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户收入增长及其地区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全国8个省份2037个农户家庭的调查

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实现农民生活富裕,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关键。本文基于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作用机制提出三点假设,运用PSM-ATT方法计算土地流转对2037个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使研究假设得以验证。结论表明:从总样本来看,土地流转可促进农户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效应尤为显著;细化转入和转出行为后发现,转出土地农户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水平要高于转入土地的农户家庭;从地区分样本来看,土地流转在巩固各地区既有收入来源优势情况下,还表现为对收入增长的区域异质性,并将衍生新的收入增长点。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改革的四川实践与对策

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四川开展了包括盘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林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房屋所有权等改革试点。各试点单位领导重视,措施有力,农民参与改革的热情高,确权颁证进展顺利,产权交易体系初步建立,已经可以总结提炼出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农业共营制、引进旅游企业发展乡村旅游等具有普遍意义、可在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但由于存在制度性障碍仍然存在、财产权转化为财产性收入仍然困难、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仍然单一、基础设施仍然薄弱等问题,制约着农民财产性收入进一步增加。应以"三个有利于"为衡量工作是非得失的评判标准,营造有利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改革的良好氛围;破除制度性障碍,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供制度保障;拓宽渠道,多措并举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创造现实条件。     

宅基地多功能识别及其空间分异研究 ——基于嘉兴、义乌、泰顺的典型村域分析

研究目的:基于宅基地多功能识别结果,构建多功能量化评价体系,揭示不同地区不同区位宅基地功能分异规律。研究方法:基于可达性划分宅基地类型,构建基于宅基地利用的多功能量化评价体系,引入产业区位熵测算宅基地功能优势度。研究结果:(1)生产功能以嘉兴城中村、义乌城中村及近郊具有突出优势;(2)资产功能呈现城中村近郊远郊边远的分异特征;(3)生态功能呈现出山区平原丘陵盆地和城中村近郊远郊边远的分异规律;(4)心理功能与保障功能未呈现显著性差异。研究结论:不同区位宅基地功能结构具有显著差异,在宅基地退出时应对其进行差别定价与补偿。     

从土地资产化视角看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

本文力图在改变认为利息与房屋租赁收入才是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根本原因的传统观念,并认为其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农民的土地财产收益权。为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问题,就要全面实现土地制度的改革,为土地改革创新有利的条件,并实现土地资产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还有利于赋予农民物权性质的土地产权,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土地使用模式,让土地真正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决定性来源,从而解决农民的生产收入较低的问题。笔者首先介绍与土地资本化相关的背景知识,然后简要阐述当前农村土地资产化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关的可行性建议。     

浅析农村集体经济下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办法

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政府提出,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也需要稳定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基于此,介绍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组成,并研究了农村集体经济下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提升方法,其中主要包括保证集体经济稳定发展、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农民合法权益3个方面。     

围绕城市商圈拓宽增收道路

<正>园艺村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中南端，是典型的城中村。近年来，园艺村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主动融入城市商圈，探索商业、物业、休闲农业等发展途径，加快集体经济发展步伐。2021年，园艺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307万元，位居全市前列，已连续三年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分红，累计分红近30万元，有力促进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     

中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制约因素及改革路径

推进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课题。本文调查了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考察了制约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基本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基本思路和策略。     

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面临的制度性约束——基于市场和法治的视角

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农民收入增长中极具潜力的部分。当前,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面临着资源禀赋、制度安排等多方面的制约,其中制度性制约又是主要因素。一些制度安排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作用的发挥,或者是由于界定不够清晰等原因对农民的财产权利保护不够有力,从而对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造成制约。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需要针对这些制度性的约束进行实践探索,通过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等途径多管齐下。     

对新疆农村居民财产陛收入问题的思考

新疆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数额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要建立新疆和谐社会,就必须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千方百计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提高新疆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本文通过对新疆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分析,针对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传统生产模式效率不高和现有土地征用制度不完善不规范等制约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因素,提出了相应的提高新疆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建议。     

农民增收势头如何继续保持

<正>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老乡要小康,关键看"钱袋子"。从农民收入的四大构成要素来看,家庭经营收入对主产区农民增收影响显著;工资性收入是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劳动力输出省份农民增收主要支撑;转移性收入与政府对农民的支持和保护密不可分;财产性收入离     

农村三产融合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收入结构与区域差异视角

基于农村三产融合促进农民增收的影响机理分析,利用2009-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度农村三产融合水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其增收效应与结构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农村三产融合能显著促进农民增收,增收效应具有先增后减的持续性特征,现阶段实现增收的路径为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子样本下,农村三产融合增收效应具有结构和地区差异性,高收入水平地区是其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受益者,中低收入地区是其促进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受益者。为实现农村三产融合持续增收效应最大化,要因地制宜挖掘不同收入增长源,创新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完善政策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农村财产性扶贫的模式与路径研究——以甘肃省Z县X村为例

