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债转股的利弊及其抉择思考

在许我关于国有企业如何摆脱困难的讨论中，“债转股”是个热门话题。搞活国有企业，实现大中型国有企业三年解困目标中，“债转股”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但不是所有负债较重的大中型国有企业都适合“债转股”。一个企业是否适合“债转股”，我们首先要分析其利弊，尔后再作抉择。     

国有企业债转股产权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从产权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债转股的基本思路和操作绩效,重点研究现行的国有企业产权状况和缺陷对债转股的目标设定、制度安排、债转股的操作及效果的影响;并考察债转股在何种程度上解决了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分类处理、政府退出选择机制、民间资本介入和分离企业所负担的社会职能等可操作的建议。     

债转股"的机制研究

自１９９９ 年国家出台“债转股”政策至今已有三年了，债转股作为实现国有企业脱困目标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在减轻国有企业债务负担，降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等方面作出了显著成效，但在实施债转股工作中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江西财经大学胡援成教授通过 研究债转股的成败得失，对债转股的运作机制重新作了一番考察，并建议债转股工作应在如下几方面予以改善和加强：给予相应的法律支持；设立债转股基金帐户；加速股权变现；合理确定债转股价格。     

“债转股”与优化国有企业资本结构

一 我国现阶段实施的债转股是解决我国国有企业过度负债、优化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实施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实质性步骤。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为了改善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和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可以结合国有银行，对一部分产品有市场、发展有前景，由于负债过重而陷入困境的重点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解决企业负债率过高的问题。 债转股就是将国有企业所欠银行的债务转换成股权，使债权人银行成为企业的股东，而企业则由债务人变成银行持股的公司。债转股后，原债权人对企业的权利性质发生了转变，企业对原债权人的责任也随之变化，不再是…     

何谓债转股

债转股是国家为了改善国有银行资产质量和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而实行的一项重大措施。债转股是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同时兼顾防范金融风险和搞活国有企业而采取的一项特殊政策。     

必须正视我国企业债转股操作中的难题

在国有企业债转股过程中,债转股企业的确定,债转股数量的确定,以及实施风险的承担和公允价值的确定,都存在很大难度,对这些问题,只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才能实现政策目标,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必须进行深化改革。     

试论债转股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退出

债转股自提出以来,人们曾对它寄予厚望,认为债转股既可以一举解决国有企业高负债的难题,又可以化解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其结果会使国有企业扭亏为劝,银行的金融风险减少。但实际上,简单的债转股虽然可以缓解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压力,但会对新一轮社会资源分配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使国有企业本已不健全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弱化。俄认为体制转轨的关键是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而债转股的深层次目的是力图在债转股的过程中实现国有经     

对实施债转股政策的三点思考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债转股，债转股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减轻国有企业绩务负担和减少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而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国家组建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依法处理银行原有的不良资产，对部分企业的银行贷款，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投资主体实行债权转股权，其主要目的是解决不良资产，化解金融风险，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促进国有企业转换机制，随着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相继建立，债转股与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就债 转股的重要性，必要性，债转股的出路进行探讨。     

债转股实际操作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探讨

债转股是国家改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债转股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多理论、实践甚至包括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将直接影响到债转股操作中的问题有所帮助。     

国有企业应正确认识“债转股”

国有企业“债转股”政策出台并付诸实施后,在国企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争相要求跨入“债转股”门槛的热潮。对这种一哄而上的现象,我们各级地方领导和国有企业要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使“债转股”改革措施健康有序地运行。一、“债转股”并非是一项优惠政策“债转股”政策一出台,不少企业认为这是摆脱债务的良机,只要“债转股”就活了,认为“债转股”是扶贫救灾,这无疑是对“债转股”新政策的误解。实际上,国家对“债转股”企业的选择是非常严格的。“债转股”企业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是产品适销对路,质量符合要求,有市场竞争力;…     

