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性研究——基于门限面板模型

本文以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门限面板模型研究了研发投入对成长性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性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随着研发强度的增加,其对成长性的促进作用表现出边际递减的规律。进一步基于空间异质性视角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存在唯一的门限值,在东部地区,研发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性始终表现为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研发强度一旦超过门限值,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性转变为抑制作用。     

自主研发、技术引进与区域创新发展——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实证考察

本文基于2001~2015年我国30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以人力资本为门限变量,以自主研发、技术引进为门限依赖变量的面板门限模型,从人力资本视角实证分析了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自主研发、技术引进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以人力资本为门限变量的单门限效应。当人力资本水平低于门限值时,自主研发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不显著,而技术引进能显著地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当人力资本水平高于门限值时,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均能显著地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且自主研发比技术引进更能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从目前人力资本水平来看,我国大部分省份已具备从技术引进向自主研发模式转变的人力资本基础。     

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 ——基于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分析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探究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1)企业金融化的“投机-挤出”效应大于“储蓄-维稳”效应,总体上增加了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非国有工业企业金融化对其风险承担水平影响更大;(2)作用机理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主要通过资产渠道和收益渠道作用于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即“工业企业金融化——主营业务投资减少/金融资产收益占比增加——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3)进一步分析后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存在基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财务杠杆率的门限效应,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门限效应使得工业企业金融化的边际影响依门槛值减弱,且国有工业企业的门槛值要低于非国有工业企业;而财务杠杆率的门限效应使得工业企业金融化的边际影响依门槛值增强。     

财政补贴、外源融资与我国集成电路企业自主研发

本文研究财政补贴对我国集成电路企业自主研发及所需外源融资的影响, 并检验外源融资在财政补贴影响自主研发时可能存在的中介及调节效应。 回归结果表明, 财政补贴对我国集成电路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影响显著, 对专利产出影响不显著; 财政补贴能显著促进企业获得研发所需的股权融资;两种外源融资中股权融资在补贴促进研发时既有直接的中介效应也有间接的调节效应, 而银行信贷仅发挥调节效应; 现行政策对环渤海、 中西部、 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激励效果依次降低; 对封装测试、 制造、设计和装备材料环节的激励效果依次降低; 政府补助市场化运行方式有利于资金效率的提高; 财政补贴对员工和资产规模较大企业研发的激励效果更好。     

研发补助影响企业价值的规模差异

研发补助通过两种路径影响企业价值,不同规模企业融资实力、财务约束的差异导致补助影响企业价值效果的差异。本文利用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数据,以股票回报率、财务业绩和市场价值作为企业价值的代理,对研发补助影响企业价值的效果及其规模差异进行了检验。发现补助并不能显著增加企业价值,但中小企业的研发补助显著增加了企业价值,对补助的负作用有显著抑制作用。本文的结论为评价和改进我国补助政策、设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提供了重要证据。     

政府 R & D 补贴、企业研发实力及其行为效果研究

本文基于政府补贴带来企业的额外行为效应理论,以医药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补贴是否促进了企业R＆D投入的增加,企业技术实力是否具有调节效应;以及政府补贴是否具有信号传递效应,能否显著提高企业债务融资水平。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R＆D投入显著正相关;企业技术资产与R＆D投入正相关,研发人员与R＆D投入强度负相关,两者均不显著;研发人员正向调节了政府补贴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政府补贴发挥了积极的信号传递效应,与企业债务融资能力显著正相关。     

高管团队研发经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发明家高管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但发明家高管团队的创新促进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通过整理分析2008~2020年A股战略性新兴企业高管团队的研发经历数据,深入探究了高管团队研发经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中有发明家高管以及发明家高管的人数占比对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实质性创新和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异质性分析得知,这种促进作用在小规模与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发明家高管团队通过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提升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研究结论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角度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政策启示。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创新基金投向:传统转型企业还是新生企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技术突破离不开政府资金的引导和推动,政府创新支持资金的具体投向以及投资方式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按照来源分成传统转型企业和新生企业,分别考察两者不同的创新特点,采用Bootstrap组间差异检验方法研究了企业进入时机、企业规模对这两种类型企业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同一时点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传统转型企业与新生企业相比具有较小的研发创新激励。通过区分企业不同的研发激励特点,政府才能更有效的对企业实行创新支持政策。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对于需要在传统产业基础上通过技术融合形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为了弥补传统转型企业的研发不足,政府创新基金投向重点应是传统转型企业;而对于需要通过技术跨越形成与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政府创新基金投向重点应是研发激励较大的新生企业。政府创新基金还需针对传统转型企业和新生企业的不同创新特点对其采用差别化的创新支持政策。     

产业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产业政策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促进了处理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先增强后减弱;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受到产业政策影响更大;相比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受到产业政策影响更大;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来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政府应该努力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充分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     

