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确定性冲击对全球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

选取2000—2021年美国经济、金融、经济政策和地缘风险四类不确定性指数以及全球GDP排行前15国家股市收益率数据,基于多维不确定性冲击框架,运用单因子、双因子和多因子混频波动率GARCH-MIDAS模型,从样本内拟合与样本外预测两个方面实证考察美国不确定性冲击对全球主要国家股市波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对多数国家股市长期波动均有正向推动作用,其中,美国金融不确定性的影响最为广泛;美国金融不确定性是影响中国股市长期波动的主要因素,且中美贸易摩擦主要通过美国金融不确定性传导;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俄罗斯和墨西哥股市长期波动,美国地缘风险对意大利股市长期波动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收益率的影响——基于差异化视角的实证分析

我国股市从成立至今一直背负着"政策市"的烙印,政府会经常对其实施干预,经济政策颁布的时间、方式、内容以及政策实施效果的未知性会导致股票收益率变动。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使用VAR和TVP-VAR模型从行业异质性和时变性两个角度入手来分析这种差异化的影响效果。主要结论如下:首先,不同类型不确定性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其次,行业异质性方面,金融、采矿、运输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受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文化、商务等国际往来密切行业更易受到贸易和汇率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农林等受财政政策扶植的行业受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也较大。最后,时变性方面,整体上在金融危机等宏观环境不景气时,影响力度更大且持续时间更长。     

中国财政政策有效性再测度：基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标构建视角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作为环境变量会影响到经济周期、经济运行以及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对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关系到积极财政政策的提质增效。本文采用综合指数法，构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并将其作为外生变量嵌入一般均衡模型，考察经济不确定性下各类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模拟估算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的消费乘数、投资乘数、净出口乘数和产出乘数。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经济不确定性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存在影响。总体上，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在不确定性较高时期普遍大于不确定性较低时期。第二，在较高不确定性水平下，不同财政政策工具的乘数效应存在异质性。第三，财政政策发挥作用存在一定时滞，多数财政政策工具的乘数效应往往在滞后几期才达到峰值，然后出现衰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财务脆弱性 ——基于企业家特质调节效应

本文以2011—2018年中小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财务脆弱性的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冲击企业财务脆弱性,在经济政策动荡时期更容易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而作为企业的重要人物和资源的企业家特质对这种冲击具有调节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企业的财务脆弱性影响也有所不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稳定与经济波动——基于TVP-SV-VAR模型的动态分析

当前形势复杂多变，调控政策的实施会影响经济金融平稳运行。运用TVP-SV-VAR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稳定与经济波动三者之间的时变关系。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具有时变特征。在经济平稳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会降低金融稳定性；在经济不平稳期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反而会提升金融稳定性。经济波动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影响效应存在非对称性。监管当局需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机制，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基于信息溢出的视角

本文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测度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收益率、波动率间的信息溢出效应,分析了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黄金市场和货币市场五个金融子市场的信息溢出贡献度及其动态特征。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间存在显著信息溢出效应,并呈现出时变性和双向性特征。样本期内,存在金融市场收益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的正向净溢出,金融市场波动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则表现为负向净溢出。从数值上看,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波动率间信息溢出强于与金融市场收益率间信息溢出。各个金融子市场在方向性溢出效应中贡献率结果显示,不同时期不同金融市场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     

金融机构信息网络与系统性风险——基于高频交易数据信息的分析

金融市场是对信息高度依赖的市场,本文使用贝叶斯网络结构学习构建金融机构信息网络,考察信息网络特征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中心性与连通性越大导致系统性风险水平越高,银行与证券系统性风险对信息网络中心性变化更加敏感。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与2018年贸易摩擦期间,信息网络连通性与密度分别是影响两个时期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主要网络特征。在平稳期与波动期,投资者情绪均为信息网络特征影响系统性风险的传导路径。     

