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珉银行的小额信贷模式及其对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启示

通过对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实地考察,在简要介绍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发展历程及其现状的基础上,对格莱珉银行小额信贷的运行模式进行剖析,并结合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实际,借鉴格莱珉银行的成功经验,提出发展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应改变固有的守旧观念,大力开发农村小额信贷市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还款人组织,扩大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的资金来源,实行灵活的利率并适当提高贷款利率.     

格菜珉银行模式对我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启示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创办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以独特的经营视角,创新的贷款模式,以及立足当地的经营管理方法,使格莱珉银行在小额信贷领域取得了辉煌业绩,既向穷人提供了信贷服务,又保持了银行自身发展.我国发展小额信贷业务,格莱珉银行的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社会企业的商务模式创新研究——基于格莱珉银行的案例分析

社会企业是一种以商业运作模式实现社会目标的新型组织形态,具有公益性与盈利性的双重属性,它在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以格莱珉银行为案例,基于价值主张、价值支撑、价值保持三个纬度,通过对比分析格莱珉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商务模式构成要素的差异,探讨格莱珉银行如何通过商务模式创新,颠覆传统商业银行的信贷哲学,并成功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穷人的诚信：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尤努斯仓协格莱珉银行数十年，致力于为贫困人群服务，为全世界树立了通过小额信贷实现减贫，扶贫目标，同时还能实现商业盈利的典范。然而，1998年孟加拉遭遇特大洪水时，格莱珉银行也经历困难。由此，尤努斯决心改造袼莱珉的经典模式，使其更灵活、更贴近穷人的需求。     

穷人的银行家

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创立的农村银行。1974年,孟加拉大饥荒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穆罕默德·尤努斯努力寻找解决饥饿的办法,亲自去村庄里试验高产种植方法。1976年的一天,他因无法忍受看到制作竹凳的赤贫村妇受到中间人的盘剥,自己掏出27美元,分别借给42个赤贫的村妇,这一点点钱,帮助她们摆脱“契约奴隶”的身份,能够自己买生产资料,把制成的竹凳直接到市场去卖,从而得到尽管是微薄、然而是全部的利润。由此开始,尤努斯开始试验、创立了“小额贷款”模式。7年之后,成立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格莱珉——孟加拉语,意为“乡村的”),世界上第一家专门借钱给穷人的银行。此后三十年中,格莱珉模式在全孟加拉乃至全世界得到扩展和复制。本文摘自他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吴士宏译,三联书店出版)。     

国外小额信贷发展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通过尤努斯创立格莱珉银行体系分析孟加拉国的小额信贷发展经验和美国小额信贷的发展模式与效率，从创新农村小额信贷模式，构建促进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财政保障机制，构建支持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公共管理平台三个层面提出国外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草根银行助力普惠金融的路径探究

现如今,城市金融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农村金融改革的步伐刚刚开始。因此,满足农村金融的需要迫在眉睫。即通过草根银行等小额信贷金融机构向村民发放生产性质的资金贷款从而实现扶贫的目的,逐渐满足三农建设的需要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本文正是以格莱珉模式为例,就我国农村小额信贷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意见,为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做一些微薄的贡献。     

穷人的信贷权:小额信贷瞄准偏差研究的新范式

提出了“信贷权是穷人的基本人权”的命题和小额信贷瞄准机制及其偏差研究的新范式；形成并完善适于穷人的金融生成机制是重要切入点。格莱珉银行的标杆效应及其中国的异化表明，在瞄准偏差的利益博弈中，小额信贷要实现“真扶贫”而“扶真贫”的目标任重道远。     

市场发育、信息供给与商业银行小微金融服务——基于四家商业银行的案例比较分析

商业银行是企业主要的资金供给者之一,受信息供给的影响,小微企业在获取商业银行信贷时困难重重,这在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国家(地区)表现更为显著。格莱珉银行和开泰银行处于欠发达市场国家,德国商业银行和富国银行处于发达市场国家,它们代表了不同市场发育程度下不同商业银行采用的小微金融业务模式,而这些业务模式差异的背后是不同国家市场发育程度以及小微企业信息供给的差异。在市场发育水平较低时,信息供给水平较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和不完全导致商业银行主要为小微企业通过提供关系型信贷产品,对于小型商业银行更是如此;当市场不断发育成熟时,信贷市场信息得到较好地发展,商业银行更愿意为小微企业提供交易性信贷产品。为促进自身进一步发展及服务小微企业的目的,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市场信息供给水平,而作为信贷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商业银行则应借鉴国外经验创新金融产品并开发区域性特色金融产品。     

