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

自2007年8月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以来,普惠金融便成为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重要举措。本文首先分析了普惠金融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理论机制,然后基于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三个维度,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广度、深度及强度,且长期纾解效应呈现出倒"U"型的非线性变化趋势,同时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的纾解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随着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会被削弱;通过测度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时域和空域短期、长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一步证实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会削弱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差距关系研究——基于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整体的视角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农村正规金融及非正规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差距的关系。理论上,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差距间长期呈倒U型关系;实证上,综合农村正规金融及农村非正规金融相关指标,利用我国1980—2011年相关数据检验显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收入分配间符合库兹涅茨效应假说,但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与农村收入分配间尚不满足倒U型关系,而更倾向正相关关系;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村收入分配间的关系并不显著。上述结论符合我国农村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不高、农村金融规模较小且效率较低,农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实际,因此二者关系应还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     

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金融发展为视角,基于面板数据模型,从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两个层面,对1987-2006年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以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作为衡量指标,全国和东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服从Kuznets倒U型曲线条件,而在金融发展效率方面却未发现类似现象;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倒U型关系均不成立.不同地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取决于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     

农村信贷供给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城乡收入差距是反映振兴乡村成效的重要指标。契合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背景,本文尝试从城乡要素配置视角考察农村信贷供给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首先,基于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理论建立农村信贷供给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与间接传导机制的分析模型,形成研究假说;其次,本文使用中国大陆30省市在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OLS和3SLS方法估计固定效应模型和联立方程组模型,检验研究假说。结果表明:不同层面上,农村信贷供给水平的提升均间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全国和中西部地区提升农村信贷供给水平具备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且大于间接效应,东部地区的直接效应则相反;二者之间的"倒U"特征在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由直接传导渠道反映,在东部地区则由间接传导路径体现。因而,应向中西部落后地区倾斜配置金融资金,放大农村信贷的直接效应;应引导人力资本向农村地区转移,降低农村信贷的间接效应。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21个省份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及相关统计数据,全面分析了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直接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改善效应在处于不同贫困强度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之间存在差异:能够显著改善贫困强度较轻(处于一维贫困和二维贫困)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但对贫困强度较重(处于三维贫困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没有显著影响;并且,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贫困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收入水平,间接改善他们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机制对不同维度贫困的改善效应也有差异:能显著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在收入、教育和就业维度的贫困状况,不能显著改善他们在健康和保险维度的贫困状况。本文认为,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是实现中国农村地区脱贫攻坚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要进一步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增强其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引导农村普惠金融助力精准扶贫。     

粮食主产区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粮食主产区面临城镇化进程淤塞,城镇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冲突的现实困境。研究粮食主产区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很有现实意义。以河南省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针对现实困境找出粮食主产区共同的发展对策。构建河南省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和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倒U型"模型,采用统计口径一致的1990~2012年数据进行验证,相关关系十分显著。格兰杰因果关系验证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水平互为格兰杰原因。城镇化水平达到36.97%时达到"倒U型"的拐点,和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发展的新阶段契合。通过验证城镇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倒U型"关系,证实当经过"倒U型"拐点后,一系列试图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的制度创新会加速促进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基于上述结果,提出粮食主产区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的策略主要有两点:探索土地制度政策创新;探索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的补偿机制创新。     

土地租赁、金融可得性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CHFS的经验

文章基于劳动力流动视角阐释了土地租赁和金融可得性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土地租赁对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正向影响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呈倒"U"型关系。金融可得性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会根据产品内容呈现复杂变化,其中,银行信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呈倒"U"型关系,金融资产和商业保险兼具正、负两种效应。当前,加强农地流转制度顶层设计、做好保障性住房领域金融服务、提高农民社会保障福利是深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安排。     

中国的金融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施加了怎样的影响

虽然大量研究从金融发展的视角讨论了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但是从金融化的逻辑深入分析中国这一主题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使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金融部门与金融劳动力扩张作为金融化的代理变量,测度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以金融部门扩张为代表的金融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表现出稳健的U型关系,以金融劳动力扩张为代表的金融化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2)在东部地区金融部门扩张与城乡收入差距表现出U型关系,金融劳动力扩张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不明显,在中西部地区金融部门扩张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金融劳动力扩张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3)贸易开放和外商直接投资放大了金融部门扩张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是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异性。本文为研究金融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文献做出了边际贡献,为金融化在转型经济体中的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利于纠正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进而关注提高金融发展的普惠性和金融对外开放的质量。     

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减贫:门槛、空间溢出与渠道效应

本文在阐明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7—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发展深度、空间广度及渠道维度三个方面,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减贫的门槛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门槛与空间层面,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抑制作用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特点,且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对农村贫困减缓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渠道层面,普惠金融减贫的直接渠道与间接作用渠道并存,直接路径中可获得性渠道发挥主要贫困减缓作用、服务质量渠道的作用尚未显著发挥,间接路径中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渠道均得以有效验证。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态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门槛效应.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研发强度越大,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效应越明显;"一...     

