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供给总量严重不足．城乡差距继续拉大。以农村公共卫生为例．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二是供给结构极不合理．不足与过剩并存。农民急需的生产性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如农业新技术、灌溉设施、大型农用机械等．而那些与“政绩”、“利益”挂钩的非生产性公共物品供给膨胀，     

提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

由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忽略了农民的真实需要，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结构失调现象。为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应完善农村公共物品的公共决策机制，农村公共物品的决策应当建立在农民自身积极参与的基础之上，应根据农民的真实偏好，采取“自下而上”的公共政策决策方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

农村公共物品及其供给体系公共物品是20世纪50、60年代公共选择学派、当代政治经济学派在分析公共财政问题中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是指那些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而农村公共物品是指在农村区域范围内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产品。根据其特点可以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同时满足消费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称为纯公共物品,包括农村公共道路、下水道、基层行政服务等;不同时满足消费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称为准公共物品,如农村的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立学校等。根据公共物品对农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可以划分…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的形成机理探析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严重短缺,已成为制约农业、农村发展及农民负担减轻的"瓶颈",极大地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的主要表现.形成机理是多元的,本文通过系统分析,可将其概括为:城乡二元分割、决策管理机制混乱、财政资金供给匮乏和政府职能角色错位等根本性因素.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革的路径选择

我国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是人民公社时期给体制的延续.由于制度安排的缺陷,农村公共物品的给供给存在总体水平不足、结构失调问题.本文选用新公共管理理论从制度变革的角度,阐释了"城乡统筹、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革的路径选择思路.     

应该努力扩大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目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晋升重不足，已影响农材农材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农材公共物品的供给没有纳入公共财政收支范畴，二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关于农材公共物品供给的责权划分不合理，三是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导致 农村公共物品供求结构失衡，四是农村公共物品选择和监督机制缺位，要扩大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必须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财政支持力度，拓宽农材公共资金的融资渠道，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职责，改革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决策程序，加强对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     

政府供给农村公共物品及其行为选择

农村公共物品存在多元生体供给的趋势,但由于政府责任,市场失灵和"三农"的弱势等因素,决定了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应承担主要责任.政府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得以实现,中央政府供给纯公共物品,地方政府供给准公共物品.为发挥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应有的作用,政府应立足效率导向,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以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多中心视角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直接影响公共物品的总量和配置状态.单一化的垂直供给模式不能有效缓解当前公共物品供给总量不足问题.而多中心的供给模式将有效缓解农村公共物品数量短缺问题,而且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主体对公共物品的特殊需求.因此,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上有必要引入多元供给主体,形成水平协调的供给模式.     

税费改革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研究

我国农村的税费改革是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开始逐渐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为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国家加强了监管,并提出了多种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具体要求和措施,但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后来,随着治理的逐步深入,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农民负担过重实际上是农村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根治这一问题必须从制度创新上着手,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就是这种尝试。     

农民负担率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失衡研究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我国农民负担率与农村公共产品投入效率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如果二者间处于长期失衡则可能出现恶性循环。通过构建DEA模型对以上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无效率与农民负担沉重并存,并且在长期演变过程中呈加剧趋势。本文的启示是,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逻辑体系和框架分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日益突出。围绕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客观条件，政府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和角色，供给主体应体现怎样的结构和特征，公共物品供给应体现怎样的内在价值等一系列问题，就构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逻辑体系和框架。     

德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验研究——基于地方治理理论的视角

地方治理理论是公共管理领域的前沿理论.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由于地方政府距离居民最近,最能了解居民的真实需求,由此形成了公共物品供给的地方主义传统.德国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地方治理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形成了联邦主义、民主分权、基层化、财政平衡和法律监督等五大原则.以此为指导,德国农村公共物品呈现出地方主导、法律约束、财政支持、多元监督和市场化供给的典型特征.     

增加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协调城乡经济发展

当前,我国农村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收入远低于城市居民收入,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公共物品供给的不均衡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据统计,2002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仅为1457亿元,仅占财政总支出的7.7％。财政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为6674亿元,其中用于支援农村生产支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研究综述

本文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国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经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策四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论。现有研究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实践提供了参考。在研究方法上,未来可以继续扩大调查样本量和覆盖面。在研究内容上,未来应加强乡村治理创新实践、农村公共服务中心运行机制、农村特殊群体公共服务供给、村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政府购买公共物品规范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贫困地区县乡财政不平衡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影响程度研究

本文将中国政府“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所列的592个国定贫困县中的486个1999年财政赤字县作为研究样本，选取县乡财政的“财政支援农业生产建设支出”、“农林水气事业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行政管理费”和“教育事业费”五类支出作为系统分析指标，通过计算熵值，利用“熵值增加效应”规律，判定在财政赤字状态下各类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规模不确定性的强弱。从公共产品分品种、分区域和分财政赤字程度三种不同的视角，深入分析五类农村公共产品承担基层财政赤字风险的程序，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提出了贫困地区县乡财政赤字条件下农村公共支出结构调整的政策性建议。     

公共物品供给：关于农村饮用水供给问题的思考

本文介绍了我国农村饮水的现状和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国有供水企业和民营供水企业面对农村供水市场的两种选择,提出了解决农村饮水问题的对策建议。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消费水平相关性分析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匮乏不仅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大障碍，而且构成了农村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制约因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与消费结构的改善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消除制约农村消费水平的“瓶颈”——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是增加农民收入和协调城乡发展的当务之急。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及其决定因素分析——基于100个行政村的跟踪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农村社区层面的面板数据以农村道路为例考察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并对可能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因素进行了计量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主要存在3种供给模式:政府供给、村庄自我供给以及政府和村庄联合供给。不同供给模式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呈现出较明显的差异化特征,政府供给模式更多地发生在村庄规模较小、收入水平低、耕地资源较少的非粮食主产区;村庄自我供给模式较多地发生在村庄规模较小、非农经济活动活跃、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村地区;政府和村庄联合供给模式在税费改革以后则更多地发生在村庄收入水平较高、非农经济活动活跃的富裕地区。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匮乏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处于匮乏状态，主要表现在义务教育、医疗服务、文化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等几个方面。如农村合作医疗体制趋于瓦解，90％的农民成为毫无保障的白费医疗群体。乡镇卫生院在我国目前的卫生体系中承担了大量的公共卫生职能，但是投入不足，公共服务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只在广东、上海、北京、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依靠省级财政的投入而真正建立，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都是由县、乡、村三级负担，但由于资金的缺乏使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只能流于形式，农民的生存权没有得到机制性的保障；     

构筑公共物品供给新体制

一、公共物品供给主体选择机制。目前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农村地区各种层次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应主要由省以上财政提供，地市级财政适当配套，县乡财政暂时不予考虑。理由在于：第一，分税制后的省以上财政较为充裕，尤其是中央财政增收较快；第二，中央、省级机构改革较彻底，财政供养人员大幅下降：第三，县乡机构改革普遍流于形式，改革不够彻底，大多数县乡仍以“吃饭财政”为主，而且县乡财政普遍负债严重，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提供辖区内的农村公共物品；第四，农民不能作为公共物品建设的主体，因为过去几十年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农民为建设国家已经付出的太多太多，现在该是国家建设农村、回报农民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