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包容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金融地域性排斥会扩大收入水平的地理差异,而金融包容通过降低融资门槛、提升金融减贫效应、改善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和促进城乡经济包容性增长等路径有利于弥合地域间收入分配不平衡。通过构建包含金融服务渗透性、可得性和使用性的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发现:我国当前金融包容度整体偏低,东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中西部远低于东部。使用控制个体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包容度的提升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弥合作用;其作用大小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性,金融包容度更低的地区,普惠金融政策实施的边际效用更大,金融包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程度更大。     

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金融发展为视角,基于面板数据模型,从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两个层面,对1987-2006年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以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作为衡量指标,全国和东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服从Kuznets倒U型曲线条件,而在金融发展效率方面却未发现类似现象;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倒U型关系均不成立.不同地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取决于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农村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的双重视角

本文从农村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的双重视角出发,在详细梳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LSDV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不仅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直接的缩小效应,还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加速城镇化两个间接途径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在控制内生性并采用GMM估计方法后上述结论仍然具有稳健性。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农村经济增长(或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本文结论不仅有助于理解农村产业融合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而且能够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的见解。     

金融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1978—2013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全国和东、中、西部两个层面去实证分析金融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997年前,金融集聚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1998年后,金融集聚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中部和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反方向影响不显著,但1998年后金融集聚显著缩小了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在1978—2013年和1978—1997年两个时间段都会明显地拉大其城乡收入差距。1997年成为金融集聚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拐点,原因可能是源于1996年的农村金融改革。     

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实施的共同富裕效应——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

本文以城乡收入差距为切入点，基于2009-2019年1950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实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发现：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的实施能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且主要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地方财政投入、提高城镇化水平和促进农业发展等途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的实施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中西部县域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果更突出，且只有当县域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时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实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才有效。此外，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实施还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能缩小毗邻县域的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的金融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施加了怎样的影响

虽然大量研究从金融发展的视角讨论了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但是从金融化的逻辑深入分析中国这一主题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使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金融部门与金融劳动力扩张作为金融化的代理变量,测度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以金融部门扩张为代表的金融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表现出稳健的U型关系,以金融劳动力扩张为代表的金融化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2)在东部地区金融部门扩张与城乡收入差距表现出U型关系,金融劳动力扩张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不明显,在中西部地区金融部门扩张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金融劳动力扩张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3)贸易开放和外商直接投资放大了金融部门扩张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是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异性。本文为研究金融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文献做出了边际贡献,为金融化在转型经济体中的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利于纠正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进而关注提高金融发展的普惠性和金融对外开放的质量。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并利用系统GMM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分地区而言,东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且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大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收敛作用却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城镇化水平表现为单一门槛效应,消费水平表现为双重门槛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从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努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和技能、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等角度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农村劳务输出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中西部地区部分省市调查为例

农村劳务输出对农民收入既有直接的影响 ,又有间接的影响。就直接影响来讲 ,它在直接提高外出打工农民的家庭收入水平的同时 ,也提高了输出地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 ,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就间接影响而言 ,它对缓解农村劳地关系 ,优化农村资源配置 ,以及劳务输出收入回流所产生的再分配效应和外出农民回乡创业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务输出直接提高了中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 ,缩小并抑制了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1 劳务输出直接提高了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收入 ,改善了农民的收入来源结构就外出打工的…     

要素禀赋、配置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研究了要素禀赋及其配置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土地配置结构提高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正向影响;人力资本配置结构和土地配置效率越高,越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城人口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将会提高人力资本配置结构,进而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土地禀赋提高会降低土地配置效率、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相对于高水平人力资本配置结构和高水平土地配置效率,低水平人力资本配置结构和低水平土地配置效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各主要因素中,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在其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上述结论意味着,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优化国家在农村地区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加快土地产权改革,同时注重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倾斜。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以我国298个地市级城市2011年～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农民收入;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户创业显著缩小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这与不同地区金融发展和金融排斥程度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的结构性差异密切相关。未来在政府层面,应加强数字金融生态建设,促进区域创新均衡发展,为金融机构创造优良的数字化营商环境;在金融机构层面,应加大创新数字金融产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在农民层面,要积极学习数字技能以提升金融素养,增强创新创业能力。     

农业“保险+信贷”的耦合协调度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2009—2018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计算出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的耦合协调度，运用个体—时间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农业“保险+信贷”的耦合协调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保险+信贷”的耦合协调度增大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能够助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产业结构升级、财政支出偏向与城乡收入差距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文章利用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考察了产业结构升级、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通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村居民非农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财政支出偏向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城市地区,不利于要素的合理配置,限制农村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从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3)财政支出的城市偏向会减缓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削弱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此,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再分配机制、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推进乡村振兴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意义重大。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差距：加剧还是缓解

