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扎根理论的农民集中居住社会风险识别 ——以北京市Y镇H社区为例

研究目的:以北京市Y镇2014年建成的集中居住项目H社区为例,识别与梳理农民集中居住后潜在的社会风险因素,并分析风险产生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方法:采用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收集原始资料,经过三级编码过程,提炼总结潜在的社会风险。研究结果:该社区潜在的社会风险因素包括家庭经济风险、就业风险、产权交易风险、居住环境风险、社会保障风险、政策风险、身份边缘化风险和社交网络风险,这些风险在不同年龄群体之间所表现出的强度有所不同。研究结论:农民意愿的充分表达,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原有文化的解构与重构是防范农民集中居住社会风险的重点。     

集中居住视角的农村社区建设障碍及破解对策

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新生事物,涉及政府、经济组织和农户多方利益,农民是最大的利益攸关方,建设过程中要本着秉承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土地权益原则,创新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因地制宜地编制规划,将农村社区建设成为农民满意的惠民工程。     

社会记忆与农村集中居住社区整合——以江苏省Y市B社区为例

农村集中居住是推动农民居住现代化的一种安置政策,这一政策实行城市管理模式,对农村城镇化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Y市B社区进行了田野调查,探讨社会记忆在农村集中居住社区中的整合作用。研究发现:集中居住社区实现了制度性整合,看似秩序井然,但整体上缺乏认同性整合,而社会记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或许能够成为重新建立社区认同的一种方式;日常交往与人情往来促进社区居民形成认同资本,从而使社会记忆得到重构;重构的社会记忆在互动和变迁中使集中居住社区形成新的秩序,同时通过社区中介营造社区氛围,最终促进社区认同性整合。     

基于扎根理论的农地流转风险识别研究

全面、系统地识别农地流转过程中的潜在风险,构建农地流转风险清单,是制定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和基础,对保障农民基本权益,提高农地流转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流转阶段”和“参与主体”两个维度,结合安徽省典型流转区62份访谈资料,运用扎根理论三级编码的过程,依次识别农地流转不同阶段、不同参与主体可能面临的风险,构建农地流转风险清单。结果显示:(1)农地流转约定阶段,村干部主要面临政绩考核风险,转入户面临规模风险,转出户面临强制流转风险和流转期限风险;(2)农地流转执行阶段,村干部面临管理风险和耕地保护风险,转入户面临技术风险、经营融资风险、土地利用风险和履约风险,转出户面临经济收益风险、失业风险、养老风险和利益表达风险;(3)农地流转完成阶段,村干部面临公信力风险,转入户面临亏损风险,转出户面临失地风险和地力衰退风险。风险识别结果不仅有助于全面、系统地认识农地流转风险,也可为后续制订相应风险防范措施提供一定参考借鉴。     

耕地保护田长制的政策工具谱系模型与政策启示 ——基于扎根理论的政策文本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各省市相继出台的耕地保护田长制实施（工作）方案,描绘其政策工具全貌及其使用特征,为政策完善与优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内容分析法。研究结果：（1）耕地保护田长制的政策工具谱系模型为“四维驱动式凌锥模型”,该模型由目标导向型政策工具、系统变革型政策工具、过程控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耦合而成;（2）“注意力分配—职权责明晰—有序化运作—积极性调动”是耕地保护田长制的政策工具使用逻辑,立足此逻辑有助于畅通耕地保护“最后一公里”;（3）当前耕地保护田长制在政策工具使用上存在组合结构不合理、可操作性不强、创新性不足、实质效力不高等问题。研究结论：未来应协调政策工具使用比例,优化组合结构的适配性;细化政策工具操作流程,增强内容要素的精准性;注重政策工具创新变革,培育内生动力的发展性;提升政策工具效力层级,夯实功能发挥的有效性。     

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福利状况变化研究——基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

本文在森的可行能力分析框架下研究了集中居住过程中农民福利的变化,提出了农民福利构成指标,使用模糊评判方法对江苏省江都市集中居住前后农民福利变化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集中居住使农户总体福利水平稍有提高,模糊评价值从0.443上升到0.471.其中,从功能指标看,农民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发展空间、心理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社会保障、社区生活和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转换因素看,农民家庭被抚养人口比重、教育程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农民福利变化产生差异的显著影响因素.     

