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排斥对贫困地区乡村治理的影响研究——基于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045户农户数据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扶贫政策的不断推进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乡村治理体系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却也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1045户农户数据,采用多元处理效应模型探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及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排斥对中国贫困地区农户乡村治理体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均对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体系造成了严峻影响,且其影响程度呈现出“差序格局”。其次,相较于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地区社会信任稳态的冲击,劳动力市场排斥对农户的冲击影响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大。最后,当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对农户造成双重排斥时,农户社会信任将出现系统性失衡。因此,一方面要提高贫困人口识别精度,调整扶贫资源分配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地方性市场培育;另一方面要鼓励并保障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及充分就业,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以提高农业人口收入并扩大农业部门就业,进而缓解制度及经济双重排斥对中国贫困地区乡村治理体系的冲击。     

主体性视角下贫困农户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及对策

政府主体性在乡村贫困治理场域的持续凸显反衬贫困农户主体性的不足。乡村贫困治理场域中物质扶贫的强化和精神扶贫的式微形成一定反差,贫困农户主体性内生动力不足已经掣肘了乡村贫困治理实践的深度推进。须准确把握主体性视角下激发维持贫困农户内生动力的深刻价值,使其增强反贫困能力、融合内外部要素、强化发展性原则。村民政策需求与减贫制度供给错位、乡村主体性的消解弱化内生动力的持续、主体综合素质薄弱与思维系统缺乏优化等,导致贫困农户无法生成充足的内生动力。应以优化政策减贫制度供需关系、强化综合素质优化思维系统与乡村主体再造激发内生动力等,找出激发和增强贫困农户主体性内生动力的有效思路,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积极正向的精神促进力量。     

科技扶贫政策能降低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吗?——基于鄂南山区S县调查数据的政策效应评估

文章利用2020年鄂南山区S县贫困户脱贫质量调研数据,采用OLS和Probit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科技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检验了脱贫农户农技水平和持久脱贫信心在影响机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科技扶贫政策显著抑制了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脱贫农户农技水平和持久脱贫信心在科技扶贫政策和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之间均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明确了脱贫能力的提升和脱贫信心的增强是科技扶贫政策降低贫困脆弱性的深层原因。据此提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时间节点上,要加强对贫困户的识别能力,精准实施科技扶贫政策,瞄准脱贫人口提供农业技能培训,积极引导提高农户的内生动力,调动其参与科技扶贫的积极性,提高脱贫农户的农技水平,增强持久脱贫信心,使得科技扶贫政策取得更好的减贫增收效果,从而降低贫困脆弱性,确保脱贫农户稳定脱贫、不返贫。     

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否缓解贫困脆弱性——基于典型村庄调研数据的分析

中国的扶贫攻坚战略已步入成果巩固阶段,贫困不再仅是物质贫困,还延伸至风险及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农业风险是中国农村因灾致贫的根源之一,若政策性农业保险能有效降低农业风险所致损失,就有望降低贫困脆弱性。本文基于典型村庄调研数据,对样本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结果显示非建档立卡农户仍具有贫困脆弱性,存在返贫的可能,同时“随机性-暂时性”贫困农户占比较大;农业风险冲击下,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提高农户的农业风险保障水平,对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区分建档立卡农户与非建档立卡农户后可见,保费补贴对建档立卡农户缓解贫困脆弱性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研究结果表明,以稳定农户农业收入,转移和分散农业风险为目的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巩固脱贫成果、缓解贫困脆弱性及防范返贫具有重要作用。     

教育精准扶贫对农村大学生返乡意愿的影响研究

[目的]检视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大学生返乡意愿产生的影响,为完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破解乡村发展人才制约难题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文章根据教育扶贫目标多重性,从机理上将教育扶贫对象区分为乡村存量人口和乡村增量人口;以是否为建档立卡生身份为关键变量,对教育扶贫对乡村增量人口(农村大学生)返乡意愿的影响进行研究,通过问卷设计、数据收集和回归分析进行验证。[结果]教育精准扶贫能够增强农村大学生的返乡意愿;相较于男性,教育精准扶贫更能够增强女性大学生的返乡意愿;支持乡村发展的政策机制和城乡发展的市场机制是影响农村大学生返乡意愿宏观层面的重要机制,感恩机制及其机制作用的性别差异是教育精准扶贫对返乡意愿产生影响的重要通道。[结论]破解乡村振兴人才制约,可以在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强化感恩效应、加强对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引导;要关注不同农村大学生群体的返乡意愿差异,因势利导,因人施策。     

乡村振兴战略下连片特困地区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如何精准识别连片特困地区绝对贫困农户和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状况,是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条件。本文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秦巴山区为例,基于陕西、甘肃和四川3省1316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收入贫困及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劳动力流动比例每提升1单位,农户家庭陷入收入贫困的概率显著降低23.2%,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显著增加8.4%,表明劳动力流动会显著缓解农户收入贫困,但也会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2)在控制变量中,户主年龄、人口规模和户主婚姻对农户收入贫困有显著影响;户主婚姻、人口规模、抚养负担和医疗条件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影响。建议重点改善秦巴山区农户人居生活环境,提高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减缓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精准扶贫的二次正当性转变

