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因素--机制、模式与政策选择

当前我国仍应以银行主导型金融模式为基础，同时借助资本市场，共同实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注重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协调，实现货币政策选择与产业结构有效调整的有机结合。     

国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中国金融发展的计量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点,并逐渐形成以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国债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债作为一种金融产品,其发行和交易的前提条件是金融机构的建立、金融体系的健全,并通过金融发展渠道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国债政策的实施情况,对国债政策通过金融渠道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的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为我国1998年以来积极的国债政策提供了经验支持,表明“国债政策一金融发展一经济增长”这条渠道对我国经济增长是重要的。     

建立新型经济运行机制任重道远：兼论国家干预的作用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结合已被公认为是现代经济体制优化的普遍趋势,但前提是计划与市场二者长处与优点的结合。我国新型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同样是要扬计划与市场二者之长,抑二者之短,这要求我们在引进市场机制、发挥市场调节积极作用的同时,注意采取措施校正和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     

金融亲周期性与准备金政策新框架——兼论对资产价格的调控

金融系统的亲周期性在金融市场上的表现是信贷和资产价格的繁荣—萧条周期,并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结合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国际性软化发展趋势,提出贷款准备金政策操作框架以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准备金制度,目的是通过差异贷款准备金率来实现货币政策的结构效应与总量效应和对资产价格的调控机制,以及逆周期性调节。     

建立以出资者为中心的约束机制：兼论国有企业的改革

本文从如何以出资者为中心建立有效约束机制的角度,对当前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初步探讨,试图通过尽量减少出资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解决如何在事前通过出资人财务与会计的制度建设,为国有企业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并在事后通过出资人的审计监督制度建设,解决所有者缺位的问题。     

中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国际借鉴与机制设计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金融科技,金融科技正处于迅猛发展阶段。在金融科技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对金融科技进行有效监管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研究发现,由于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具有创新性和风险可控性的特点,目前已成为一种有效的金融科技监管模式。文章首先对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机制设置与运作流程进行分析,归纳出各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制度框架与运作模式;接着借鉴国外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经验,构建中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框架,并对其运行机制进行设计;最后,为保障中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顺利运行,给出了机制构建建议及潜在缺陷的解决方案。     

科技金融政策如何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来自“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证据

借助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显著促进绿色创新发展,且随着试点政策的不断推进,这种促进作用呈现持续增强的动态演化规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通过拓展公共科技金融资源和市场科技金融资源得以实现。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创新资源投入越丰富、创新能力越强的城市,这种促进作用越显著。试点政策不仅有助于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还有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可为试点政策的进一步推广提供有效支撑,并为城市绿色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试析欠发达地区“花钱买机制”政策的实施效应

文章立足于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现状,阐述了当前正在实施的以"花钱买机制"为目标的农村信用社改革中央银行资金支持工作,找出此项政策在欠发达地区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剖析了问题的成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进一步推动"花钱买机制"政策实施的对策建议。     

“双碳”目标下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与绿色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

基于“双碳”目标约束和金融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研究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我国201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科技的减排作用与绿色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可以降低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且呈显著的地域异质性,该结论在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金融科技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助力城市减排;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政策的试点与环境目标的约束均对金融科技的减排作用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为如何利用金融科技与政策工具服务“双碳”目标、推进节能减排提供了有益启示。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降低环境污染？——基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在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背景下,科技金融发展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动力和新方向。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8年262个地级市数据,将“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科技金融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与水污染相比,科技金融政策对于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其次,从城市区位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东部和北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效果要优于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从城市等级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高等级城市具有更为明显的治污排污效果;最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和经济规模是科技金融政策改善环境的有效路径。此外,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对于邻近地区的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果。上述分析首次尝试将环境污染纳入到科技金融政策的评估框架中,丰富和完善了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有效地回应了学术界关于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环境治理的争论,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重庆市运用金融政策扶持“三农”发展的探讨

重庆市作为城乡统筹试验区,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政策作为扶持“三农”发展的宏观调控手段,对于调节资源合理配置,引导资金合理流动,应用有限的资金扶持“三农”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考察了重庆市“三农”问题的表现及成因,并就重庆市运用金融政策扶持“三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华洋金融：郭韦鸿和他的“金融超市”

在毗邻亚洲最大的交通枢纽——深圳北站的海宁广场大楼里,八楼的一间办公室始终弥漫在激烈的讨论氛围中.夜深人静时分,那间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似乎和楼外的夜色较劲,不服输的样子.午夜,他们终于离去,随着车响渐行渐远,一个夜晚过去了,六时后,他们又重新在那间宽敞的办公室交换各自的意见,历陈新的观念、模式与操作方法.像这样的会议经常召开,而且没有时间限制,若有新的思路,他们迅速召集起来一起讨论,分析其可行性与创造性.会议的召集人郭韦鸿是该公司的总裁,所有的大小事务都由他一手操办,大到公司战略布局,小到员工思想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