金融多样性、创业选择与农户贫困脆弱性

从个体创业角度,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研究农村金融多样性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多样性能够有效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促进农户创业是金融多样性改善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机制。基于创业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雇主型创业、涉农创业和生存型创业,自雇型创业、非农创业和发展型创业在这一机制中发挥了更强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异质性产生原因,发现农户大规模创业主要通过风险管理效应降低风险脆弱性,小规模创业能够同时通过风险管理和收入增长效应缓减贫困脆弱性;发展型创业则在收入增长、风险管理和资本积累效应上都优于生存型创业。本文结论表明推动农户创业是金融助力脱贫攻坚的长效机制。     

数字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中发挥政策集成和导向作用,是降碳减排的重要工具。本文基于金融领域的数字化变革现实,以2011—2021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数字金融对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及潜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碳排放存在先增后减的倒“U”型影响,这一趋势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得以证实。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倒“U”型影响主要发生在外围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在非资源型城市表现为负向线性关系。中介效应分析凸显了技术创新和创业活动作为数字金融影响碳排放的关键途径。调节效应分析强调了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将削弱数字金融对碳排放的倒“U”型影响,环境治理目标则强化两者的倒“U”型关系。地方政府应从数字金融的发展方向、作用方向和配置方向着手,释放碳减排红利。     

城乡收入差距是否提高了农业化学品投入?——以农药施用为例

本文在1995～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对农药施用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农药施用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有助于减弱这一正向影响。同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农药施用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但是不考虑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对农药施用强度的交互影响会低估“倒U型”曲线拐点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本文研究表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实现农药减施在政策目标上具有较大协同性。为了实现农药减施以及农村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应建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并实施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制度。     

数字金融释放了农村家庭消费潜力吗——基于边际消费倾向视角的机制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利用2015—2017年CHFS面板数据,基于边际消费倾向视角,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潜力三个维度,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整体呈倒“U”型分布并在中高收入水平处出现拐点,大部分农户仍处于拐点左侧,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提升农户边际消费倾向。内生性讨论显示,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的影响主要通过边际消费倾向实现,具有持续性与平稳性。从消费结构来看,数字金融增加了农户发展型消费需求,然而中低层次消费需求仍是农户最倾向的消费类型。基于此,本文建议通过数字信息与服务建设、促进农户增收、缩紧收入差距、完善农村服务业发展等渠道,提振农村消费市场,释放农户消费潜力。     

隔代照料对农村中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使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引入隔代照料时间变量,本文考察了隔代照料强度对我国农村中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隔代照料强度对农村中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呈倒“U”型趋势,且年均时间为3～6个月的隔代照料强度对农村中老年人主观福利的改善具有更明显效果,尤其是对女性中老年人、在婚中老年人和老年人。研究表明,隔代照料强度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呈倒“U”型趋势,主要是因为适度水平的隔代照料有利于改善农村家庭养老水平和代际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文化消费差距?

本文基于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GMM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国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表现为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曲线,其拐点约出现在2016年。分位数回归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高分位数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收敛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文化消费水平的拉动作用强于城镇,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比西部地区的"倒U型"拐点出现在更早时期和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更高的位置,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拐点在样本期内尚未出现。本文的研究推动了对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理解。     

我国农村金融深化与收入分配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世界银行相关研究方法,就我国农村金融深化与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选取1978～2002年相关数据带入回归模型显示:我国金融深化程度与我国农村收入分配不公平性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由此指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我国农村金融应从福利主义信贷机制向制度主义信贷机制转型.     

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家庭财富不平等:缓解还是加剧——基于转移就业的异质性分析

农村家庭财富由于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异质性而存在巨大差异。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RIF-Gini回归检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1)劳动力转移率对农村家庭财富不平等的作用呈"U"型关系,劳动力转移率超过拐点值59.07%会加剧农村财富不平等,并且劳动力转移对中下层收入家庭的财富效应大于中上层家庭;(2)考虑转移就业的异质性后,"创业"明显提高了平均家庭财富,但同时也使财富差距扩大。"正式工作"和"临时工作"对不平等的影响仍呈"U"型关系,对应的拐点分别为53.1%和62.61%;(3)在地区差异和时间趋势上,与东部地区相比,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部地区转移就业更容易加剧家庭财富不平等。在2011年、2013年和2015年,"就业"(正式工作和临时工作的合并)对应的拐点逐年上升,然而"创业"对应的拐点平稳下降,这表明"创业"给家庭带来的财富效应在增强,而"就业"的财富效应在减弱。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率会随着贫困深度的增加而加速下降,这导致最贫困的一部分家庭并没有享受到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收入改善。     

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SVAR模型的检验

本文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方法,对中国1978年～2007年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并且证实了在长期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效应,即所谓的倒U型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得到了中国尚处于金融发展初期的结论,并具体提出一些建议。     

金融科技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测度,考察金融科技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为分析具体影响情况,还分别使用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非线性的,总体呈现出"正U型"结构。为防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要制定有效方案,推动金融科技发挥普惠性缓解收入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