解决好农户收入差距问题,是新时代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匹配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农户收入差距,此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理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涓滴效应”缩小了农户间的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但是,由于“门槛效应”扩大了农户间的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均能缓解农户收入差距;数字信贷在缩小农户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西部地区的农户收入差距,但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     

找准中长期信贷支持的切入点

正加大对东部较发达地区乡村振兴的中长期信贷支持,农发行责无旁贷,大有可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农发行作为国家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积极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乡村振兴的中长期信贷支持,在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中发挥骨干和引领作用,责无旁贷,大有可为。本文结合山东实际,谈谈对东部较发达地区中长期信贷支持乡村振兴的粗浅思考。     

土地市场化、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消费

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是城乡融合和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着力点,改善要素资源配置有利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文章实证考察土地市场化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收入差距在影响过程中的作用予以识别。研究结果表明,提升土地市场化水平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土地市场化对农村消费水平增长的影响高于城镇居民,使得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在不同区域土地市场化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呈现出差异性,提高土地市场化程度能有效缩小中西部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但在东部地区这种作用并不明显。全国层面上,收入差距是土地市场化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中间渠道,土地市场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分区域来看这种渠道作用仅在西部显现出来。基于此,进一步提出提高城乡区域土地市场化水平、保障土地市场交易秩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措施,以期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扩大内需提供参考。     

乡村振兴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地区差距与空间极化

本文依据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总体要求,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建了包含45个指标的乡村振兴发展指标评价体系,采用时空极差熵值法对2010—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极化指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法对地区差距与空间极化程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但各省份发展水平处于非均衡状态,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逐渐降低趋势,存在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的追赶态势;整体和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具有明显空间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内部差距最大,东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大,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是地区间差距;中国整体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极化程度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但各地区极化情况存在一定差异,整体和东部地区分别呈现多极分化和两极分化趋势,其他地区无极化趋势。     

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计——基于经济收入与社会收入并重的视角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与推算相结合的方法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重新估计。结果表明,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收入的差距远大于经济收入的差距,城乡居民在住房公积金及补贴收入上的差距最大;如果考虑社会保障收入,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11.6%,但如果考虑所有的社会收入则城乡收入差距将缩小3.4%;各种社会收入差距在西部省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社会保障收入还会对西部地区城乡经济收入差距产生间接影响,西部地区城乡社会保障收入差每增加1%,将引起城乡经济收入差平均增加0.168%。因此,增加农村居民社会收入是缩小西部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路径之一,可以从大力增加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收入、稳定政府部门的收入比重、制订促进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的优先序、构建农村住房补贴长效机制、尝试建立农村居民失业保险制度、进一步支持农村教育和基础设施发展、实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差异化战略等方面入手。     

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分析

目的 科学客观地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探寻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趋势,以期为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农村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建议。方法 文章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和西藏）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利用Dagum基尼系数研究区域差异,并根据Markov链分析动态演进趋势。结果 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各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存在非均衡性,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分布特征;在区域内差距上,东部区域内差异最大且呈现逐渐扩大趋势;在地区间差距上,东部—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大但呈现逐渐缩小趋势;从动态演进趋势来看,中国整体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处于由低阶段、中低阶段向中高阶段、高阶段快速发展提升的时期。结论 充分考虑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结合资源禀赋协调区域差异,切实实现各地区乡村发展能力的提升和优化,保障乡村振兴的有序平稳进行。     

长三角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正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我们在新时代做好农业农村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和农业农村工作的主旋律。长三角地区"三农"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是全国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建设水平和城乡统筹水平最高、城乡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在新时代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实践中,长三角地区既有基础有条件也有责任有必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找差距、补短板,勇创新佳绩、续写新辉煌,为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样本和积累经验。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生计资源多元化视角的经验分析

目的 在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道路进程中,识别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从农户生计资源多元化配置视角探索其作用机制。方法 文章合并使用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造衡量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相对剥夺指数,采用面板Tobit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生计资源多元化配置视角考察其作用机制。结果 （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减缓农户的相对收入剥夺程度,进而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上升1%,农户相对收入剥夺水平下降7.87%,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可信;（2）生计资源多元化是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机制,数字普惠金融缩差效应的11.85%可由该作用渠道来解释;（3）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缩减效应也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男性户主和45岁以下户主的农户、非农就业占比高和兼业化程度大的农户获得的数字普惠金融缩差“红利”更大。结论 作为新型金融供给方式,政府应大力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因地制宜实施农村数字金融政策,鼓励农户生计资源多元化配置,多渠道应对风险提高收入水平,进而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