财产性收入作为我国居民收入中的短板,一直以来在收入结构中占比最小。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甘肃省农村地区的人均财产性收入更是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的资产增收潜力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通过激活农民资产增收潜力,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甘肃省解决贫困问题、实现农民致富的有效手段。为总结当前农村财产性扶贫经验,通过实地调研的形式对甘肃省Z县X村进行了财产性扶贫案例研究,总结了当地农村财产性扶贫路径模式上的特征并就存在的不足提出建议。     

从改革视角解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正>蕴含农村改革重大突破农民财产权利不明晰、财产权利不充分、财产权利缺乏保障、财产价值无法得到公平的体现和实现,以致农户可支配财产少、农民家庭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比重极低,是造成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2002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性纯收入为50.5元,占农村居民人均总纯收入的2.0%;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性纯收入虽然增加到228.6元,但比重仅上升为3.3%。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农村家庭通常要比城市家庭拥有更多的家庭财产(特别是生产性财产),财产性收入是构成农村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家庭退休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增加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具有极大的紧迫性和巨大的现实空间,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保障和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释放可持续增长的农村财产性收入制度红利,为根本缓解和解决"三农问题"奠定经济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赋予农民更多     

基于地域和村域区位的宅基地价值测算及其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以浙江省典型县市为例

研究目的：构建宅基地多功能测算模型,基于地域和村域区位两个维度探讨宅基地综合价值及其空间分异,为宅基地的定价补偿提供理论参考。研究方法：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文献研究法,定量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结果：（1）宏观地域尺度上,单位宅基地价值呈现浙北平原（嘉兴市）＞浙中盆地（义乌市）＞浙南山区（泰顺县）的分异特征,城中村单位宅基地价值地域差异相对较小,近郊至边远地区逐渐增大;（2）微观村域区位上,浙北平原（嘉兴市）和浙中盆地（义乌市）宅基地价值均呈现出城中村＞近郊型＞远郊型＞边远型的分异特征,浙南山区（泰顺县）宅基地呈现出城中村＞边远型＞近郊型＞远郊型的分异规律;（3）宅基地价值构成因地域和村域区位不同呈现明显差异。研究结论：宅基地功能价值具有显著的地域和村域区位分异特征,应考虑宏观地域和微观区位因素差异化定价,以平衡不同尺度区位农户宅基地的退出补偿收益。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障碍与破解路径

完善土地财产权制度,提高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比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方法。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过程中,土地财产具有较大的增收潜力。然而受制于农村土地转让的制约,土地财产权难以实现,使得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为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应从强化农民土地产权主体地位、加快推进农村征地制度改革、扩大经营性土地开发范围、搭建农村建设用地交易平台、扩大农民土地抵押贷款试点、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平衡机制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     

上海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途径研究

<正>农村居民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部分来源构成。其中,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位。本课题通过系统分析上海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基本现状,总结近年来促进农民财产性增收的成功经验,研究提出本市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总体思路、基本路径和对策措施。基本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提供的农村居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资料,2013年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达8.3%,财产性     

农村金融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改善农户福利了吗?——以农村资金互助社为例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制度变迁为理论框架,讨论了作为农村金融诱致性变迁载体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文章使用D ID模型对苏北L村79户农民在样本互助社建立前后的信贷可获性与收入进行比较,发现互助社对农民的福利水平提高有显著的正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互助社这一制度创新对提升农户的福利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城中村”的困惑与“金包银”工程的曙光——厦门“金包银”工程的创新实践对防范“城中村”问题的启示

城中村是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与社会制度的产物。城中村独特的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凸现,造就了超越于一般市民的既得利益群体,给城中村的改造以及实现城中村村民向市民转化设置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严重地影响着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如何实现"非农化"、"城市化"、"市民化"三位一体协调推进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课题。厦门"金包银"工程的创新实践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土地制度僵化的问题,尤其是农村地区现行农地制度的诸多弊端,使得广大农民无法从土地中获得除农业收入以外的其他财产性收益。如何改革当前的土地制度成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当务之急。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以甘肃省为例

采用GIS技术与重心理论,分析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区域分布特征及重心移动轨迹,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WR定量分析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2008—2017年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空间差异明显,"西移北增"的趋势已经基本形成。(2)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空间分异由2008年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主导,社会资源禀赋和政府投入力度共同影响,逐步发展为2012年经济发展水平主导,农户收入水平和政府投入力度协同影响,到2017年农户收入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和政府投入力度不同程度的影响。(3)2008—2017年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投入力度、资源禀赋和农户收入水平与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时空分布格局具有一定的联系,但在不同区域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且部分因素在个别时期表现出非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