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就业、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地流转基于湘皖苏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

目的 探索非农就业、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为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提供新的经验依据。方法 文章基于湖南、安徽、江苏3省466份有效农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Logit等模型实证分析非农就业、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地流转的影响,重点关注非农就业如何通过农业生产性服务间接影响农地流转。结果 非农就业是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外部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家庭内部短缺劳动力形成有效替代,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同时,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发展又显著影响了农户农地资源配置行为,具体表现为促进农地转入和抑制农地转出。结论 为进一步优化农地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应进一步鼓励各地区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多类型的农业生产性服务,壮大区域内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加强农业生产性服务质量监管,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健康发展。     

非农就业中农地流转问题的浅析——以江苏省为例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耕地面积减少.同时,农村劳动力逐年增加,使得人地关系紧张,农民也在积极寻求农业以外的就业道路.本文以江苏省为例,分析非农就业状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农地流转现状.同时指出现行农地经营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制约因素对两者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非农就业是否必然导致农地流转——基于家庭内部分工的理论分析及其对中国农户兼业化的解释

从农户家庭决策的角度分析,家庭决策的基础是尽可能地利用家庭内部成员的分工优势,使家庭收益最大化。当非农就业机会出现后,农户是否流转土地及其家庭经营特征取决于家庭拥有的初始土地资源、家庭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农业与非农业的综合比较利益等。结果可能是：尽管存在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但并不发生土地流转,农户经营兼业化。在当今中国,由于农户人均及户均土地资源有限、农户有着足够的农业劳动能力、农业经营有着相对较高的综合比较利益等,基于家庭收益最大化的考虑,农户决策的结果是：部分家庭成员非农就业,家庭成员内部分工,农户经营兼业化。     

非农就业对农户农地价值预期的影响研究——来自CHFS的实证分析

目的 在我国农村人口非农就业转移进程不断加深背景下,非农就业活动改变了农户家庭与农地之间的依附关系,研究非农就业活动对农户农地价值预期的影响,既有助于理解农地价值形成机理,又对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农户层面的微观数据,以耕地作为农地的代表,采用OLS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户农地价值预期的影响。结果 非农就业并未降低农户对农地的依赖、减少耕地要素投入,相反非农就业增强了土地替代要素的投入、激发了农户农转非的资本积累需求,从而导致农户提高了农地的价值预期。结论 （1）我国农户的非农就业转移并未完成,亟需创新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2）农地依旧是农户生存的重要保证,需积极支撑或培育专业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智能化农业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弥补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带来的负面效应,加快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     

互联网使用能否促进农户农地转入?——基于交易成本的考察

在互联网强国战略背景下,评估“互联网+农地流转”效果,为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有效性相关政策提供参考。本文遵循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构建“互联网使用——交易成本——农地转入行为”理论框架,采用Ⅳ-Heckman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苹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使用通过降低固定交易成本促进农户参与农地转入市场;(2)互联网使用通过降低可变交易成本增加农户农地转入面积;(3)互联网使用对农地转入的影响存在人群异质性。因此,“互联网+农地流转”将成为农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契机,政府应重视建设农地流转信息平台、及时披露农地市场信息、加强农民信息技能培训、提高农地流转市场的有效性程度。     

农地流转滞缓:经济激励不足还是外部市场条件约束?——对4省600户农户2005～2008年期间农地转入行为的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讨论了规模经济激励、劳动力资源约束以及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和市场活跃程度等外部市场条件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的影响,并利用农户农地转入的实地调查数据检验了相关研究假说。研究表明,农户家庭经营农地规模及非农就业状况是影响其转入农地的重要经济激励因素,但这种转入农地的行为受其劳动力资源禀赋的约束和非农就业机会成本的影响,而农地细碎化由于凸显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资源的约束而对农户转入农地产生负向影响。村庄农地流转市场的活跃程度是农户能否转到所需农地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村民参与非农就业市场的程度是决定村庄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的重要因素。     