上海股票、债券和基金市场的联动性——基于DCC-MIDAS的实证

运用DCC-MIDAS模型和GARCH-MIDAS模型,深入研究了上海股票、债券和基金市场间的联动性及宏观不确定性对收益率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股市与基市具有高度的长期和短期正相关性;债市与股、基两个市场的长期相关性较小,短期相关远大于长期相关且呈现大幅波动和频繁的正负转换;货币供应量和工业生产指数对三个市场的收益率长期波动产生正向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影响则是负向。且宏观不确定性变量对股市和基市的影响显著大于债市。     

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时变影响 ——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视角

采用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 V P-V A R),基于1999年1月-2020年8月的月度数据动态识别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进一步刻画不同时点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积极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变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时变脉冲响应分析发现,财政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存在显著的时变特征,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关系,不同时期的财政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影响存在差异;基于时点脉冲响应分析发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积极财政政策有利于促进产出、消费及贸易,但在短期会引起通货紧缩.对新冠肺炎疫情和"非典"疫情冲击的比较发现,积极财政政策对"新冠"疫情的刺激作用较显著,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政策对两次疫情下中国宏观经济影响在前期存在差异.     

贸易开放与财政政策持久性:经验证据与内在机制

笔者借助状态空间模型测度了48个国家的财政政策持久性,以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回归合成法构造中国财政政策持久性的反事实框架,推断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持久性的因果效应,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持久性影响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持久性略低于发展中国家,各国财政政策持久性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持久性存在显著的负向因果效应,一国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倾向于降低其财政政策持久性;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通过“补偿效应”和“中介效应”扩大政府规模;政府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升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提高政策逆周期调节特征和效率,降低经济波动和不确定性,从而倾向于降低财政政策持久性。本文最后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融资融券政策与中国股市波动:平抑还是加剧?

以2009~2015年沪深股市为研究对象,以标的股为处理组,非标的股为控制组,在使用倾向得分进行匹配的基础上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双重差分估计,检验了融资融券开启及四次扩容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融券政策确实会平抑股市的波动,有证据表明随着股票市场和融资融券政策趋于成熟,这种平抑作用更加明显。此外,可以认为融资融券平抑股市波动的作用在股市泡沫时期更加明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原油市场收益影响的分位关系研究

构建分位数分位数回归模型,依据1987年6月至2020年10月数据,考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原油市场收益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原油市场收益在大多数分位点具有抑制效应,且这种影响在原油市场低迷时更加明显.在三类细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中,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原油收益的影响在原油市场繁荣时占主导地位,而原油市场处于低迷状态时对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更加敏感.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原油市场收益的影响程度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明显增强.鉴此,原油市场利益相关者在金融危机期间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的变化应更加谨慎.     

多来源经济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研究 ——基于多因子GARCH-MIDAS模型的分析

将经济不确定性拓展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相关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等多个维度,基于混频多因子GARCH-MIDAS模型实证检验多来源的经济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波动产生影响的异质性,并研究不同维度经济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预测能力大小.研究结果表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影响时间也较为持续;在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中,美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呈显著负向作用,而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是起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相比持续时间更长;和前两个维度经济不确定性相比,相关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在影响强度和周期上都呈现弱化态势.同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加入不同维度的经济不确定性指标的多因子GARCH-MIDAS模型均能提高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率的预测精度,但相比较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预测能力更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营运资金融资决策

