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资本项目开放以及风险管理探讨

资本项目开放是一个充满收益和风险的系统工程,是一国金融开放战略中最具决定性的内容之一.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各种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防范措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比较,从各自的效应和利弊出发来研究中国资本开放项目风险的防范策略,为我国资本项目开放提供政策指导.     

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及其风险防范研究

后金融危机时代,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提高,为此我国从2008年开始分别与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等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设立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等。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告诫我们:资本项目开放存在着很大风险,在开放的先后顺序安排上都要分析本国经济现实状况,严格监控资本项目开放中的各种潜在风险,才能顺利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铺平道路。     

浅析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利弊与应对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渐进稳妥地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资本项目开放已取得较大的进展.资本项目开放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本文主要探讨资本项目开放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即资本项目开放所具有的潜在收益与风险,并相应地提出应对措施,以在发挥其有利作用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     

我国资本项目开放与银行体系风险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2007年至2016年的季度数据,本文分别测算了我国的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和银行体系的风险情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VAR模型,并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对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和银行体系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针对得出的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等几点建议.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利益与风险均衡分析

资本项目开放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许多潜在的利益,同时也隐含着巨大的风险。本文章推导了资本项目开放的等开放度曲线、风险约束曲线以及开放收益曲线。进而通过建立基于新古典框架的风险-利益分析模型,论证了均衡资本项目开放度的决定机制,并认为由零风险约束线和开放收益曲线决定的均衡开放度既能确保经济和金融稳定,又能获得开放的最大利益。为了达到该均衡开放度,政府应实行需求诱致性的开放政策和前瞻性的政策供给模式。     

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的风险分析

当前是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的较好时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放松对这个进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的警惕和防御。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积极吸取国际经验,总结自身安然度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心得,在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的同时,时刻关注进程风险,并对这些风险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本文从七个方面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的风险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充分借鉴国际上有关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的客观状况,同时考虑非国际货币国家的特殊制约因素,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的风险管理提供了一些思路。     

资本项目开放会引发货币危机吗？

本文运用MS VAR模型研究中国2003年1月—2015年6月资本项目开放与货币危机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资本项目开放与货币危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高风险条件下,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越强;在低风险条件下,适度扩大短期资本开放程度有助于降低货币危机压力。样本期内人民币市场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低度和中度风险状态,处于高度风险状态的时间较短,这和中国经济整体运行情况基本符合。此外,货币危机发出高风险预警信号的期间,大多伴随着利率汇率的大幅波动、快速频繁的资本流动以及FDI和外债余额的急剧增长,表明资本项目开放存在较高的风险隐患。     

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考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是,美元占据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和事实上的美元本位。2008年次债危机以来,欧美经济陷入衰退,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不断累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世界经济的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经济在逆势中崛起,并且成为众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的推进也在加快。但我国仍存在资本项目管制,尚未进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人民币国际化,还将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     

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视角下的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研究

随着全球"扁平化"趋势日益明显,资本项目将步入快速放开的区间,不仅将促成贸易投资的进一步便利化,也是资金洼地对低成本融资的迫切需求。但现有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已然不适应尤其不能满足新兴市场国家对本国资本进一步"开疆拓土"的需求。本文从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视角下研究当前中国资本项目开放问题,提出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金融公共产品的"非公共"特性,是当前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缓慢的根本原因。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体系构建将增强双边资本流动动机,为资本项目开放提供有利条件和开放动力,完善的信任机制也为资本项目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新兴市场的资本项目开放与金融脆弱

针对金融业高负债经营而更易导致失败的特征,M insky(1982)首次提出了“金融脆弱性”的概念。目前,金融脆弱泛指一切融资领域的风险积累,包括信贷融资和资本市场融资。信贷市场和金融市场金融脆弱形成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对于信贷市场金融脆弱的原因可归结为企业高负债经营、银     

开放资本项目应尽早现在不改以后更难

1996年12月,中国承诺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原本的设想是再经过五年到十年的时间,逐步完成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改革。不过因为紧接着发生了东亚金融危机,这一计划被无限期地推延了。     

人民币升值与资本项目开放之间的权衡

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有愈演愈烈之势。日本财相盐川正十郎、欧洲央行行长杜伊森贝赫、美国财长斯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以及墨西哥、东南亚国家都正在表达人民币汇率应有更大的浮动空间。美国制造商协会、稳健美元联盟等一些民间组织还计划将言论变成政府的政策行动。 2002年10月,国际上曾热指“中国输出通货紧缩”“中国是全     

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及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次债危机以来,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持续贬值,我国巨额的美元储备资产遭受了重大的购买力损失。作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完全可以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交易的商品和资产中用人民币来计价,一劳永逸的消除绝大部分汇率波动的风险,规避外汇资产的“美元危机”。但我国仍存在资本项目管制,人民币的国际化还将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现状和所面临的问题简析

现在人民币经常项目已实行了可兑换,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日益提上了日程,我国现阶段资本账户开放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水平,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本文作了一个简要的探     

我国资本账户自由化模式及对策探讨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传递方式,均与国际收支账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选择资本账户的开放顺序,把握好开放程度,对我国资本健康运行发展至关重要.介绍了我国资本账户自由兑换进行的背景.分析了我国资本账户自由化应该采取的模式,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资本项目自由化战略提出了策略建议.     

开放创新与跨国资本流动技术扩散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将开放创新的理论范式引入到跨国资本流动分析框架中,探讨微观创新环境演变对跨国资本流入技术扩散效应的影响及其门限变化特征。利用DEA Malmquist指数分解法测算中国内资工业企业2006—2011年技术进步率,并基于静态面板门限回归方法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证实：自2006年中国政府提出“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之后,国内创新环境的演变对于跨国资本流入技术扩散效应的门限影响具有极强的正向作用。其中,区域技术市场开放程度、区域高等学校参与积极性对于外资技术扩散效应的门限影响最为显著;区域技术市场健康程度的影响也较显著,但因受到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发展制约影响相对较弱。本研究工作提供了观察创新制度环境变迁对跨国资本流动技术扩散效应分析的一个新视角。     

金融国际化与我国资本流动开放

随着金融国际化的深化,各国都相继放松了对资本流动的限制,IMF也越来越关注各国资本项目的开放问题.我国加入WTO后,进一步放开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是必然的,但由于我国现存外汇管理体制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的弊端,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我国金融体系受外部冲击的可能性会增加以及货币政策的效力会减弱.据此,我们应实施一些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的政策.     

资本账户开放风险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本文利用多因素多原因模型（MIMIC）实证分析反映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压力的CAP指数。实证结果显示,CAP指数绝对值越大,资本账户开放风险越高,可能造成经济危机;CAP指数趋近于零时,经济平稳,适合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中国当前的CAP指数显示,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贸然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应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维护经济稳定。     

资本市场开放的目标模式与路径依赖

资本市场的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在能够给一国经济带来增长效应的同时也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必须对其开放目标和路径依赖认真研究。文章作者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到了放弃以融资为目标的开放阶段,而转向追求安全和效率目标。通过推动资本自由流动,才能提高中国金融监管水平和金融机构的运作管理水平从而适应金融发展的全球化进程。     

多措并举加快推进 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经历了实体企业外币融资、机构投资者双向开放和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三个阶段,但开放速度和范围远远滞后于经济开放步伐。当前资本市场双向开放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法规过严不利于外资技术和管理引进,配量限额管控距离全面开放目标尚远,证券基金期货业“走出去”步履艰难,监管能力难以适应跨境监管常态化。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不仅要从“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端发力,而且要完善资本市场跨境监管协调,还要营造资本市场开放配套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