农地流转如何影响农村家庭养老计划——基于农地转出与农地转入视角的综合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和2015年数据,研究了农地流转对农村家庭养老计划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农地流转虽然对农村家庭制定养老计划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于有养老计划的农村家庭,农地流转可以显著改变他们的养老计划方式。渠道分析表明,农地转出主要是通过弱化传统养老保障和促进非农经营活动参与的机制对农村家庭通过自己储蓄和投资的养老计划方式产生积极影响,而农地转入则主要通过缓解信贷约束和提升农业经营抗风险能力发挥积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农地流转对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较低及流转面积较高地区的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估计及更改模型设定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都证实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为推进我国农地流转、健全发展农村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     

关中—天水经济区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对转出户 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DID模型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在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并存的背景下,以关中—天水经济区为例,分析农地流转中政府干预力量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效果,为政府制定农地流转政策提供依据。研究方法:以市场主导型作为参照,利用两期截面数据,采用DID模型方法将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与之比较。研究结果:在关中—天水经济区,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在提高农户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和人均非农就业收入方面都显著优于市场主导型农地流转,但家庭中非农务工者的人均非农收入却比市场主导型低了2251元。研究结论: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确实能够推动非农就业,但就业质量不高,反映出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的"强推力"导致农户"强制外出"后非农就业技能不足。     

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与非农就业——基于性别差异的视角

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及其就业能力的提高对于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性别视角,本文首先对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现状及其对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并进一步分析了农村女性人力资本与非农就业收入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增加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其就业能力的政策建议.     

农地调整会抑制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吗?

农地调整是村庄地权界定的重要方式,却具有体现集体成员权公平和破坏经营权稳定的双重性。已有研究大多从其体现的经营权不稳定出发,认为农地调整会抑制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本文研究表明,农户的行为响应能够使农地调整的作用机制发生重要转变:一方面,农户改变农作物种植类型能够弱化经营权的不稳定,并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另一方面,家庭收入结构的非农化则降低了农户对农地经营的依赖性,从而使得经营权不稳定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作用趋弱。基于全国9省(区)2704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在劳动力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农地调整会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其中,种植结构的"趋粮化"强化了农地调整对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正向激励,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普遍化则弱化了农地调整对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约束。     

非农就业对种植决策的影响*——基于土地地势的研究视角

［目的］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方式变迁,土地质量差异造成的生产差异会随着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造成的人力投入减少而更加显现。针对农户的市场经济行为,文章从理论及实证角度探讨农户农业劳动投入减少时农户生产决策的变化,并根据实证结果进一步探讨我国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趋势,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方法］该文运用多元回归模型,从土地资源异质性的视角分析了劳动力非农就业后在不同地势耕地的农业生产决策变化。［结果］劳动力非农就业明显影响了农户种植决策,在质量较高的平地上,农户的生产决策是种植机械化生产使用高的粮食作物来减少劳动力投入下降,在质量较差的山坡地上,农户的生产决策是降低对山坡地的使用强度来解决劳动力投入不足问题,具体表现方式是降低粮食种植面积以及抛荒方式来分配家庭农业劳动投入。［结论］不同地势耕地利用强度将会出现不同变化,平原以及交通便利地区,可以通过机械来替代人力投入,交通较为不发达的山区丘陵地区,需要通过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来解决山区丘陵地区的抛荒问题。政策支持方面,鼓励中低产田提高产品产量与提升降本技术,保障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农地产权稳定性、非农就业与农户耕地撂荒行为

耕地是粮食生产之根基,研究治理耕地撂荒问题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文章使用2021年全国16省506个样本微观调查数据,分别运用Logit、Tobit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产权稳定性与耕地撂荒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研究其内在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农地产权稳定性能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确权时间越长的地区农户撂荒的可能性越大。(2)机制检验表明非农就业是农地产权稳定影响农户耕地撂荒的重要途径,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即农地产权稳定性还能通过农户非农就业间接促进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发生。(3)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户家庭中有老年人时,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其耕地撂荒的影响更小,能有效缓解农户耕地撂荒行为。对此,要宣传相关法律法规,提升农户土地制度认知;整合细碎土地促进土地流转;完善农村机耕道等基础设施,方便老年人耕种等,以抑制农户耕地撂荒行为。     