为了扶贫减贫事业能够取得实效，国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要求，并发展出“扶真贫”“真扶贫”和“真脱贫”三个评价维度。精准扶贫方略的提出契合了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绝对贫困治理中，如果说从政治动员到技术动员是精准扶贫的一次正当性，那么在相对贫困治理中，促进国家的施政伦理与乡村基层的社群伦理的共通与兼容，则是精准扶贫的二次正当性。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数据质量控制能力，防范技术治理中的数字失真。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目的]科学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4期追踪数据,运用VEP法测算了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然后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果及中介效应机制。[结果]（1）近年来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中西部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比东部地区高;（2）精准扶贫政策显著降低了农户贫困脆弱性,政策效应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果愈发显著;（3）实证估计结果通过了连续型DID法与PSMDID法的稳健性检验;（4）异质性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脆弱性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对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大于对非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5）中介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社会资本的方式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结论]在贫困状况较为严重的地区,应保持帮扶政策持续稳定,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在识别贫困户和制定扶贫政策时,需关注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农户,提升其应对外界风险冲击的能力,同时应注重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形成多方面减贫合力。     

基于农户人口特征和收入结构的相对贫困群体政策支持研究——以山西省Y县为例

文章基于Y县的农户数据,对Y县相对贫困群体的人口和收入结构进行分析发现,相对贫困人群以老病残等特殊群体为主,相对贫困户的转移性收入占比较高,农业收入(经营性收入)和非农收入(工资性收入)的持续提高面临挑战,非建档立卡户中的相对贫困户(边缘户)财产性收入偏低。针对相对贫困人口的群体特征,应从转变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念、完善医疗保障政策、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发展型低收入群体社会救助政策、持续激发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和实施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增收的产业政策六个方面寻求相对贫困群体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基于动态贫困理论视角的精准扶贫机制创新

本文基于新时期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背景,利用动态贫困理论分析了精确瞄准贫困人口、精确帮扶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机制,提出针对不同贫困动态类型的贫困农户进行动态识别,为其提供相适宜的、精细化的帮扶政策;针对当前非贫困但贫困脆弱性较高的群体,应完善风险防范和社会保障机制,阻止其返贫;建立针对贫困人口的动态追踪和退出机制,及时调整帮扶政策,在巩固扶贫成果的同时实现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的提升,从而提高精准扶贫效率,发展和创新精准扶贫机制,按期实现全面脱贫的宏伟目标。     

易地扶贫搬迁、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不平等——来自陕南的证据

"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既强调精准脱贫,又要避免落入"政策陷阱",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谨防农户收入不平等导致的相对贫困风险。本文利用2015年的陕南入户调查数据,建立农户收入决定模型,探索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并基于夏普利值过程进行收入不平等的回归分解,量化了各因素在不收入不平等上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搬迁政策有效破解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发展困境,在实现贫困户有效增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五大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及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也不尽相同,生计资本在不同收入水平上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通过政策因素得以强化。本文为后续加强精准施策和精细管理提供启示。     

精准扶贫提高了贫困户的幸福感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精准扶贫是中国新时期农村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在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增收等客观福利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尚不明晰。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和2016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评估了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精准扶贫政策总体上提高了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2)通过进一步细分扶贫政策类型得出,瞄准人力资本改善的能力培育型扶贫政策能够显著提高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但直接给予经济物质支持的扶贫政策并未对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3)相较于年轻和深度贫困户,精准扶贫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在老年贫困户和一般贫困群体中更加显著。(4)从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发现,精准扶贫能够直接帮助贫困户增加经济收入,间接提升其主观社会地位并增强其村庄归属感,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群体政策支持问题研究

中央有关文件明确提出,要研究解决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群体缺乏政策支持等新问题~([1])。宁夏作为六盘山片区的核心区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重点一直瞄准着建档立卡贫困户,而对于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群体的关注程度明显不够,导致部分边缘户处于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夹心层"。因此,本文分析了宁夏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群体分布情况、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政策支持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的减贫增收效应研究 ——基于匹配倍差法估计

研究目的:探讨PPP模式农地整治和政府主导模式农地整治分别对建档立卡户和非建档立卡户的减贫增收效应及其差异。研究方法:可持续生计框架、问卷调查法、匹配倍差法。研究结果:政府主导模式农地整治对两类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且对非建档立卡户影响更大,对非建档立卡户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但增加值较小;PPP模式农地整治对两类农户家庭总收入、财产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有显著作用,且对非建档立卡户影响更大;PPP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户总收入、财产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政府主导模式。研究结论:应重视农地整治在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推进PPP模式农地整治的扶贫,完善相关政策并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同时加强农地整治扶贫与其他精准扶贫手段相结合,以促进农地整治项目区内农户全部脱贫。     