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福利状况变化研究——基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

本文在森的可行能力分析框架下研究了集中居住过程中农民福利的变化，提出了构成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和指标，使用模糊评判方法对江苏江都市集中居住前后农民福利变化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集中居住使得农户总体福利水平稍有提高，模湖评价值从0.443上升到0.471。其中，从功能指标看，农民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发展空间、心理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社会保障，社区生活和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转换因素看，农民家庭被扶养人口比重、教育程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农民福弯化产生差异的显著影响因素。     

城市化进程下农民集中居住状况调查——以陕西Y县王家社区为例

在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之下,农民集中居住的现象愈加普遍。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对于城市化的适应问题,农民离开了熟悉的乡土社区进入城镇社区居住,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冲击。本文以对陕西Y县王家社区的调查为基础,试图还原城市化进程下集中居住的农民的生活现状,并对其未来生活与发展及社区管理和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农户集中居住对农地细碎化程度的影响——江苏省江都市农户集中居住的实况调查与思考

本文运用江苏省江都市农户集中居住工程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了农户集中居住对农地细碎化程度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当农户集中居住为主动性农户集中居住,且这些农户家庭多以外出务工、从事非农产业人员和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时,农户集中居住会对农地细碎化程度的减轻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经济发达地区宅基地退出何以推动乡村振兴 ——基于扎根理论的晋江市多案例研究

研究目的：以福建省晋江市8个村庄为案例研究区，构建宅基地退出推动乡村振兴的理论模型与影响路径，探究经济发达地区宅基地退出如何推动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实地调查法和案例研究法。研究结果：地方政府、村集体、农户等不同主体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有不同的行动逻辑，宅基地退出从产业发展、乡村规划、基层治理、分类推进、文化彰显5个方面形成系统的有机整体。而土地要素激活、人地关系协调、交易费用降低与差异化退出模式的运行机理形成的“内生推力—外源拉力—系统突变力”的作用力，有助于推进乡村振兴目标实现。不过，基层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与机会主义也会导致治理效能不足。研究结论：未来应从基层治理和乡村规划两方面设计出宅基地盘活利用的整体制度，以更好地激活乡村振兴内在动力，协同推进农村宅基地科学有序退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上海市的扎根理论分析

研究目的：以上海市青浦区、浦东新区和金山区为例,剖析减量化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效果及机理,探索减量化实施对乡村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研究方法：采用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收集原始资料,经过三级编码过程,提炼总结减量化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资源配置是减量化对乡村转型发展的核心影响,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是减量化对乡村转型发展的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民生保障和文化传承是减量化对乡村转型发展的间接影响。研究结论：注重减量化的规划引导,依托减量化政策大力推动产业升级、转移和生态文明战略的实施,完善落实减量化配套政策,构建合理的减量化指标使用方和供给方之间的增值收益补偿机制,以及合理保障村民和村集体的基本权益是实现减量化推进乡村转型发展目标的有效路径。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宅基地使用权确权政策的议程设置研究——基于江苏省4市的调查

研究目的：探讨宅基地使用权确权政策的议程设置,分析政策制定的内在规律、优化政策制定的运行机制以及预测政策制定的未来趋势。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研究结果：宅基地使用权确权政策的议程设置受到“宅基地使用权确权问题何以成为焦点议题”的问题源流、“政策连贯性及其法制依据”的政策源流以及“民众意愿、利益主体与政府策略”构成的政治源流三种源流的影响,并经由政策之窗实现交汇,推动农村集中居住区宅基地使用权确权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研究结论：宅基地使用权确权政策变迁的策略选择在于以《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的政策颁布为时机,明确以“农村集中居住区宅基地确权”为主要内容的核心问题,制定以《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法》为法制依据的政策建议,营造以“项目进村”为确权契机的政治环境,从而推动宅基地使用权确权政策的发展。     

风险承载力、政策规制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拓展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