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与自由现金流的门限关系研究

文章创新性地运用了微观企业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限模型考察了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自由现金流的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揭示了宏观经济波动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与自由现金流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现金流的关系因为债务利息的不同呈现出双重门限效应。主要表现为当企业债务利息处于较低水平时,企业自由现金流与债务期限结构呈反向相关关系;当企业债务利息处于较高水平时,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与债务期限结构呈正向相关关系;第二,宏观经济波动影响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与自由现金流关系的敏感性。最后,从提高自由现金流的利用率、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以及降低融资杠杆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气候风险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基于中国高碳密集型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气候环境的持续恶化,企业作为经济的微观主体所面临的气候风险不断加剧。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高碳密集型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气候风险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影响关系,并引入企业绿色转型对二者关系进行调节与门槛效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气候风险加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且这种影响关系存在地区异质性,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2)企业进行绿色转型能够有效缓解气候风险对企业融资约束的负面影响;(3)气候风险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因企业绿色转型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具体呈现出对融资约束的加剧效应升高、加剧效应降低、缓解融资约束3个阶段。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将气候风险纳入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加速企业绿色转型的对策建议。     

客户集中度风险、政府补贴与公司研发投入——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前5大核心客户数据,采用赫芬达尔指数计量其客户集中度风险,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客户集中度风险对公司研发投入行为的影响,以及另一外部利益相关者政府的“支持之手”--政府补贴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风险显著负向影响公司的研发投入水平,政府补贴的存在则弱化了这种负向影响,尤其在非国有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显著。该研究拓展了客户集中度风险影响公司投资行为的经验研究,丰富了政府补贴激励公司研发投入活动的作用机理与路径研究。     

外部融资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11~2015年沪深A股199家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采用面板门限方法，研究外部融资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R&D投入随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呈现“U”型趋势；长期负债占比、大股东持比、前十大股东（不含大股东）持比虽然不存在门限效用，但均与R&D投入呈显著线性关系。其中，长期负债占比、大股东持比与R&D投入呈负相关；前十大股东（不含大股东）持比则与R&D投入呈正相关。因此，企业应当灵活使用外部融资方式，结合自身发展阶段，通过提高R&D投入来推动技术创新。     

金融发展效率对技术创新的门限特征

本文基于门限效应回归模型,分析我国自1995年第一季度至2014年第四季度的相关数据,以金融发展效率为门限变量,对金融发展效率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显著的门限特征,门限值为88.61%。当金融发展效率位于门限值以下时,金融发展效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当金融发展效率位于门限值之上时,金融发展效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小于门限值时,金融发展效率抑制了技术创新;只有在大于门限值时,金融发展效率才能促进技术创新。促进技术创新需要提高金融发展效率,商业银行法修正案对存贷比监管指标的删除,必将进一步促进金融发展,推动技术 创新。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所有制结构研究

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的高技术产业数据与同花顺iFinD数据库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细分行业的所有制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制结构在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的差异．不同所有制结构企业的营业收入与利润增长也有很大不同,民营企业的盈利水平通常要高于国有企业。     

数字新基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作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底座,数字新基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理论层面系统梳理数字新基建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采用2013～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具体作用效果与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新基建有效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结论在经内生性检验后仍成立。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新基建能通过促进知识共享与增加绿色金融扶持等途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因此,应构建集群式数字新基建格局、采取差别化数字新基建战略、探索数字新基建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多维路径,不断拓展数字新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技术创新融合的广度。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异质性与企业价值——基于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将2014年实施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PSM-DID方法,考察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发现: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经过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政策效应受企业规模、股权性质、企业所处生命周期以及企业所在地的异质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加速折旧政策通过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中介效应作用于企业价值。     

客户金融化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核心客户的经验研究

本文立足供应商企业,基于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8年披露的上市核心客户信息,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客户金融资产投资对其研发投入的影响,以考察客户金融化行为的供应链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客户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企业的客户依赖度与商业信用规模的增加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表明企业认为客户金融化行为是出于预防储备的“蓄水池”动机,有助于降低企业感知的客户经营风险,促进其研发投入增加。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为国有控股以及客户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时,上述关系表现得较弱,表明该促进效应还要受到客户国有产权性质与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干预。     

浅谈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

<正>企业为追求经济利益,需在采购、加工、扩大再生产等环节投入大量资金,这对于资金量有限的中小企业十分困难。企业不得不通过内部经营利润或向外部举债等方式筹集资金,以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求。不同融资方式将给企业带来不同的融资成本与风险,企业如何将财务风险与融资成本降到最低,是我国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企业融资方式融资方式从来源上讲可分为内部融资和外部融     

投入结构对我国科技产出的效应分析

科技产出不仅受投入资本和研发人员数量影响,也受投入结构影响。通过收集我国1990～2012年间科技产出、投入总量和结构数据,运用生产函数分析了投入结构对科技产出规模和要素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支出、试验发展支出、企业研发投入、高校研发人员等比例扩大对科技产出规模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应用研究支出、政府科技投入、高校研发支出、研究机构人员等比例对产出规模呈负向效应;研发人员与资本具有明显的替代关系,研发支出、基础研究支出、机构研发支出、企业研发支出、试验发展人员和企业研发人员等比例提高对研发人员效率有正向效应,但对资金效率呈负向效应,随后,模拟分析了投入结构调整对科技产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