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家庭财富不平等:缓解还是加剧——基于转移就业的异质性分析

农村家庭财富由于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异质性而存在巨大差异。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RIF-Gini回归检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1)劳动力转移率对农村家庭财富不平等的作用呈"U"型关系,劳动力转移率超过拐点值59.07%会加剧农村财富不平等,并且劳动力转移对中下层收入家庭的财富效应大于中上层家庭;(2)考虑转移就业的异质性后,"创业"明显提高了平均家庭财富,但同时也使财富差距扩大。"正式工作"和"临时工作"对不平等的影响仍呈"U"型关系,对应的拐点分别为53.1%和62.61%;(3)在地区差异和时间趋势上,与东部地区相比,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部地区转移就业更容易加剧家庭财富不平等。在2011年、2013年和2015年,"就业"(正式工作和临时工作的合并)对应的拐点逐年上升,然而"创业"对应的拐点平稳下降,这表明"创业"给家庭带来的财富效应在增强,而"就业"的财富效应在减弱。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率会随着贫困深度的增加而加速下降,这导致最贫困的一部分家庭并没有享受到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收入改善。     

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目的]研究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程度及影响因素,以期为现阶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提供借鉴参考。[方法]文章基于新疆南疆三地州1 258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VEP方法对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并使用T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南疆三地州农户贫困脆弱性均值为0.331,贫困脆弱发生率为16.93%,且贫困脆弱性呈现出地区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州地区。家庭能熟练说普通话人口占比、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参加农业保险情况、社会资本、是否收入多样化、所在村庄地形、是否通公交车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家庭规模、家庭负担比、健康冲击、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论]据此提出加强国家通用语言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促进农户积极投保农业保险、提高农村公共交通服务覆盖范围、重视农户健康贫困脆弱性等建议。     

农民合作社、贫困脆弱性与贫困阻断北大核心

全面脱贫后,防止返贫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扶贫工作关注的重点。而农民合作社作为解决农村贫困的有效工具,科学评估其能否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从而有效阻断贫困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三期微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及三重差分(DDD)的方法检验加入农民合作社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期测度其在未来阻断农村家庭贫困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有效阻断贫困;并且户主受教育时间越长以及农村距离市场越近,农民合作社降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越大。此外,不同类型的合作社以及不同地区的合作社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也具有异质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合作社通过增加农户收入、增加农户对社会的信任度以及提供隐性担保等方式来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从而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     

社会资本能否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基于生计策略转型视角

农村相对贫困的治理事关全国共同富裕目标能否如期实现。文章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2020年数据,使用预期贫困脆弱性方法测算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社会资本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2020年较2018年农户相对贫困发生率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务农型农户的相对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两类农户,分别提高了5.83个百分点、7.43个百分点;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多以暂时贫困为主,占比20.24%,远高于长期贫困的12.83%。（2）社会资本对缓解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具有正向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资本在农户生计策略转型中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尤其对务农型农户的缓解效果最为显著。（3）个人及家庭特征、村庄等因素对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脆弱性理论,文章结合农户生计风险及外部环境冲击,构建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分析框架,并采用基于预期贫困脆弱性方法识别农户相对贫困,按照不同生计策略进行分类,探索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目的]科学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4期追踪数据,运用VEP法测算了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然后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果及中介效应机制。[结果]（1）近年来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中西部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比东部地区高;（2）精准扶贫政策显著降低了农户贫困脆弱性,政策效应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果愈发显著;（3）实证估计结果通过了连续型DID法与PSMDID法的稳健性检验;（4）异质性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脆弱性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对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大于对非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5）中介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社会资本的方式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结论]在贫困状况较为严重的地区,应保持帮扶政策持续稳定,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在识别贫困户和制定扶贫政策时,需关注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农户,提升其应对外界风险冲击的能力,同时应注重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形成多方面减贫合力。     

土地流转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探究土地流转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为防范农户陷入贫困和解决农村贫困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研究方法:本文借助2016年湖北省1682个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法,分别考察国定贫困线、1.9美元贫困线和3.1美元贫困线下不同类型土地有无转出和转出面积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土地转出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且农户贫困脆弱性随着转出土地面积的增加而降低;从土地转出的异质性来看,水田转出对缓解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为明显,旱地转出的效果次之。研究结论:应进一步加快农村土地流转,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农户收入,从而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     

自然灾害如何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际,如何巩固脱贫成果成为未来反贫困工作的核心。而自然灾害的冲击,是其重要的风险因素。本文首先在理论上详细探究了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理,其次基于2010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FGLS和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自然灾害显著地增加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从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来看,政府补贴、多元经营、高受教育程度能够减轻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在更换贫困线及脆弱线标准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家庭收入因素是自然灾害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农户健康、交通运输因素次之。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本文建议要重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监测,加大保险力度及完善路面交通体系,并倡导农户开展多元经营、提升人力资本。     

