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提高了贫困户的幸福感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精准扶贫是中国新时期农村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在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增收等客观福利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尚不明晰。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和2016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评估了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精准扶贫政策总体上提高了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2)通过进一步细分扶贫政策类型得出,瞄准人力资本改善的能力培育型扶贫政策能够显著提高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但直接给予经济物质支持的扶贫政策并未对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3)相较于年轻和深度贫困户,精准扶贫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在老年贫困户和一般贫困群体中更加显著。(4)从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发现,精准扶贫能够直接帮助贫困户增加经济收入,间接提升其主观社会地位并增强其村庄归属感,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龙头企业参与产业扶贫的进化博弈分析

本文借助于产业扶贫模式,讨论龙头企业参与扶贫过程中的行为,首先建立了龙头企业群体之间博弈模型,在有无政府监管的情形下,分析其进化稳定策略和动态复制方程,以判断龙头企业所采取的最优决策;其次建立了龙头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收益矩阵,分析其进化稳定策略。并通过对龙头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博弈分析,为落实政府扶贫政策、促进龙头企业积极参与扶贫提供了几点建议。     

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若干对策分析

精准扶贫自提出以后,我国做出了相应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了精细化的时期,迎来了一场脱贫攻坚的硬仗。为了发挥金融对精准扶贫的助力作用,本文着重分析了金融脱贫遇到的缺乏积极性、产品服务欠缺、供给不足三个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之上,本文从风险补偿体系、金融服务体系、财政管理体制入手提供了若干对策,以推进金融脱贫。     

扶贫政策的实践与精准扶贫的实施:现状与困境 ——基于广东省中央苏区县的调查

为了改善我国传统扶贫方式针对性不强、指向不准、扶贫效果不佳等一系列问题,2013年以来,党和政府采取精准扶贫的方式加强对贫困人口的帮扶。生态农业就是精准扶贫得以实现的一种重要方式,但目前缺乏对此类政策执行现状了解及困境的分析。本文以广东省内主要苏区贫困县为例,分析了生态农业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现状,研究结果表明,这些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有效的改善了农村生活,并显著提升了他们脱离贫困的信心;同时政策实施方式民主公开,也能使群众广泛参与,改善乡村基层治理质量。调查显示生态扶贫政策在取得成效的同时,政策实施尚存在一定问题,包括:政策设计不合理、政策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因此,本文认为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应进一步注重政策的时效性,同时也应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合理构建社会组织,为政策更好实施打好基础。     

对定西市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分析与思考

以典型贫困地区定西市为例,以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工作方面的实践与探索为切入点,分析定西市在金融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推动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的政策稳定性思考

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是国家重大战略布局,推动两者稳定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具有内在理论一致性和政策内容一惯性。而理解政策稳定性在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则需要联系两者的长期性、艰巨性、差异性和联动性等诸多特征。促进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政策稳定接续,应当具有系统思维,科学合理谋划,从政策方针、方法措施、考核制度等多方面推动两者科学合理有效衔接。     

产业精准扶贫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研究——基于14个贫困县的调查

[目的]准确把脉产业精准扶贫工作。[方法]通过构建产业精准扶贫评价体系,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从产业精准扶贫关键环节选取关键指标;确定指标及其权重,建立评价模型;按照模型计算得到产业精准扶贫综合评价分值。[结果](1)从综合得分看,重庆市丰都县综合得分显著高于其他调查县;(2)从产业选择精准看,农业增加值指标位列前茅的县中有些综合得分却不高,存在"扶农不扶贫""产业不带贫"现象;(3)从经营方式精准看,新型经营主体带贫指标位列前茅的县综合得分也位列前茅,是产业精准扶贫的关键节点;(4)从支持方式精准看,产业扶贫资金投入指标权重对产业精准扶贫影响最大,变"输血"为"造血"的支持方式成效日显;(5)从贫困人口受益精致看,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情况直接反映产业扶贫效果,但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影响下存在不稳定性,应综合其他指标进行评价。[结论]为产业精准扶贫评价工作提供了方法参考和政策建议。     