国家审计“监”与“督”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

利用2010-2017年审计署公布的中央企业审计结果公告,以督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导向,从国有企业审计查出问题数量与处理处罚金额两个方面出发,研究国家审计“监”与“督”关系的处理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并据此构建更有效测度国企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研究发现：国企审计查出问题数量即“监”的情况与国企资产保值增值没有显著相关性,而在此基础上实施的处理处罚金额即“督”的情况能显著促进国企资产保值增值。这说明,国企审计不能仅满足于“监”,而应当努力进行“督”。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已有研究文献,使用国企审计处理处罚金额与查出问题数量的比率作为国企审计监督质量的测度指标更直接和有区分度,以此为依据进行国企审计相关研究,可提高研究的科学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国有企业发展--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视角

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其地方上市公司中有一半是国有企业,如何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来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故本文在梳理新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主要从理论与数据两个方面分析了新疆国资预算与国企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给出相应建议与对策,以期进一步优化国资预算管理,助推国企改革与发展,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试述债转股动作中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文章指出债转股运作中存在着道德风险，企业对股权回购压力大把握小，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安置富余人员困难大，债转股不能解决企业和银行的所有问题，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明确主体目标，完善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积极拓宽股权退出通道及大力发展中介机构并加强信息披露等政策建议。     

新《企业财务通则》取得的几个重大突破

新《企业财务通则》是政府对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规范，已于2007年率先在国有企业施行。文章分析了新财务通则在理顺政府与国有企业权责关系，切实赋予企业财务管理自主权、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规范企业财务管理、完善职工薪酬制度和加强财务风险管理等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     

论基本建设单位的财务管理

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已明显减轻,但随之而来的通货紧缩则使国有企业的经济状况急速下滑,而信贷的紧缩则使企业的筹资更加困难,因此,在金融危机下,如何确保国有企业基本建设的正常进行及如何确保国有基本建设单位的资金的安全运转成为国有基本建设单位财务管理的主要内容和首要任务。本文对金融危机下国有基本建设单位财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国企混改实践中的认识误区和未来突破的关键问题

通过梳理和逻辑分析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国企混改案例背后所揭示的事实,本文指出实践中存在的对国企混改的认识误区和国企混改未来突破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以国企之间的“混”或通过基金的“混”来代替民资背景战投的引入,并不能真正实现国企经营机制转换和公司治理制度完善的最终混改目的。未来国企混改突破的关键在于,其一如何通过公司治理制度设计,使民资背景的战投激励相容,愿意参与国企的混改;其二如何实现产业集团向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转型,真正实现国有资本监管体系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化。在转型路径选择上,存在委派董事参与公司治理、与民资背景战投组成有限合伙构架以及国资转化为优先股三种可能的实现路径。     

我国国有森工企业融资分析

我国经营开发国有林的主体是具有特殊的政企合一体制特征的国有森工企业,其以森林资源为主要经营对象,经营的既是一项产业,又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兼有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目标。资本是国有森工企业生产经营的经济基础,一直以来其资本的主要来源是依靠政府的投资和配套政策的支持以及国有银行的金融信贷,而近年来资本市场等融资方式也逐渐被我国国有森工企业所采用。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制度创新的探讨

中国的国企改革实质上是政府主导下的一场制度变迁.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放权让利式的改革到90年代以后的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创新展开的改革,国企改革经过了20多年的实践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也同时凸显出来.因此,要完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创新应在以下一些方面多下功夫:(1)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2)构建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3)建立健全机制,培养中国职业企业家队伍;(4)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所有制偏好论":国企改革深化的理论障碍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难以深化并取得实质性突破与进展,最深层次的原因不在技术与操作方面,而在于理论层面。"公有制偏好论"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最大的根本性障碍,而"私有制偏好论"又是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的误区。夺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胜利,必须从理论上实现从"所有制偏好论"到"所有制平等论"的根本转变。     

呼吁还是退出?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作为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市场主体,我国国有企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口红利的衰减、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劳动者维权意识的觉醒,近年来我国国企中劳动争议冲突激增。研究发现,当下我国国有企业职员在劳动争议中表达不满的行为路径主要聚焦在“呼吁”和“退出”两类,而职员们的行为路径选择与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及职业市场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国有企业的劳动制度也正经历着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向,并将继续影响国企职员的行为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