采纳生态种养技术对农户脆弱性的影响——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稻虾共作技术为例

[目的]脆弱性是贫困的深层次原因,也是贫困的重要表现,识别和降低农户的脆弱性是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性脱贫问题的关键。[方法]文章基于湖北、湖南、安徽3省974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内生转换模型,分析了农户采纳稻虾共作技术对其脆弱性的影响。[结果]（1）农户采纳稻虾共作技术能切实降低其脆弱性,采纳该技术的农户较未采纳时脆弱性降低280.659%,未采纳该技术的农户若采纳该技术脆弱性将降低44.255%。（2）非农就业水平在农户技术采纳和脆弱性之间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3）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服务便利性及村庄特征均会显著影响农户的稻虾共作技术采纳决策和脆弱性。[结论]农户采纳稻虾共作技术能有效降低其脆弱性,但随着农户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稻虾户反而更脆弱,因此要完善农技推广机制,健全非农就业保障和帮扶机制,进而发挥稻虾共作技术长效脱贫功效。     

精准扶贫帮扶项目的减贫成效及其对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启示——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北大核心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本文基于2014—2020年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3个贫困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构建“反事实对照”测量并比较精准扶贫时期有无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解析了不同类别帮扶项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发现，2014—2020年样本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快速下降。与无帮扶项目情境相比，有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更快，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并未使当年样本农户贫困脆弱性出现较大波动。实证结果表明，直接增收类、提升生产性基础设施水平类、提升人力资本类和易地扶贫搬迁四类发展型项目，以及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均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同时，各类项目的影响也因致贫原因不同存在异质性。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可能增加因病或因残致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对降低该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更好作用。提升人力资本类项目对缺技术致贫家庭有更好的效果。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后扶贫时代建立贫困“事前”预警机制并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政策建议。     

基于库兹涅茨拐点的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1979~2012年的时序数据与2012年各地区截面数据,运用统计方法与计量经济方法从全国及各地区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及其拐点的存在性问题。结果表明,从全国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在长期呈现显著的倒"U"曲线特征,且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库兹涅茨拐点已经在2007年、2008年及2009年这3年出现,此后连续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从各地区来看,倒"U"拐点的出现时点为人均GDP达到4万元,GDP总额超过20 000亿元,以此为标准,真正出现拐点的只是少数东部省市。文章主要结论是:从全国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且拐点已出现;而从各地区来看,库兹涅茨倒"U"曲线并不显著,且倒"U"拐点只存在于东部少数发达省市,从而证实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极大的不平衡。因此,若要保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而继续缩小的趋势,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     

边疆民族地区牧户贫困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为清晰识别边疆民族地区牧户贫困程度,为后续精准扶贫政策及牧户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方法]文章以边疆民族地区牧户为研究对象,分别以1.25美元、2美元和2300元为贫困线标准,运用VEP估计方法对牧户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并以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畜牧业生产行为与草原生态政策选择行为4个层面综合构建牧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的Logit计量模型。[结果]牧户贫困发生率与贫困脆弱性发生率为4.07%和63.47%,其中贫困和非贫困牧户的贫困脆弱性分别为96.88%和62.06%。户主年龄、家庭规模以及绵羊、牛、奶牛、马和山羊的出栏数量与家庭贫困脆弱性呈现反向显著关系,而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出栏羊单位与家庭贫困脆弱性呈现显著正向关系,选择禁牧与草畜平衡牧户的贫困脆弱性更低。[结论]降低以中青年为主的牧户的畜牧业风险,构建中小牧户链接到现代农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鼓励牲畜种类多样化以及持续实施禁牧和草畜平衡的生态政策,是降低牧户贫困脆弱性与提升可行能力的重要路径。     

宅基地退出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吗？ ——来自安徽金寨的证据

研究目的：探究宅基地退出在脆弱性视角下的减贫效应,厘清宅基地退出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作用路径。研究方法：基于2019年安徽金寨的微观调研数据,构建广义可行最小二乘法模型,基于期望贫困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宅基地退出的减贫效应,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宅基地退出影响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1）在现行贫困标准下,有18.66%的农户面临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2）宅基地退出具有显著减贫效应,能够有效降低农户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通过PSM方法消除“自选择”偏误后结果依然稳健;（3）宅基地退出通过增加农户生计资本和改善生计策略来降低贫困脆弱性。研究结论：未来应进一步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完善宅基地退出与扶贫的联动机制,改进返贫预警的识别机制。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研究