农民合作社减贫的农户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农民合作社具有“天然的”益贫特征,在精准扶贫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合作社减贫的农户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对于完善和优化合作社产业减贫政策,健全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文章基于2018年云南、贵州、陕西和甘肃4省欠发达地区1 551份农户的调研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M）,通过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合作社对农户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结果]（1）与未入社的农户相比,入社为其家庭总收入带来了约32.26%的收入增幅。合作社对非贫困农户、高收入分位数农户、中青年农户的减贫增收作用最明显。（2）除了对贫困农户财政性收入影响不显著外,合作社对不同贫困属性农户其他不同来源的收入均有提高,对贫困农户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影响最明显,对非贫困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影响最明显。（3）土地面积、生产性资产值、人情往来支出、户主受教育年限、是否参加专业培训、建档立卡户、是否有合作社、主要地理环境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入社决策;学生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入社决策。[结论]在积极培育和发展合作社,鼓励合作社由“重数量轻质量、重服务轻规范”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同...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贫困农户收入及其稳定性的影响——以山东、贵州两省为例

产业扶贫是促进贫困农户脱贫的重要措施,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帮助贫困农户实施产业扶贫和产业脱贫的主要载体。本文以2014年中国扶贫开发建档立卡数据库中山东和贵州两省3县60村5891户农户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促进贫困农户和低收入农户增收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贫困农户受益更大,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益贫性"特征比较明显。其根本原因在于贫困农户可获得"合作互助"与"政策扶持"的双重红利。然而,通过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入社与否的决定因素可知,相较于低收入农户,贫困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能性更小。此外,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对贫困农户返贫的抑制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土地要素对贫困影响分异识别研究

研究目的：精准识别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不同时期土地要素对贫困的可能影响,评估土地要素对绝对贫困的帮扶效果,为推进土地要素更为精准地实现相对贫困治理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多层线性模型。研究结果：（1）土地要素对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均具有较为突出的影响;（2）土地要素扶贫政策全面展开后,土地要素的资源和资本禀赋得到了有效改善,土地资本禀赋具有更为突出的未来改善潜力;（3）土地要素的资源和资本禀赋在各个时期都体现出了对贫困的异质性影响,资本禀赋相较于资源禀赋对于贫困均具有更强影响。研究结论：无论是在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治理中,均需高度重视土地要素的突出作用;在过去的扶贫攻坚战役中,一系列土地要素扶贫政策已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未来的相对贫困治理中亟待进一步促进土地要素禀赋改善,特别要着力重点提升土地要素资本化水平,从而有的放矢地推进更为精准的相对贫困治理。     

精准扶贫帮扶项目的减贫成效及其对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启示——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北大核心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本文基于2014—2020年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3个贫困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构建“反事实对照”测量并比较精准扶贫时期有无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解析了不同类别帮扶项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发现，2014—2020年样本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快速下降。与无帮扶项目情境相比，有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更快，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并未使当年样本农户贫困脆弱性出现较大波动。实证结果表明，直接增收类、提升生产性基础设施水平类、提升人力资本类和易地扶贫搬迁四类发展型项目，以及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均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同时，各类项目的影响也因致贫原因不同存在异质性。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可能增加因病或因残致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对降低该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更好作用。提升人力资本类项目对缺技术致贫家庭有更好的效果。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后扶贫时代建立贫困“事前”预警机制并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政策建议。     

乡村旅游扶贫中农户参与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基于扎根理论的湖南凤凰县案例研究

［目的］乡村旅游扶贫是推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当前,旅游扶贫工作已进入精准施策、深入攻坚的关键时期,研究农户参与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对于提高旅游扶贫效果,保障乡村旅游的益贫性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湖南省凤凰县14个自然村349份农户访谈数据,利用扎根理论方法的开放性编码、选择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三重过程,分析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结果］村民对乡村旅游发展存在核心诉求和主要期待,可构建“资源和市场—政策和环境—农户参与—精准扶贫”4个维度的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概念模型,据此识别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结论］贫困地区宜进一步重视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整体扶贫效益,夯实贫困地区旅游发展的政策和环境、资源和市场等综合环境,有效提升农户参与能力和获得感。     

精准扶贫:资产收益扶贫模式路径选择——基于四川实践探索

本文通过对四川省资产扶贫模式的观察和研究,认为资产扶贫模式是精准扶贫的有效载体,资产收益扶贫通过对地区致贫原因的精准瞄准实现了对贫困群体的精准帮扶。同时,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了地区的整体发展。通过资产收益扶贫模式的实施,参与试点的贫困农户获得了稳定增收的渠道、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增强、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农村社区建设得以推进,实现了贫困与非贫困群体、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多方共赢。