农村水库移民农地转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贵州平桥水库安置区为例

水库农民搬迁失地后,如何解决移民安置的土地调配问题,预防搬迁致贫的风险,对移民生计恢复和生产安置具有重要意义。以贵州省平桥水库移民安置区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构建移民基本特征、农地资源禀赋、农地流转条件及环境感知程度的指标体系,并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移民市场化土地流转转入农地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移民家庭结构对农地转入意愿有显著影响,融资机会能明显提高移民农地转入意愿,征地前土地资源数量和转入的农地价值对移民农地转入意愿有显著正向作用,政府补贴、社会养老保险和农地流转组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建议应因户施策,合理引导,增加融资机会和补贴,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降低土地依赖性,完善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市场,积极引导移民参与农地流转。     

农业税费减免及粮食补贴、地租与农户农地转入行为——以江西省为例

本文以江西省农户调查为例,通过实证分析农业税费减免及粮食补贴政策、地租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得到的结论认为,政府实行的农业税费减免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短期内对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没有产生明显影响;农户资源禀赋是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主要因素;政府缺乏直接的农户农地流转优惠政策支持;土地租赁价格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农地供求关系,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最后,文章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启示.     

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基于总量与结构视角

本文从增收效应、预期效应、示范效应、挤出效应四个方面构建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虑农村居民参与非农就业的自选择特征和家庭异质性特征,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和分位数回归模型,从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两个层面检验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研究发现,非农就业通过改善家庭收入增长性、弱化收入不确定性、强化城镇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示范性,促进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增长,但也会增加教育和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对家庭消费造成挤出效应。上述四种效应叠加后,非农就业能促使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平均提高13.09%,但这一促进作用随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提高而逐渐减弱;非农就业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对家庭设备、居住类受流动性约束较强的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强于对食物、衣着、交通通讯消费的促进作用,对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类"软性"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农就业对家庭收入为中上水平、存在流动性约束、没有购买商业保险及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这一经验判断提供了直接证据,也为进一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个体特征、非农就业契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湖南、广东两省534位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调查数据,对影响非农就业契约的因素实证分析后发现,性别、婚姻、家庭非农就业率对非农就业契约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工作转换次数、工资收入是否稳定、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保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有显著影响,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对非农就业契约期限有积极正向作用;非农就业稳定性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影响均通过显著性检验,非农就业越稳定,非农就业契约形式越规范、契约期限越长。非农就业经验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都有积极效应,每年职业培训时间的长短也会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对非农就业契约期限的选择。由此,应积极推进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的外部就业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加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法制宣传教育,以进一步规范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契约,维护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农地转入、农户风险偏好与种植结构调整——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地转入对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话题,但对农户风险偏好因素却有所忽视.因此,本文尝试从农户风险偏好的角度给予农地转入影响种植结构调整的新解释,并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修正了潜在的样本自选择偏误后发现,农地转入显著促进了种植结构的"非粮化"调整,并且具有明显...     

基于农户调查的陕西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征分析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一直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基于陕西省6个样本县366份有效农户调查问卷,分析了陕西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现状及近10年来在年龄、受教育程度、流入行业与地域以及数量和结构等方面所具有的特点,以期为促进陕西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研究及政策决策提供参考.     

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辽宁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2000～2004年农村固定农户连续跟踪调查数据,在采用一般统计方法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计量模型,分析了辽宁省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在不断加快,但与农村男性劳动力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影响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因素主要有: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年龄、家中是否有6岁及以下子女、家中是否有15岁以上在校学生、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等。     

受教育程度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分析——以青岛市为例

农民非农就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民非农就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利用对青岛地区5个县市900户随机调查数据,分析了受教育程度对该地区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对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及其就业模式、行业和地区分布、农民收入等都有显著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为了加快农民非农就业.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地区教育的投资,特别加强中高等职业教育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