相对贫困视域下的产业精准扶贫政策研究:机制与模式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的贫困类型由绝对贫困转为相对贫困,总结减贫经验、巩固减贫成果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运用广义精确匹配法定量分析了产业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相对贫困状况的影响,同时对比分析了 "GSP" "GTP"以及"企业或大户带领"三种模式扶贫政策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摆脱相对贫困状态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多元化的扶贫政策可以优化农户的资源配置,"GSP" "GTP"的作用机制有助于农户走向内生脱贫路径,但"企业或大户带领"模式则存在着"理念困境"。     

营养扶贫:助力健康扶贫与推进精准扶贫的新模式——基于国内外研究的文献综述

营养扶贫是改善贫困人群营养状况、从根本上提高其健康素质,进而推进精准扶贫的有效措施,但对营养扶贫的深入认识与重视普遍缺乏。本文以营养扶贫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梳理了营养扶贫的概念、内容、实践经验与政策演变,从而发现了现阶段中国营养扶贫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了加强对营养健康知识的关注,量化营养扶贫效率,营养扶贫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加强中国与其他国家关于营养扶贫的对比分析等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通过对营养扶贫的首次系统阐述与分析,本文有助于对营养扶贫的深入理解,推动营养扶贫的实施与开展,从而助力健康扶贫、推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     

社会责任履行能缓解破产风险吗?——基于精准扶贫的视角

选取2016—2021年期间,我国沪深A股市场中参与精准扶贫的所有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深入探究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其破产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投入额越高,企业的破产风险越低。机制分析表明,参与精准扶贫能够提高信息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从而降低企业破产风险。     

产业精准扶贫的主体培育:基于治理理论

伴随产业扶贫政策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逐渐形成了一条“产业精准扶贫”新路子。近年来,湖南省引入现代治理理念,推进产业精准扶贫的参与主体多元化、主体参与方式多样化和参与模式创新化,取得了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但在产业精准扶贫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意识困境、利益困境、信息传导困境和政府失灵困境等。需要在现代治理理念下,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多元贫困主体参与意识和内生动力;扶持产业龙头企业,通过财政杠杆牵引跳出利益困境,增强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力;瞄准贫困户真正需求,创建需求表达机制破解信息传导困境,精准定位扶贫产业;加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扭转政府失灵,提升产业精准扶贫中的政府执行与监管力度;完善参与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贫困地区产业高效发展,让贫困户得以“真脱贫、脱真贫”和可持续脱贫。     

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排斥对贫困地区乡村治理的影响研究——基于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045户农户数据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扶贫政策的不断推进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乡村治理体系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却也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1045户农户数据,采用多元处理效应模型探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及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排斥对中国贫困地区农户乡村治理体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均对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体系造成了严峻影响,且其影响程度呈现出“差序格局”。其次,相较于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地区社会信任稳态的冲击,劳动力市场排斥对农户的冲击影响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大。最后,当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对农户造成双重排斥时,农户社会信任将出现系统性失衡。因此,一方面要提高贫困人口识别精度,调整扶贫资源分配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地方性市场培育;另一方面要鼓励并保障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及充分就业,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以提高农业人口收入并扩大农业部门就业,进而缓解制度及经济双重排斥对中国贫困地区乡村治理体系的冲击。     

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解决措施——基于对中部某省两个贫困村的实际调查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要把好脱贫攻坚过程中的每道关口,使贫困户走上脱贫致富之路且不再返贫。分析当前精准扶贫工作存在问题,探索改进扶贫工作方式方法,以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绿色扶贫:中西部地区现阶段财政支持政策的必然选择——基于四川财政政策支持的视角

贫困地区大多处于生态脆弱地区,传统扶贫开发只顾眼前利益,专注经济发展,忽视生态保护。要解决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扶贫开发之间、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就必须转变思路,积极探索出一条"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新途径——绿色扶贫。财政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应是绿色扶贫的主要推动力量。从财政角度出发,研究分析绿色扶贫的必要性,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财政支持政策与建议,探索建立绿色扶贫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对财政转变未来扶贫方式有较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     