测度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脆弱性,对贫困进行事前干预,不仅能增强扶贫政策的精准度和长效性,还能降低减贫政策成本。本文利用8省16县1050户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基于期望贫困的脆弱性测度方法,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现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下,2015年、2016年农户的平均贫困脆弱率分别为54.29%、47.62%,且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与未搬迁农户脆弱率变动相比,已搬迁农户的脆弱率下降幅度更大;搬迁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户主年龄在65岁以上、未上过学、家庭抚养比在75%及以上、劳动力数量在6个及以上的家庭未来最容易陷入贫困。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我国步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与返贫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数据,从相对贫困角度研究我国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否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问题。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村地区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程度大于城镇地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仍具有稳健性。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家庭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降低幅度显著高于东中部家庭,其中西部农村家庭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最强,各收入层级上农村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均强于城镇家庭,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大学及以上时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影响最大,同时调节效应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有“雪中送炭”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够通过提高家庭保险参与、促进家庭创业以及提升家庭储蓄率,改善家庭状况,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本文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短期和长期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农户多维贫困及致贫机理研究——以甘肃省840份农户为例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收入或消费、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获取信息和技术的机会等多个维度被剥削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反映了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及承受的剥削强度。借鉴Alkire and Foeter开发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并以此方法为基础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选取甘肃省13个村子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利用对甘肃省部分农户家庭的实地调研数据,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社会关系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算与分解。结果表明,1~5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28.8%、21.7%、16.3%、7.6%和1.1%;甘肃省农户家庭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削的情况严重,贫困发生率高,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均高于其它省份或地区。从农户所处贫困的维度状况梳理出了甘肃省农户致贫的机理:受教育水平不足导致的"能力贫困"导致家庭普遍陷入多维贫困和低收入均衡水平,其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增加而递减,对绝对贫困的贡献较小;而收入和健康的贫困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而上升,在绝对贫困家庭中,家庭成员不理想的健康状态,尤其是主要劳动力残疾或患有重大疾病使得家庭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未来政府扶贫政策制定和执行应根据致贫维度状况进行有效瞄准,更加关注农户遭受的"能力贫困"困境,提高扶贫效率。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贫困治理的重点将转向较为隐形的相对贫困,而贫困脆弱性作为贫困防治的重要指标,对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减缓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资产占比、非农创业和保险购买在金融素养影响贫困脆弱性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金融素养可以通过影响风险资产占比、鼓励非农创业和保险购买来降低贫困脆弱性。     

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动态研究

本文利用1993—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计算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并将总体贫困脆弱分解为慢性贫困脆弱和暂时性贫困脆弱,同时考察贫困脆弱动态与家庭特征和地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程度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村家庭更多表现为慢性贫困脆弱;慢性贫困脆弱比重与户主年龄和家庭规模呈U型关系,与教育程度和家庭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暂时性贫困脆弱比重则相反。     

集体林区生态公益林建设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以浙江省为例

生态公益林作为我国政府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在保障生态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使用浙江省的农户调查数据,使用Heck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生态公益林面积和生态公益林损失性补偿对农户家庭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尽管生态公益林面积的增加促进了农户劳动力转移,但是生态公益林补贴与劳动力转移呈现出倒U形关系,即随...     

乡村振兴视角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消除了绝对贫困之后,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便受到高度关注。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对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三条中介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普惠金融平均水平较低且家庭间差距较大;家庭普惠金融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发生贫困脆弱性的可能;创业决策和教育支出单条路径的中介作用在高和低贫困线下的作用有所不同;医疗保障水平在两条贫困线下都显著。建议通过多种方式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为农户创业、教育投资和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提供支持,从而促进普惠金融通过中介减缓贫困脆弱性作用的发挥。     

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否缓解贫困脆弱性——基于典型村庄调研数据的分析

中国的扶贫攻坚战略已步入成果巩固阶段,贫困不再仅是物质贫困,还延伸至风险及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农业风险是中国农村因灾致贫的根源之一,若政策性农业保险能有效降低农业风险所致损失,就有望降低贫困脆弱性。本文基于典型村庄调研数据,对样本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结果显示非建档立卡农户仍具有贫困脆弱性,存在返贫的可能,同时“随机性-暂时性”贫困农户占比较大;农业风险冲击下,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提高农户的农业风险保障水平,对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区分建档立卡农户与非建档立卡农户后可见,保费补贴对建档立卡农户缓解贫困脆弱性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研究结果表明,以稳定农户农业收入,转移和分散农业风险为目的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巩固脱贫成果、缓解贫困脆弱性及防范返贫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