污染效应的增加,有利于产业的集聚;反之,本地环境污染效应或跨界技术效应的增加,有利于产业的分散布局。区内贸易度的增加,也有利于产业的分散布局。当工业品替代弹性过低或过高时,中心—外围结构都可能是稳定的均衡结构。（2）在一定的贸易自由度范围内,不仅可能出现内部非对称结构为稳定均衡的情形,也可能出现内部非对称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或对称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均衡共存的情形。（3）当贸易自由度较低或较高时,对称结构都可能是稳定均衡结构,甚至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无论贸易自由度如何变动,对称结构均为唯一的稳定均衡结构。     

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碳减排效应的时空异质性与协同性——对2007—2017年新疆14个地州市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是为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对经济主体的污染物排放行为进行约束,其中正式环境规制体现了政府保护环境的主动性,非正式环境规制则反映了居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具有目标一致性,但规制主体和规制手段不同,因而其污染物减排效应既具有协同性,也具有异质性;同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地区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水平等规制环境的不同以及规制实施时间的不同,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污染物减排效应表现出显著的时空异质性。采用2007—2017年新疆14个地州市相关数据的分析表明：从整体上看,正式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非正式环境规制虽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但可以强化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从时间异质性来看,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在2012—2017年强于2007—2011年;从空间异质性来看,正式环境规制在北疆地区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而在南疆地区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新疆地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从与碳排放强度正相关转变为负相关,且正式环境规制的这种转变先于非正式环境规制。总体来看,在碳减排过程中,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并先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发生作用,在污染物排放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更强。因此,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提高保护环境的主动性,增强正式环境规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后发地区还应提高对转入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和素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增强居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以有效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与正式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     

“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研究——兼析优化环境分权治理的信息沟通路径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完善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分权治理是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但分权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使信息不对称成为环境治理有效的主要障碍之一。2007年启动的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能力建设项目是针对环境分权治理中信息不对称的一项改革举措,可以有效缓解企业与政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提高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并促进企业的节能减排。然而,现有文献较少对“重点污染源监控”通过信息沟通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的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更缺乏相关经验分析。“重点污染源监控”使被监控企业无法瞒报虚报排污数据,倒逼企业改进生产方式和技术,同时也通过释放威慑信号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进而在提升企业生产绩效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不同企业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发展模式等具有明显差异,因而“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可能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其机制和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污染源监控”显著促进了被监控企业的节能减排,且技术进步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重点污染源监控”对被监控民营企业具有显著的节能效应和减排效应,而对被监控国有企业仅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节能效应不显著）;“重点污染源监控”对东部、中部地区和高能耗行业的被监控企业产生了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但对西部地区和非高能耗行业的被监控企业没有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从缓解信息不对称角度探讨了优化环境分权治理的信息沟通路径,并对“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其技术进步路径和异质性表现进行了实证检验,丰富和拓展了外部政策影响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的经验分析,并为“双碳”目标下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经验借鉴。本文研究表明,“重点污染源监控”在维护地方政府环境执法权的同时强化了中央政府对企业排污信息的收集功效,改善了环境分权治理中的排污信息沟通机制,从而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因此,应进一步优化环境分权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并结合地区实际、行业属性以及企业特征等进行差异化的政策设计,激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节能减排。     

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区域布局的“污染天堂”效应

借鉴Abay Mulatu和Reyer Gerlagh(2009)的研究,应用地区与产业特征交互作用的经典贸易模型,对中国区域间的污染天堂效应进行了测度。实证分析表明,在各省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条件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布局从环境规制力度大的省份向环境规制力度小的省份转移;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力度普遍弱于东部地区。因此,若不加以重视,中西部地区很可能会沦为东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避高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     

环境规制、企业价格信号与环境绩效的关系研究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双寡头垄断市场),企业通过价格信号来显示其生产技术的环境影响。分析价格能够揭示企业环境绩效的程度和方式,并且分析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对企业价格信号机制的影响。弱规制下,存在向上的价格信号扭曲,价格信号向上扭曲的程度随着排污收费的提高而提高,对于消费者来说,产品较高的价格意味着更好的环境表现;强规制下,存在向下的价格信号扭曲,价格信号向下扭曲的程度随着排污收费的提高而下降,对于消费者来说,产品较高的价格并不能代表更好的环境表现。     

缓解重庆交通拥堵、减少交通事故和节能减排的出路

特殊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交通拥堵、能源浪费和空气污染已经成为重庆市建设和谐大都市的主要障碍。出路在于对城市交通进行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和改善城市交通的软硬件设施。需求管理应通过政府部门和企业工作程序的电子化、网络化和办事机构地域分布的优化设置来减少居民不必要的出行需求;供给管理应着眼于交通管理体系的科学化和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