贫困农户内生动力不足与扶贫政策绩效——基于江苏省342个贫困农户的实证分析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反贫困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措施,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贫困农户内生动力不足,扶贫投资的效率在下降。培育贫困农户的内生动力成为取得反贫困成功的关键。内生动力不足是贫困农户能力不足和面临各种风险时的必然反应。要提高贫困农户的内生动力,就需要在反贫困中推动参与式扶贫、完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建立风险补偿机制,以提高农户的生产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人口持续脱贫问题研究*——基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的分析

[目的]深入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贫困人口的生计状况及其致贫原因,为精准扶贫及巩固脱贫成果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基于乌恰县扶贫开发办公室所提供的官方数据,文章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揭示了乌恰县贫困类型、贫困程度及其致贫原因。[结果](1)乌恰县精准扶贫的主要成效体现在贫困人口数量逐步减少、贫困发生率明显降低。(2) 2017年乌恰县贫困人口1. 9239万人,其中已脱贫98. 36%人,未脱贫1. 64%人。(3)实现不享受政策脱贫的人口占比仅有11. 9%,高达88. 1%的脱贫人口依旧享受政策。[结论]由于乌恰县贫困人口生计的脆弱性、对政府的依赖性以及贫困线变动的可能性,即便在2020年之前实现了全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工作目标,也并不意味着减贫工作的终结。同时,制约乌恰县精准扶贫成果持续性的主要阻碍在于自然环境恶劣、县域产业结构失衡、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水平低、脱贫能力和劳动技能偏低以及贫困人口致贫原因类型多样。最后,文章提出了有助于长期稳固脱贫工作成果的对策建议。     

精准扶贫政策与边缘贫困群体政治信任——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维持农户基层政治信任稳态,是促进精准扶贫政策有效实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治理有效目标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2017年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140户农户样本数据,通过断点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边缘贫困群体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对边缘贫困群体与基层组织间的政治信任稳态造成了一定冲击。具体来看,边缘贫困群体受到精准扶贫政策排斥,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2.32;同时,基于边缘贫困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高收入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0.76。因此,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严格执行现行贫困标准,调整精准扶贫政策的保障结构,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及外部机会提供等方式,为大量发展能力薄弱的边缘贫困群体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和福利保障。     

基于精准扶贫的农民工技能培训绩效研究——以蚌埠市调查数据为例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相关部门开展了一系列农民工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技术和知识水平,降低贫困地区农民工在城乡间自由流动的难度,取得了一定成绩。调研蚌埠市农民工技能培训脱贫情况,采用指标评价法和AHP-模糊综合评价法,测度蚌埠农民工技能培训扶贫开发绩效,以促进蚌埠脱贫攻坚工作。     

精准扶贫视角下县域农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基于四川省88个贫困县的分析

[目的]为测算四川省贫困县农村收入差距并探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缩小其农村收入差距提出有效的对策。[方法]文章使用2013年《四川省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运用离差法对贫困县农村收入差距进行了测度,并通过分位数回归,对贫困县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受教育程度在所有分位数上均具有显著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作用;在0.25分位数上,劳动能力及道路交通便捷度对农村收入差距具有非常显著的缩小效应,但随着分位数的提高,道路交通便捷度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逐渐减小,劳动能力的收入贫困差距缩小效应也变得不再显著。[结论]无论是在农村收入差距小还是大的贫困县,实施农村教育振兴政策均有助于缩小农村收入差距;在农村收入差距较小的贫困县,在农村地区加大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和积极组织劳动力技能培训将有助于减小农村收入差距。     

基于精准扶贫和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人才模式——以四川秦巴山区为例

人才工作是扶贫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应该通过加强人力资源开发来促进产业发展。在精准扶贫的新形式下,人才工作面临新的要求和挑战。对扶贫人才的文献研究进行了总结,从3个方面:扶贫人才意义、扶贫人才理论、扶贫人才引进模式全面回顾了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精准扶贫和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人才模式,该人才模式适用于普遍的精准扶贫人才要求。以四川秦巴山区为例子,提出了解决在贫困山区精准扶贫中的人才工作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