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集体经济共同体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于成都崇州的实践考察

高质量发展壮大村社集体经济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成都崇州市城乡融合发展实践创新，通过构建以“共有—共建—共治—共享”为体系的村社集体经济共同体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分析框架，比较分析了不同主体主导下的村社集体经济共同体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运作模式、实现机制及其经验镜鉴。研究发现，不同主体主导下的村社集体经济共同体在对接农户需求和国家社会资源能力上各具特色，且有利于盘活农村集体资源、强化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来实现村社治理现代化。受村社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其运营主体总体上呈现“村社党支部主导→村社能人(企业)主导或与村社党支部共建→乡镇政府统筹协调”的演进趋势。村社集体经济共同体通过产权共有机制、共建共治机制、利益共享机制等实现乡村资源整合、产业兴旺和治理有效。为此，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村社集体经济产权“共有制+分配制”改革，增强村社集体资源整合与组织保障能力，强化村社集体“共建共治”人才培育，优化村社集体经济运营管理与利益共享机制，统筹好各方利益“平衡账”,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村社共同体的式微与重塑?——以浙江象山“村民说事”为例

当前农村社会面临村社共同体式微的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村社治理主体缺位、村民主体性缺失,这致使村社组织松散、发展动力不足。乡村治理研究的社会基础讨论对此未能提出具体的分析和解决之道。浙江象山以"村民说事"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创新实践从村社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即治理主体、村社内交往单元与身份认同等方面所进行的制度努力,开辟了重塑村社共同体的路径。吸纳村社成员中经营能力强、社会威望高的村社精英进入村治主体,并利用驻村干部来消减村干部间隔阂、化解干群矛盾,重建村社组织力;通过"党员联户"制重新激活党员这一治理要素,充分发挥党员联系群众作用,重塑村社内交往单元;将贴合农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说"加以制度化,既克服干群间信息不对称、增强彼此间信任,又增进村民互动关系、强化村社集体意识,最终使村社共同体得以重塑。     

杜润生农民思想研究

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充分彰显了乡村振兴中对农民的重视。被称为"中国农民代言人"的杜润生先生一生情寄三农、心系农民,在推动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中,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对西方农村社会发展的广泛了解、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尊重农民、发展农民"的思想,比如正确认识农民,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组织农民协会,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共同体;重视农民"权利贫困",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注重农村调查研究,倾听农民的声音等。这些思想对于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模式及路径

2019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取得重要进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利益共同体和乡村资源配置的基本单元，通过农民再组织化在乡村产业振兴中发挥着重塑农民主体性和再造乡村价值的不可替代作用。本文着重阐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征和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并基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村产业开发中的成功范例，揭示其产业发展模式，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嵌入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最后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业发展约束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从农民自组织层面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丰富乡村产业振兴的解决方案。     

扩大农村集体产权结构开放性必须迈过三道坎

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维护农民基本权益的基础上,重构农村集体产权的权利结构,打破村社封闭性,增强对外开放性,消除土地等乡村资源流向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体制障碍,是提高土地等乡村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理论层面,对是否应该扩大农村集体产权结构的开放性、允许更多的权能向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单位和个人流转,存在着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化解认识纷争,深入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相关改革部署,必须对集体所有制是否必然要求集体产权结构处于封闭状态、"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是否必然要求以集体经济组织支撑村社共同体、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是否必然为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等重大问题作出明确回答。     

村落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创新

依靠群体力量和集体行动保障乡村基本公共需求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宗族共有、村社公有、亲族伙有共耕、邻里互助等原始氏族公社、农村公社的集体生产、生活及公共品供给方式,在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和基层公共服务体系之中仍可觅其踪迹。人民公社时期"民办公助"模式、自农村改革至废止农业税期间的"三提五统"和"两工"模式,本质上都是将农民集体作为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后农业税时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模式强调政府财政投入。新时代村落公共产品供给,应着力构建公共财政兜底、村组集体保障、基层经济社会组织参与的多元公共设施建设投入机制和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     

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脉络、经验与展望

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改革大体经历了家庭经济地位重新确立、资源配置从计划向市场过渡、新型城乡关系初步确立和发展、农村改革全面深化4个阶段,基本脉络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保障农民权益和主体地位为核心,从单领域到全方位、从点到面、从试点到推广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这种渐进式改革符合中国的国情特点,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农村的发展活力,为中国农村的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4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改革创新是引领农村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通过市场化解决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市场主体激励问题;坚持"维护农民经济利益、保障农民政治权利"这个基本主线,确保农民是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受益主体;坚持破除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等各个维度上的二元结构,让农民分享国家发展成果;坚持基层创新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农村改革"方法论",以把握改革的方向并取得实效。在新时代,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必须采取综合配套、整体推进的方式,进一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充分调动农民和基层的积极性,全面激发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活力和动力。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主体地位的有效实现途径研究

乡村振兴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重大历史任务,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原动力,提升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其主体作用对于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对农民主体地位的概念及内涵进行界定和辨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关于农民主体地位思想的梳理,阐述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重要性,并提出关于提升农民主体地位实现途径的思考。     

