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与农民工留城意愿:代际差异的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利用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研究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政府公共住房保障等公共政策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缴存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提供公共住房保障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均具有显著地提升作用。此外,这三类公共服务对于留城意愿的影响在代际间和不同收入水平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总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更强,公共服务服务对于其留城意愿的影响也更显著。     

认同、归属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重庆市主城区659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发展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身份认同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归属感因素中的城市满意度和与本地人交往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预期因素中,职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预期的提高均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应着力破解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障碍,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基于城市融入的中介效应分析

研究目的：探究农民工家庭化迁移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及城市融入的中介作用，为完善新型城镇化机制和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珠三角6个核心地市的典型调研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假说。研究结果：（1）家庭化迁移显著提升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2）城市融入4个维度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比排序为：心理融入>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居住融入，其中，居住融入最弱并呈现“遮掩效应”；（3）不同代际迁移阶段以及宅基地退出模式中，4个维度中介效应呈现次序分异。研究结论：从深化城乡联动改革、健全城市融入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差别化宅基地退出政策等入手，完善新型城镇化机制与宅基地退出政策。     

农民工流动与城市定居意愿分析——基于沈阳市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职业流动是否对其城市定居产生影响?本文基于辽宁省沈阳市农民工的微观数据,构建了一个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农民工职业流动与其城市定居意愿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显示,职业稳定性、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居住状况、老家离打工城市距离和务工城市中是否有亲戚都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农民工职业流动因素中职业稳定性与定居意愿呈显著正向关系,即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期间其每份工作的时间越长,其城市定居意愿越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和职业流动的类型对定居意愿影响不显著。     

个人迁移和家庭迁移——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迁移模式的比较分析

在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个人迁移和家庭迁移已经成为两种主要的迁移模式。本文通过对江苏省外出长工农民的实地问卷调查，对这两种模式转移的农民家庭人口、资源、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试图揭示两种迁移模式下农民的状态差异。     

公共服务满意度、城市归属感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福建省厦门、泉州两地的调查分析

本文基于2017年福建省厦门、泉州两地的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系统考察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明显的维度差异。从作用机制来看,城市归属感是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一个重要机制,并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     

政策环境变迁与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意愿的动态变化

本文基于中国农村经济的结构特征和居民决策行为,建立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动态增长模型及其消费意愿动态变化的测度模型。基于各省(自治区)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显示:政策环境因素的收入效应具有渐进性,时滞约为3年;而其对消费意愿的影响是突变性的,并且具有记忆能力。在收入加速增长的过程中,消费意愿的反应滞后于收入增长;而当收入增长减速时,消费意愿的反应超前,相位差均为1年左右。农村居民不仅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的收入弹性也是递减的。     

回流意愿、居留时间与农民工汇款——基于广东用工企业的调查

文章利用<广东省企业用工情况调查>数据和区间回归模型,考察了农民工汇款的关键影响因素及汇款动机.研究表明,迁移目标是农民工汇款量的核心决定因素,有回流意愿农民工的汇款要明显高于无回流意愿农民工;有回流意愿农民工和无回流意愿农民工的汇款动机有较大差异,有回流意愿农民工汇款的利已动机更强,而无回流意愿农工汇款更多的表现为利...     

中国农村家庭住房消费需求微观经济分析——基于“建材下乡”政策调查的数据

为了分析建材下乡政策下不同补贴方案的效应,测算农村家庭住房的消费需求,本文结合微观调查截面数据与宏观统计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两阶段模型对是否建房的逆米尔斯比率和住房消费需求量进行联合建模,估计农村家庭建房消费意愿支出额。在此基础上,构造住房消费意愿指数和支付能力指数。重点分析农村家庭住房消费需求决策的影响因素、消费意愿以及支付能力的变化,为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建材下乡政策方案和细则提供参考。     

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家庭迁移决策的静态分析——基于成本—收入的数理模型与实证检验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家庭式流动的趋势日趋明显。本文基于农民工家庭"成本—收入"预算约束构建静态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采用库恩—塔克条件和边际净收益分析得到农民工家庭迁移净收益,并进一步构建短期和长期农民工家庭迁移净收益条件模型。通过运用山东调查数据对该"成本—收入"数理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处于迁移不同阶段的农民工家庭面临不同的"成本—收入"约束,其中定居城市决策阶段是农民工家庭向城市迁移过程中的最艰难阶段;农民工家庭迁移城市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使一个家庭完成其市民化过程至少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     

农民工进城、土地流转及其迁移生态——基于广东省的问卷调查与分析

基于广东的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大多数农民工进城安家意愿强烈,希望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和优越的公共服务设施,让自己的子女能获得与城市人一样的教育。但是,面对进城安家落户存在的制度性障碍及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不少农民工则不愿意以放弃农村承包土地及宅基地换取城市户籍及商品房。必须从农村和城市双向改革,建立适宜的迁移生态,以激励相容的制度,推进农村土地的流转,既可以增强农民工进城的能力,又为农村土地集约化规模经营创造条件。     

留而不迁:农民工城市居留与落户意愿分异之谜——基于住房支付能力视角的分析

居留意愿到落户意愿转化困难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以住房支付能力为切入点,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2017)匹配285个地级市宏观房价数据,对房价收入比与居留农民工本地落户意愿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1)房价收入比上升降低了有居留意愿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下结论仍成立。(2)房价收入比上升通过增加农民工本地买房困难感知、降低其社会活动参与和城市融入主观感受,进而降低其本地落户意愿。(3)房价收入比上升对新生代、高学历和本地无自有住房农民工本地落户意愿抑制作用更大,对老一代和本地有自有住房农民工本地落户意愿无显著影响。(4)随着城市等级的上升,房价收入比对居留农民工本地落户意愿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小。本文研究结果为从完善城市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角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证据支撑。     

农民工参与权益保护组织的意愿与行为分析——基于阜阳市和深圳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以阜阳市和深圳市的调查数据为基础,描述和分析了当前农民工的权益保护现状,并构建Bivariate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参与工会或同乡会的行为及其参与"全收"公司模式或务工合作社的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尽管农民工的法治观念和维权意识有了明显增强,但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仍时有发生,迫切需要农民工组织对其维权提供帮助。受教育程度较高、工作强度较低、弹性工作制或了解相关劳动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参与工会的概率更高;月工资水平较低、工作强度较大或曾遭遇工资拖欠的年轻农民工更愿意参与务工合作社;签订了劳动合同、受教育程度和月工资水平较低、外出务工总时间较短或曾遭遇工资拖欠的年轻农民工更愿意参与"全收"公司模式;另外,已婚和外出务工总时间较长的农民工,参与同乡会的概率更高。     

住房状况、社会地位与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基于社会融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的社会融合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自有住房对农民工形成城市身份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纠正可能的选择性偏误后,所得结果依然稳健。(2)政策性住房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影响不显著。合理的解释是,当前以公租房为核心的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未能发挥有效作用。(3)作用机制的分析结果显示,主观社会地位认知是住房状况影响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中间机制之一,即住房状况的差距使得农民工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产生分化,进而导致其城市身份认同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