村镇银行的市场错位及应对策略分析——来自山东省的调查

作为我国发展最快的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村镇银行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农村金融领域的生力军。然而,山东省村镇银行的实际调查结果显示,村镇银行的选址偏向于经济发达地区,注册资本金数量偏大;同时,超过一半的村镇银行是由异地农村商业银行发起。村镇银行一定程度上市场定位不准,存在偏好经济发达地区、追逐大客户和发起人通过组建村镇银行实现跨区经营的倾向,这违背了我国推进村镇银行的政策初衷。要纠正这种错位,需要从政策扶持和银行自身经营两方面着手努力。     

我国光伏扶贫可持续发展探析

光伏扶贫是我国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和有效尝试。鉴于光伏扶贫对自然资源与金融资源的需求,在我国贫困地区推广、实施光伏扶贫任务艰巨,应探讨光伏扶贫可持续发展路径,开展光伏扶贫机制模式研究,分析下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围绕资金、政策、监管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谁更有利于中国的农村减贫——基于财政支农、城镇化两类途径的实证研究

借助中国省际动态面板和静态面板模型探讨财政支农与城镇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的农村减贫得益于财政支农工具与城镇化战略的交互协同效应,但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减贫的促进效益更强;财政支农投入中的扶贫性投入和就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更有利于东部地区农村脱贫,而综合性开发支出和人口城镇化水平则在中西部地区更具农村减贫的拉动效果;虽然我国的农村贫困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但随着财政分权、农业经营规模和农村医疗教育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农村贫困发生率会得到相应抑制。     

中国农民的权利贫困分析

民众的贫困一般可以分为四类即物质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和动机贫困。目前，中国农民既有物质贫困的一面，也存在能力贫困的问题，至于动机贫困则还没有表现出来，但是，还没有引起公众注意的一大贫困是权利贫困。中国农民的权力贫困主要表现在参与权利的贫困，迁徒权利的贫困，社会保障权利的贫困，教育权利的贫困，抗争权利的贫困和财产权利的贫困等方面。这些也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所在，要解决现阶段中国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必须还给中国农民一个平等的公平的公民权利。     

公益援助资金的NGO小额信贷发展之路——对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运行模式的探析

汉中市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在充分利用NGO援助资金的基础上,经过近6年的良性运作,不仅支持当地农村妇女发展致富,还吸引了多方公益援助资金的持续投入,可贷资金总量增长到3倍,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本文对该组织的管理和信贷资金运行模式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以期对我国各类组织用好公益性援助资金提供参考。     

世界银行对华援助的成就、特点、趋势及应对

世界银行的援助在中国的经济改革、经济增长和扶贫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在贷款数额、部门结构、区域分布和方式上都体现出了新的特点。面对世行对华援助的新趋势,中国应该站在新兴加转轨的发展中大国的立场,提出应对之策。     

政策工具与乡村振兴——基于建党100年以来扶贫政策变迁的文本分析

建党100年以来，我国在减贫治理中采取了许多独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积累了一系列可复制、能推广的减贫经验，为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为梳理总结建党100年来中国的减贫经验与特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以1921~2021年间与扶贫密切相关的中央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从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象征及劝诫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出发，运用NVivo11软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央颁布的扶贫政策进行文本挖掘与分析，探索中国减贫治理的历史变迁，分析各阶段扶贫政策的模式特点，并对这些政策工具在乡村振兴阶段的应用与启示进行探讨。     

“交行”联姻“汇丰”案例研究

20世纪30年代，汇丰银行曾经叱咤上海金融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汇丰选择交通银行作为伙伴，在中国卷土重来。2004年8月6日，汇丰银行宣布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名义与交通银行签署入股协议。汇丰银行以每股1．86元入股，持有77．75亿股交行股份，占比19．9％。入股后汇丰将成为继财政部之后交行的第二大股东。这笔交易创下外资参股中资银行金额最高的纪录。     

从寻租的视角解读我国利率政策

文章从寻租和公共选择经济学的视角理解我国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整行为--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中央银行的部门利益决定了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整行为.我国目前的利率管制制度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广泛的寻租行为将对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并可能阻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