自主治理与小农农业现代化的路径

本文引入农业治理视角,从自主治理角度分析小农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农村社会存在多样化的农业自主治理实践,农民、市场和政府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到农业治理中,其关键是农民在村社组织主导下形成了自主组织,建立了农民与其他主体之间的联结机制,促进了小农农业现代化发展。自主治理的有效实现依赖村民自治制度提供制度化的组织保障和集体土地制度提供制度空间。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与大农农业国家农民生产组织化作用不太重要和小农农业国家农民生产组织化作用有限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探索了一条充分发挥农民自主组织作用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这启示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应进一步完善相关农业治理体制机制,为农业自主治理提供制度支持。     

民族地区农民主体性发挥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

以民族地区农民主体地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为分析对象,探讨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坚持农民主体性的必要性,阐述了农民主体地位实现的困境及建议,以便可以更好地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推动乡村振兴。     

农村产业“链条联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基于广东省台山市的典型案例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实现产业兴旺的关键。台山市作为广东省乡村振兴综合改革的试点单位,积极探索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形成了"链条联通"模式。研究结果显示,台山市通过园区承载、主体引领和资源整合实现了产业链条联通。台山模式的形成具有特定条件和基础,呈现典型特征,在激发农村发展活力、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台山模式指出了我国农村产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主要举措,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对各地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论我国失地农民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与改革

我国的失地农民正面临着从乡村治理到社区治理的转变,其所在的传统的村社组织以一种独特的“都市村社共同体”的替代组织形态继续出现在城市或者城市的外围。这种基于血缘、亲缘、宗缘、地缘等纽带联系的都市村社共同体,既不同于传统的乡村社区,也不同于一般的城市社区,传统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必须要进行改革和重塑。     

找回村社共同体:“双过半”困局与村委会选举制度再设计

"双过半"是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关键程序,但随着村民流动日益加剧,它越来越难以实现。选举保有村社共同体并强化其治理的功能也日益丧失。本文论述了选举与村社共同体的关系、村民流动对村社共同体性质的影响以及选举的双重功能,提出村委会选举具有共同体优先旨向,并据此提出了走出"双过半"困局的村委会选举制度设计方向:将两个过半的分母统一设定为登记选民全体;因村而异设定参加投票人数标准和当选所需赞成票数标准,参加投票选民数量应尽量接近选民全体而非仅仅过半,赞成票数则不一定要超过选民全体的一半;同时由村民选举委员会对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标准因村而宜。这些措施也有利于使村委会选举和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保持协同,共同推动新的乡村治理机制的形成。     

应重视农民合作社的社会功能

<正>抛弃农民合作社的社会功能,仅从民主治理、盈余分配、成员增收等方面对其评判是不客观、不全面的,应该回到合作社运动的本源。在城乡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下,受市场经济和城市多元文化冲击的农民,有加强社会联系、打造社区共同体的需要。而且在传统乡村社区不断瓦解、农村日趋凋敝的情况下,已经基本实现小康且具有"小富即安"生活观念的农民,也许更在意合作社的社会功能。当成员主要是以农业为主要收入     

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发展路径研究

阐释了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分析了当前我国面临的农村问题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紧迫性,从乡村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人才供给、农业科技创新、三产融合等方面研究了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和措施,阐述了加强农村集体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完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管理机制、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激发其内生动力等关键措施,指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组织振兴和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困境及解决方略

农村数字经济作为数字乡村战略核心内容,深刻影响新时期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把握农村数字经济的内涵,顺应这一历史机遇,促进农业升级、农村进步和农民发展。农村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利益主体对"数字生产力"认识不清、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民数字化素养偏低等突出问题,致使农村农业低效率数字化转型。因此,从"优化环境、夯实基础、推进转型、拓展新业态"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推进"十四五"期间农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创业的演变轨迹及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起点的中国乡村创业,经历了"脱农"、"离村"、"回乡"的复杂演进过程,不断探索中国乡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创新发展理念的振兴道路。从实践来看,以农业为基础,强化农民的主体地位,鼓励农民草根参与,通过城乡要素互动,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注重农村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是未来乡村创业发展的趋势。     

农村精准扶贫的组织问题

农村精准扶贫面临扶贫需求与扶贫供给"双重分散性"的挑战。而组织建设是应对这一挑战的重要措施。当前农村精准扶贫存在着垄断、职能混淆和责任能力不对称等组织问题,应该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通过推进城乡统筹、尊重企业主体地位、强化政府服务、强化村社组织建设、农户协商参与等组织建设措施予以解决。     

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及途经探析

农业的弱质性使得"三农"处于弱势地位,这也是制约其发展的根源所在.通过对农民现状和"三农"发展道路的分析,本文认为不论是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或者进行新的乡村建设,农村的组织化都是其中发展的核心问题,它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实现三农的快速发展.而实现农村组织化必须注重乡村"乡土精英人才"的培养.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进路探寻

当前,在我国“三农”工作历史性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时期,在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主体性推动作用日益凸显。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肩负着夯实乡村振兴基础、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等多重任务,其发展要义与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具有内在关联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通过提升统筹层级、联动多元主体、创新治理机制等途径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