研究目的：基于拓展计划行为理论探究风险承载力与政策规制对宅基地退出意愿作用机理的区域差异，以期寻求差异化的宅基地退出方案。研究方法：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1）风险承载力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符合倒“U”型特征。（2）政策规制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引导性规范在政策规制对退出意愿激励时占主导，而模范性规范在政策规制对退出意愿约束时占主导。（3）宿迁风险承载力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路径包括直接正向影响和以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为中介的间接正向影响，政策规制是退出意愿的负向指标。徐州风险承载力、政策规制均对退出意愿有正向影响。苏州风险承载力位于负反馈阶段，政策规制正向影响退出意愿。常州风险承载力对退出意愿负向影响，政策规制对退出意愿的影响路径包括直接负向影响和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为中介的间接负向影响。研究结论：政府应制定差异化的宅基地退出程序，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强化农户风险意识，充分考虑农户利益诉求，遵循间接引导性的行动逻辑，促进宅基地退出意愿向行为的转化。     

城市周边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影响机制及治理对策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三个典型乡村的案例分析

研究目的：探索在“人才—文化制度子系统—资源产业子系统”理论模型指导下城市周边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治理对策,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有效路径。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法、扎根方法。研究结果：宅基地盘活利用是一个涉及资源、产业、文化、制度、人才等维度的综合系统。其中人才是连通其他子系统的枢纽;文化子系统为宅基地盘活利用提供了行为规范;制度子系统形成“自上而下”的宅基地盘活利用制度体系,并通过绩效考核和部门任务两个途径落实;资源子系统围绕宅基地整合了经济资源、生态资源和人力资源等多维度要素,成为盘活利用的基础条件;产业子系统则给出了以产业带动宅基地盘活利用的三条路径,即发展特色产业、搭建产业平台、对接产业园区。研究结论：城市周边乡村宅基地盘活利用在治理上强调乡村人才的统筹作用,使乡村振兴的多维度因素形成“合力”,实现发展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     

农户分化对农村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研究 ——基于江苏省1456个农户的调查

研究目的:揭示农户分化视角下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和Logistic模型分析法。研究结果:农户分化是农户退出宅基地行为发生的主要诱因,这一行为还取决于被调查者自身和家庭禀赋条件以及由此带来的产权安全感知差异。研究结论:应该充分考虑异质化农户的行为差异,促进经济落后地区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的发展和完善,并将就业能力提升、农地流转、住房保障、权益保护与宅基地退出制度安排有效匹配,从而进一步促进闲置宅基地退出和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农户流转土地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意愿实证研究 ——基于政策协同的视角

研究目的：通过农户流转土地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为土地流转与新农保政策协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法。研究结果：只有41.9%的农户愿意流转土地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其他农户并无此意愿。相对于中层次流转土地参保意愿,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所在区域、土地流转了解度、新农保政策了解度和满意度显著影响农户低层次流转土地参保意愿;而只有所在区域、土地流转政策了解度与满意度、新农保政策满意度对农户高层次流转土地参保意愿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结论：土地流转政策了解度和满意度是提高农户流转土地参保意愿的关键激励因素,应从农户差异、区域差异与政策协同视角,通过健全土地流转参与机制、扩大新农保筹资来源、优化土地流转管理服务、增强新农保制度弹性等措施推动土地流转与新农保政策的协同发展,提升政策合力。     

区域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江苏省宝应县为例

研究目的:揭示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对于农地流转的影响程度。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法。研究结果:农地流转率与家庭非农就业率正相关,农户家庭非农就业率提高1%,农村土地流转率将提高16.26%。研究结论:依据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农地流转的内在关系,通过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以及非农就业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进一步促进农地流转,促进农地规模经营,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转型的影响研究——以江苏省万顷良田工程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土地整治引导乡村转型的路径和机制,揭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促进乡村转型的实际效果及影响因子,为政策评价和调整提供依据。研究方法:实地调查了江苏省2009—2012年实施的42个万顷良田工程,采用指标评估法和冗余分析等方法构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乡村转型RDA模型。研究结果:(1)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转型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在剔除当地平均增长率的前提下,88.1%项目区农民收入增长高于非项目区,但主要归功于非农收入增加;(2)非农就业是乡村转型的前置条件,当地工业发展水平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已成为乡村转型的限制性因子;(3)挂钩指标转让是拆迁安置资金平衡的关键,地方政府对挂钩指标的需求及财务运作能力影响村庄更新。研究结论:乡村转型受资金、技术、政策和地方运作能力等多重因素影响,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推动作用显著,社区重建、农田流转和生产转型从根本上促成了城乡统筹和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