伴随着中美贸易之间的摩擦持续,国内经济结构化调整,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处于频繁的波动时期.微观企业将如何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进行营运资金融资决策,事关企业生存与发展.以2007～2018的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营运资金融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信用的利益相关者,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对企业进行信用配给.伴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企业难以利用营业活动的自发融资,将面临更大的营运资金净需求缺口.为弥补营运资金净需求缺口,企业在营运资金融资决策时,在综合考量风险与成本后,会减少较高财务风险的短期金融性负债的比重,而选择较为稳健的营运资本.此外,伴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企业的狭义和广义商业供给与需求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中国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之间的风险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行业收益率溢出指数度量股市行业风险,并进一步研究中国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影响,同时引入股息率和利率两个中介渠道深入挖掘其传导机制。我们运用GARCH-in-Mean模型对股市行业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一阶矩和二阶矩相互关系同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股市行业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水平值和波动率都存在双向影响,对外溢出效应较大的行业起主导作用。此外,股市行业风险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方面,股息率和利率均起到中介渠道作用;宏观经济变量对股市行业风险的影响方面,只是利率起到中介渠道作用。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的传导效应在不同时期差异显著。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刻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风险传导机制,对防范系统性风险、防止金融和实体经济“风险共振”以及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等具有参考意义。     

中国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之间的风险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行业收益率溢出指数度量股市行业风险,并进一步研究中国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影响,同时引入股息率和利率两个中介渠道深入挖掘其传导机制。我们运用GARCH-in-Mean模型对股市行业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一阶矩和二阶矩相互关系同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股市行业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水平值和波动率都存在双向影响,对外溢出效应较大的行业起主导作用。此外,股市行业风险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方面,股息率和利率均起到中介渠道作用;宏观经济变量对股市行业风险的影响方面,只是利率起到中介渠道作用。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的传导效应在不同时期差异显著。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刻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风险传导机制,对防范系统性风险、防止金融和实体经济“风险共振”以及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等具有参考意义。     

财政货币政策和我国股市关联性:基于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对比检验

财政货币政策和股市关联性模型表明,宏观经济政策和股市可能存在强相关性。基于我国时序数据的脉冲响应函数检验结果显示,财政货币政策对股市作用存在阶段性并有着非中性和非对称性特征,即无论个体对政策冲击是否存在有效预期,政策变化对股市都将存在冲击效应。但二者对股市冲击持续时间有较大差异,财政政策冲击往往只存在短期效应,而货币政策冲击对股市长期波动却有显著影响。其中方差检验得出,财政政策对我国股市影响力相对更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抑制了企业投资——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正>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显著抑制了企业的投资,且对于民营企业的投资抑制作用更强。不同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存在异质性影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影响较大,汇率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2020年是不确定性事件频发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混乱的美国大选等不确定因素为我国的政策应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财政政策空间探析：基于宏观经济调控能力视角

随着财政压力与日俱增,财政政策空间问题也愈发不容忽视。本文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以两个被普遍研究的财政政策规则为分析对象,从“财政政策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新视角探索财政政策空间问题。研究发现：前瞻性支出规则的政策空间大于一般支出规则,但在财政部门更希望避免政策过度波动的情况下,一般支出规则却赋予了财政部门更大的反应自由度;央行行为偏好会对财政政策空间产生显著影响,随着央行货币政策逐渐由宽松转向稳健,前瞻性支出规则相对于一般支出规则的政策空间优势将更加明显;微观消费惯性和市场价格刚性的增大都会为政策空间带来更大压力,而税率的提高却可以释放较大政策空间。本文最后认为在我国当前货币政策日趋稳健以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新形势下,前瞻性支出规则将会赋予财政部门更好的政策空间。     

分析师报告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时期具有更高的信息含量吗?——基于投资者需求和分析师供给的双重视角

本文基于投资者需求和分析师供给的双重视角,系统地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分析师报告信息含量的影响。主要研究发现,分析师报告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时期具有更高的信息含量。基于投资者需求视角的分析指出,政策波动对分析师报告信息含量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在受不确定性冲击较大的非国有和高成长性企业中;基于分析师供给视角的分析指出,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分析师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同时发布更准确的研究报告。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券商的政治联系会加深投资者在政策波动时期对分析师报告的依赖程度并且有助于提高其面临不确定性时的预测准确度。本文将投资者需求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分析师的互动模型中,从资本市场信息中介的研究视角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后果提供了实证证据,并验证了Hutton等(2012)提出的分析师的相对宏观信息优势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